我不知道该如何像正常人那样生活

引子：华太师
　　有一次，一个陌生人来村里找人，在村口报上大名，听者说不知道。那人想了想说：“我找华太师。”“哦，华太师啊，早说嘛，从这里直走过去，丁字路口往左拐，*西头靠河边那家就是咯。”
　　华太师是我姑父，之一。他的大名很多人不知道，都喊他华太师或太师。这个诨号是我父亲起的，家父长于此道。二十多年前，华太师入赘我们徐家，成为我小爷爷唯一的养女的夫君。他对外宣称是个木匠，可是这二十多年来，村里人几乎没见过他拿起锯子刨子正经干过活。
　　其实初来我们村的那一会，他也是干过一些活儿的。90年我家翻建房子的时候，他给我家做了两扇门、一个柜子。那两扇门在家里所有的门中格外好认，其他的门都是实木板拼接的，就这两扇是框架外面包了两片三夹板。也就是说，它们没有缝隙。入住后的**年，黄梅天的时候门框受潮发胀，门就关不上了。我爸爸去找他，他极不情愿地拿着刨子过来，在门框侧面推了几下，嘴里还叼根烟。我拿起刨下来的刨花玩，那是一长条木片，极薄，圈成一卷。他也没干几分钟活，抱怨倒是一堆。那两扇门并不是什么要塞，后来也就很少去开关。直到老屋拆迁，可能都没怎么能再关上。另一个柜子也做得极其潦草，设计也很匪夷所思，好在我妈妈手巧，换换五金件什么的不在话下，也就这么凑合着用了十五年。
　　我家的门和柜子是如此，他木匠活的手艺可想而知了。
　　大多数时候你见到他，他都是穿着拖鞋端个茶杯在村里游荡。有人曾说，华太师一年要穿三百六十天拖鞋，冬天棉拖鞋，夏天凉拖鞋。此言不虚。他的拖鞋总是破破的，并且很脏。但他趿着拖鞋走路飞快，当然大部分时间他都不用走得很快。上城穿着拖鞋，下地也穿着拖鞋，有一次去山上扫墓他也是拖鞋，一手拎个茶杯走在*前面，我爸爸开玩笑说他那拖鞋是谢公屐。
　　这些年来，他的那个茶杯也是换过了不少的款式。有过一个深色的紫砂壶，是紫泥的，应该比较便宜吧，但他总吹牛说是谁谁谁送他的。他通常吃饭很早，吃完就拿着空茶壶上我家，把茶壶往桌子上一搁，不用人招呼就自己坐下来了。他总是坐在我家八仙桌*东边的位置，坐我爷爷旁边。他一坐下，我爸爸就给我使个眼色让我去沏茶，每次我放完茶叶，他都要让我再放一点，说自己喜欢喝浓茶。我心里是极不情愿的，所以才每次只放少少的茶叶。我妈妈也是很有意见的，觉得他一年要喝掉我家好几斤茶叶，我妈还断言，他家从来都不买茶叶。在我们这种盛产茶叶的地方，哪家没有茶叶，说明日子过得十分潦倒。他呷一口茶，开始天南海北地胡吹。有时候会挑剔说我家的红茶不好，说我改天拿包好茶叶来。这时候我妈妈就发出一个很不屑的鼻音，我知道她内心在想什么。他拿着紫砂壶喝茶的时候，都是直接用嘴从茶壶嘴里吸溜的。我曾经一度以为那样就是用紫砂壶喝茶的正确方式。后来他换了带着盖子的保温茶杯，吹牛内容就变成了这个杯子有多养生。说能把水变成弱碱性，对身体好。我爸爸说，养生么，不用干活就*养生了。这也是他的绰号的由来，在我爸爸的认知里，太师么就是喝着茶躺在太师椅上闲适地过衣食无忧的日子的。
　　每次听到别人这么说他，他都是讪讪地笑。露出两颗巨大的门牙。我不清楚他听不听得出来别人对他的嘲讽，反正每次都是露牙笑。
　　每到夏天，我家对门邻居就会拿华太师的龅牙说事，内容无外乎“要是有吃西瓜比赛，华太师肯定头一名。”
　　那么，华太师到底像不像我爸爸想象中的太师那么逍遥闲适呢？答案是肯定的。他来这里的二十多年，几乎没有正经干活，早上端着茶杯在村里到处逛，看见谁家大门开着就进去凑个热闹聊一会，往茶杯里添满茶水。下午在村里的老年活动室里搓麻将。他牌技不错，每天都能赢点饭菜钱。他们都说是村里的几个老人养了华太师一家。用现在的流行语说就是众筹吧。如果不是在老年活动室里，就是在某户人家搓麻将，反正下午总不能“闲着”。
　　不管搓不搓麻将，他都香烟不离嘴。香烟是在村里人开的小店里赊的。年底的时候他老婆会去帮他付清一年的香烟钱。我的那个姑姑有个固定的工作，在我们村办厂上班。付完钱她会逢人就说“老娘又去帮那短阳寿还钱了！一年到头没往家拿一分钱，吃穿用度都是老娘！”她喋喋不休地说一路，一直要持续到大年夜。然而过了一年又是新的开始了，小店里换了新的账本，华太师那
　　一页也是全新的。我姑姑照样和他恩恩爱爱，把所有的不满积攒到年末一次性发泄。有几年，他零散地接一些木匠活。然而经常只做半天，下午溜去搓麻将。被雇佣他的主人家说了之后，他不去搓麻将了，在人家刚安上的新浴缸里睡午觉。村里是没有秘密的，半天不到就传开了。几次下来就没人再找他干活了。
　　又有一阵子，他从他的哥哥家借来一条船，准备捕点鱼。然而那条船常年拴在桥埠头，*终成了我们这群孩子的大玩具，经常跳到船上去玩。有时胆子大的男孩子会把绳子解开，把船撑到河对岸去摘一棵大桑树上的桑葚，或者去摘漂浮在河面上的菱。有时会有村里人借了船去耥螺蛳、捞水草（喂猪或肥田）、罱河泥（肥田）……就是没有人见过华太师捕鱼。那条船还走之后，我和我的小伙伴着实伤心了一阵子。
　　此外，再没有见他有什么营生。
　　三年前，他突然下了个决定：去非洲打工！
　　过年的家宴上，他说要给小婷挣点嫁妆钱。小婷是他的独生女儿，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了。说过了年就走，去之前要打很多疫苗。
　　然后就真的去了。在利比里亚待了一整年。
　　回来之后的一次聚会上，他开始吹起牛逼来，说在利比里亚的工程上，他的木工技术已经是*好的了，那边的人真笨，什么都不会。乱也是乱，出门要警察陪同，不能独自出去。等等等等。
　　他这一年，工资是十万，奖金约三万，因为吃住都在工地上，没有什么花销。*大的开支是烟，要托回国的人带过来。休息的时候很少出去，就在工地上打牌，他的香烟钱都是赢来的，还能再攒起来一点。
　　第二年，做工程的老板邀请他再去。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理由是挣的钱够用了。他又重新拿起茶杯往人堆里扎，这次换成了一个透明的双层保温杯，能看到里面漂着半杯茶叶，还不烫手。他在一切可以插嘴的机会说他的非洲之年，说自己有多少存款——那是他这辈子挣得*大的一笔钱。下午和晚上的牌局也升级了，老年活动室的小牌局他再也瞧不上了。
　　那年春天，新闻里开始每天报道西非的埃博拉病毒疫情，利比里亚是*严重的地区之一。华太师就更得意了——“我就知道今年不能再去了！”
　　这是我知道的关于华太师的故事。
　　我把他的故事说给你听，作为《我不知道该如何像正常人那样生活》的引子。
　　我的用意，我想你知。
　　徐晚晴
　　2016年6月，于苏州
　　**章：早春的旧沙发和我的舅舅
　　我并不在意自己过着怎样的生活，因为我觉得它与我无关。我也不在意别人过着怎样的生活，我管不着。
　　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正坐在一张破沙发上，沙发就在马路边，马路边还有我舅舅的修鞋摊。我的舅舅，也就是那个五十多岁的半秃头修鞋匠，此时正坐在另一张破沙发上，抽着烟。初春的夕阳早早地照在他的秃顶上，他的头发是被呼啸而过的汽车扬起的风带走的。他的衣服上满是破洞、污渍和尘埃，看起来像穿了一辈子了。他的整个身子都陷在沙发里。沙发的一角露出发黄的海绵，像是马路上被车子轧过露出肚肠的死猫。他的毛线裤从外裤里露出来，再好的画家都说不上那是什么颜色。他穿着单鞋，脏到快要隐形的解放鞋。他正在抽烟，手像树皮，食指和中指半截都被烟熏得焦黄。他抽三块钱一包的香烟，很臭。
　　我看着我的舅舅，发现对他的描述是直观的，因为缺乏更深的感情而只好用各种比喻来填充。比喻是什么呢，是早春里让人不快的闷湿。我觉得有一些烦闷。可是我不想去仔细捕捉这种感觉。我不喜欢用放大镜去看，更希望隔着毛玻璃。因此，我舅舅当时跟我说的话，我听得并不真切。
　　他大约是问我是否有男朋友，打算什么时候找工作，成天待在家里有意思吗，总之就是这类的话，我在这几年里听得耳朵都生茧了。
　　就在一年以前，这些问题都能成功地击倒我，让我很羞愧，继而很恼火。现在，我觉得无所谓了，像我这样生活的人多了去了，为何不能多我一个？我的身后两米多的地方有个垃圾桶，此刻正传来阵阵白菜腐烂的气味，它有一点甜腻腻的烂香，我对此非常着迷。没有男朋友怎么啦？为什么非要工作？待在家里是没意思，但是大多数事情都没有意思，你成天在这马路边上有意思吗，也没意思吧，回到家舅妈一刻不停地跟你烦有意思吗？
　　我猜想，白菜腐烂有个临界点，在这个点之前，它还死撑着想要散发出一点好闻的味道，可是过了那个点，就全然不顾了，烂就烂吧，垃圾桶才是人生归宿。
　　我知道，我已经过了那个临界点。
　　我没有工作已经有很久了。不是一个月也不是半年，而是两年多。*近的一年，我经常到舅舅的修鞋摊边上坐坐，呼吸一下汽车尾气，听一听人声。
　　我家住在幸福小区。小区门口是一排小商铺，舅舅的修鞋摊就在小区门口的拐角处，旁边是杂货店和烧烤店，再往西是个网吧。那些从工业区骑破自行车来上网的打工仔有时候会来修鞋摊上借打气筒用一下。修鞋摊上怎么会有打气筒，这让我有点摸不着头脑。后来我舅舅告诉我，因为他下班时会骑自行车回去，怕车胎没气了。他特意跟我强调他是在“上班”。这个词在我舅舅看来也许是比较体面的吧。我从来没见过有谁来找我舅舅修鞋。马路对面就有个卖廉价服装的店，兼卖看起来闪闪发亮的时髦鞋子。我发现我舅舅就是每天这么在马路边的破沙发上坐着，抽掉一包香烟，等到太阳落在铁路桥后面就收摊回家。我觉得他的状态跟我差不多。修鞋摊上的两个沙发毫无疑问是别人扔掉的，黑色的人造革经风吹日晒后，散发着颓然的蓝光，了无生气。人造革裹着厚厚的人造海绵，我用眼睛就能感受到它有种让人沉溺的舒服，于是我就坐下去，像我舅舅那样把整个身子都陷在里面。啊，生活，我已经向你投降了。我丝毫不想抵抗，任由自己沦陷在这么一个被人遗弃的破沙发里。沙发后面有一棵香樟树，不算大，但也足够遮挡阳光。我的手指抠进破洞，在海绵中来回搅动，感觉这个沙发真是世界上*适合我的地方。
　　“你不能像我们这样的。”有时候，在很长很长的沉默中，舅舅会说这么一句话。
　　我慢慢地侧过头，朝另一个沙发里看去。他残存的一些头发是以怎样可笑形状在卷曲啊，像某种蕨类。我又把目光转向别处，并不回答他。
　　沉默就是回答。
　　有时会有风吹过，我闻到自己头发里的油腻味道。头发也有个临界点。从前我每天洗头发，觉得三天不洗就会很脏很脏。然而，当我一次次刷新不洗头发的纪录，我发现它在某个点之后就不再出油了，也就是说，不会更脏，只会很脏。但是，脏脏的也没啥不好，至少它跟这个沙发和这条马路很相配，跟我的生活很相配。我**次坐上沙发那天，是去市中心买衣服来着，白色的衣服上有个淡蓝色的领子，裙子是灰蓝色的，有钩出来的花边，有衬裙，金色的浅口皮鞋鞋头有一朵很精致的花。我买了衣服当即就换上，穿着一身簇新回家去。走到小区门口的时候，突然就走向舅舅的修鞋摊，问他我这一身新衣裳好不好看。我记不清他是怎样回答的了。心里有一个期待答案的时候，别人说什么都听不进的，时间久了，心里留下的还是那个期待中的回答。
　　当时，舅舅问我要不要吃根棒冰。我竟然说好。
　　从小，我爸爸就告诉我，别人问你要不要什么东西的时候，要说“不要”，因为别人也就是随口这么客气一下的，并不是真心想给你。我相信他是正确的，我这二十几年来，也都是这么贯彻的。但是，那天我对舅舅说“好”。他愣了几秒，然后掏钱去买了。他没有钱包，钱都放在一本很破很破的电话本里。我估摸着电话本的扉页上是一个俗气的泳装女郎，脸是上世纪90年代的那种肥肥的蠢笨的鹅蛋脸。
　　他递给我一根*便宜的绿豆棒冰，招呼我坐下。
　　于是我就这么坐在了他的宝座上。当时是初夏，太阳直射点还未到达北回归线，但是江南已经是一片暑热，人造革吸收了太阳的热力，又无私地奉送给我。我吃起棒冰来，绿色的液体滴答滴答落下来，跟毛毛虫的血液一模一样。
　　那一天的我，跟此时坐在沙发上的我，理论上来讲是同一个人，但实际上，大家都看出来并非一模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的呢？无非就是那时我穿皮鞋，现在趿拖鞋；那时香喷喷，现在脏兮兮；那时我是大学生，现在我是无业游民。
　　那天之后，我来这个修鞋摊无数次，舅舅再也没有客气一下问我要不要吃棒冰。我调整了一下坐姿，看着地砖缝里早早探出头来的一丛小草，模模糊糊地想了些舅舅的事迹。
　　小时候，我们都在农村，和村里所有的人一样，我舅舅也是个农民。但是，我舅舅是个不会种地的农民，在一个圩子里，庄稼长得*差的那块田，不消说，村里人都知道是我舅舅家的。他也不爱去打理，除草、治虫、施肥之类的事情，几乎不做。不仅如此，他还拒绝别人的好意帮忙。“松原，我今天治草时多了点草甘膦，顺便帮你家的田埂上也洒了。”邻田的主人如果跟我舅舅这么打招呼，我舅舅就会勃然大怒：“草甘膦这么毒的东西，以后米还怎么吃啊！”说话间，耳边的青筋暴起，似要跟人拼命。其实，对方这么做也并非出于纯然的善，而是考虑到草会从我舅舅家的田埂蔓到他家的稻田里。但是，帮别人家治草毕竟是花钱又费时的赔本买卖，我舅舅非但不识好，反而要责备别人，真是怪人一个。后来，村里人就算顺手把我舅舅家田埂上的草给治了，也不会去跟他打招呼了。
　　不仅是庄稼差，我舅舅家的田地还有个显著的特征，那就是种的东西很奇怪。有一年，他把稻田变作了菜地，种了一种奇怪的爬藤植物。夏天的时候，藤上结满了丑陋的瓜。那瓜青绿色的表皮疙疙瘩瘩，就像蛤蟆皮。小孩子有一种本能，会辨识出某物是否能吃，当时我就跟我表妹认定这种瓜不好吃。但我舅舅一口咬定，说它很好吃。在这里，不得不说一句，我舅舅虽然对别人态度很恶，但对我还是不错的，我是说小时候的我。后来，瓜皮渐渐转为金黄色，我舅舅就摘下两个分给我和表妹。我说的表妹，就是我舅舅的女儿，她叫肖芳芳。我怀着好奇把癞蛤蟆似的瓜皮扭开，里面呈现触目惊心的景象：每一颗种子上包裹着一层血红色的果肉，挤挤挨挨地被癞蛤蟆皮包裹着。有些好奇，也是为了验证我舅舅的失败，我尝了一口那血红色的果肉，软塌塌的，有一点点若有似无的甜，还没真切地尝到那甜味，舌头就已经碰到了硕大的“瓜籽”。聊胜于无，那个夏天，我和芳芳竟也吃掉了很多。这种丑陋的果实也并非一无是处，它有个很好的用途就是可以去馋村里的其他小朋友，因为他们都没有吃过。他们就去舅舅家的菜地里偷，吃剩下的种子来年被他们的母亲种在了房前屋后，于是有那么几年，整个村庄几乎爬满了这种植物的藤，我和村里的其他孩子在那些夏天不停地吃，拉出的便便也是触目的红色。后来，不知什么时候它就消失了。到前几年，我们这一代人突然集体怀旧，想念起这种丑陋的植物，那时候我才知道，它叫癞葡萄，葫芦科苦瓜属植物。
　　后来，我舅舅不知道又打起了什么主意，把自己的水田一半挖成塘，土用来填高另一半田。当时，圩子里每一块田都是互相关联的，因为水稻种植过程中需要灌溉很多次，一个生产队置备一个水泵，统一抽水，水流经每一块稻田，润泽大地。我舅舅这么一折腾，等于是断了下游田地的水流，自然是引起了一番口角。但他是一个我行我素的人，全然不管其他人家怎么说。生产队只好更改沟渠线路，重新安排。而我舅舅填起的那块高地，突兀地立在一片稻田中央。没多久，他竟然在高地上种起了仙人球和仙人掌。全村人都对他的疯狂举动嗤之以鼻，认为他太不像过日子的人了。可是，我舅舅却对那片仙人球投入了大量的热情和辛劳。他经常拿着一本书，圈圈画画，或者拿着一个小小的托盘秤，称沙子和煤渣的重量。匪夷所思的是，那些仙人球竟然长很好。要知道，这里是江南水乡，一年大部分时间都是湿度大得胳肢窝里能闷蘑菇，春雨、梅雨、秋雨、冬雨连绵不绝，就算是被窝里，也鲜有非常干燥的时候。仙人球和仙人掌不光是长得好，而且是太好了。
　　仙人球不断地生出小球来，小球大了又生小小球，就像细胞分裂那样无穷无尽。仙人掌长到植株
　　间完全没有空隙，后来开始开花，密密麻麻的开了半亩田的黄花。别人家收麦子的时候，我舅舅竟然搬个马扎坐在他的仙人掌地里，抽着烟，赏花。
　　自打他挖出那个水塘起，我爸爸就以为舅舅能正经地种一点芹菜、莲藕或者茭白之类的水生作物，他甚至一厢情愿地憧憬着过年时我舅舅能送两把新鲜的自产水芹菜来给我们尝尝鲜。孰料，我舅舅竟然在水塘里种上了睡莲。全村人对此都表示非常的不能理解。你说种个荷花嘛，还能吃吃藕，你这种点睡莲算个啥。然而，在我们这群小孩子眼中，这片睡莲池真是一个天堂。春天捉蝌蚪，夏天钓田鸡，冬天若碰上寒潮，还能在上面滑冰。睡莲开得很好，圆圆的叶子铺满了水面，粉色、嫩黄、洁白的睡莲轻轻地停歇在叶子和叶子之间，轻盈袅娜，娇俏可人。只是，再好看也不能当饭吃啊。
　　舅舅在院子里囤了很多很多的瓦盆，都是小小的成人的拳头大小。我们猜测着他是要把仙人球养大了装盆去卖，然而后来他什么都没有做，那些盆在院子里一堆就是十来年。这片仙人掌地似乎是我舅舅人生和性格的一个隐喻：突兀、无用并且刺人。
　　仙人掌花开到第三年，全村人都在地里收麦子，而我舅舅也像往年一样，坐在小马扎上抽烟看花，只见我舅妈穿着向渔民借来的一身潜水用的橡胶衣服，戴着大手套，扛着锄头来到他面前，用愤怒把仙人掌一棵棵锄掉，嘴里还骂着非常难听的话。我舅舅也没说啥，拎起马扎就回家去了。
　　那个秋天，村里大部分小孩都患上了流行性腮腺炎，*有效的土方法是用仙人掌肉捣碎了敷在患处。村民们四下寻找仙人掌的时候，不免感叹：松原家的那片仙人掌地要是没有毁掉，那该多好！
　　我舅舅是个爱折腾的人。他除了种地，也学过木匠手艺。但是，他总是做一些超常规的东西，比如，他曾做了一张长两米半，宽一米八的写字台。在今天看来，这写字台就是一张老板桌，全实木打造、全手工制作，用料考究，做工精细，放在大办公室里无比阔气，案头再放一盆极像假花的蝴蝶兰，暴发户气质油然而生。但在那个连电话都不普及的年代，它就是个无用的庞然大物。后来某个清晨，我爸爸推开门发现这个巨型写字台正沐着晨露兀立在我家晒谷场上，真让人哭笑不得。好在我妈是个动手能力极强的女人，她借来一把锯子，把写字台降低了三十公分，改装成一件床柜一体的高级家具，从此以后的很多年，我都是睡在那张写字台上的。作为一个木匠，他也是失败的，他做出来的东西是螺蛳镇上的一个笑话。
　　后来，我舅舅干过很多的活儿。他曾在村口摆摊卖水果，并且用白铁皮自制了很多水果刀，无一不是看起来很丑却极为锋利好用。他对这些器具非常自豪，越制越多，渐渐地，水果摊上水果少了，各种形状奇怪的水果刀却多起来了。我上大学的时候，我舅舅送来一把削瓜皮的刨子。这把刨子是灰蓝色的，看起来非常笨拙，我一直不好意思拿出来用，直到某天宿舍里那把高级的水果刀削掉了一位舍友手上一块皮后，我才从箱底翻出它来用，大家用过后都觉得好，之后它就成了我们宿舍里的镇舍之宝，被恭敬地放在书架*显眼处。
　　水果摊生意还行，我舅舅就琢磨着用废弃的柴油桶敲出了一个铁皮棚子，有门有窗有屋顶，挺像那么回事的。村里很多人都私下里评论说：“松原这个人，做人不怎么样，但做东西还是很有一手的。”这话传开了，先是卖馄饨的人来请我舅舅帮忙做个铁皮棚子，再后来，村口的小商贩们都来请他做棚子，于是他就专职做起了铁皮棚子。如果你在1990年代中期的三五年里，路过南山村村口的那条省道，就会看见一排形制相近的铁皮棚子，它们全出自我舅舅之手。
　　再后来，这些违建的棚子都被推土机掀翻了，于是我舅舅又一次转行了。
　　我舅舅拉起了板车，帮人运送一点东西。那时候电动的农用车还很少，城里人搬运一点东西都还是用人拉的板车。我舅舅默默拉货，不与人多话，不打探隐私，很多人觉得他老实可靠，经常给他介绍些生意。有一次帮X城中学副校长搬家后，副校长送给他半车茅台。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学生家长送给副校长的假酒，副校长收了那么多年的礼，不可能认不出这是假酒。副校长的假酒启发了我舅舅，之后，他开始逡巡于教育路上的几个小区，专门帮老师和教委的人搬运东西，顺便收购假烟假酒，然后再转手卖给那些想去给老师意思意思的学生家长。我舅舅是个很沉默的人，他总是独自拉板车，不与他的同行交流。他贩卖假烟假酒竟也没被抓到，并且还赚了点小钱。后来他的那些同行抢占了他的地盘，他也就收手不干了。
　　从那以后，他开始长久地坐在修鞋摊旁边的破沙发上。
　　修鞋怎么也算是个技术活儿，我舅舅是无师自通的。他有一台手摇补鞋机，类似于缝纫机，线是透明的鱼线或者是粗粗的尼龙线，用来缝鞋帮。这个机器是他置办的*大的一个家当。其他的工具，多是他自己敲敲打打做出来的。修鞋人都有一个鞋撑，它是用一根粗钢条连着两块铁板，下小上大，大的那块比普通的鞋子要小一点，做成近鞋底形状。钢条和铁皮是我外公捡回来的，我舅舅把它们焊接起来，就成了一个虽丑却结实好用的鞋撑。电焊机无疑是做铁皮棚子时置办的。
　　后来竟有个姑娘过来换高跟鞋鞋钉，他先把鞋子反扣在鞋撑上，鞋底朝上，拿出形状奇怪的老虎钳，一手按住鞋子，一手用钳子把鞋钉拧下来，然后在他的百宝箱里乱找一通，找出一个匹配的鞋钉，用一个小小的锤子一点一点敲进去。再从百宝箱里摸出两个芝麻洋钉，钉进去，加固，这鞋跟算修好了。我在一旁翻看这个百宝箱。箱子里有很多鞋掌、鞋跟、鞋钉。我拿出一个高跟鞋鞋跟上那种细细的鞋钉，它是黑色的，材质大约是橡胶，上面印着金灿灿的花纹，是某国际品牌的Logo。这里的人们，尚不认识这种奢侈品品牌，就像他们不知道维特根斯坦。不修鞋的时候，我舅舅偶尔会问我一些无聊的问题。我对他的提问置若罔闻。如果你像我这样经历过两年没有工作，并且还是生活在一个全是熟人的小世界，那么你就会明白我这么做是一种非常行之有效的生存方法。只有装聋作哑才能心安理得地活下去。
　　有时候，我会买一袋瓜子，坐在舅舅修鞋摊旁边的破沙发上嗑瓜子。我一刻也不停下，手像被某根线牵着一样去抓塑料袋里的瓜子，放到嘴边，咔擦咬开，舌头灵巧地取走瓜子仁，手拈着破裂的瓜子壳，投向沙发右侧。瓜子壳渐渐将草坪砖铺满，香喷喷的一地狼藉。
　　这就是我理想中的生活，睡到中午起来，午饭后买上两块钱瓜子，一言不发地将它嗑完，这时候太阳正好也落在了西边的铁路桥下。如此香气扑鼻的生活。有一天我会嗑完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瓜子，刷牙、洗手，然后爬进棺材，心想我这辈子已经尽心尽力别无他求。
　　我的舅舅接着说：“照我说，女孩子就应该少读书，你看你，都读傻了，连找个男人都不会！男人呢，不喜欢女人会那些花架子，他们要的是好看、能生娃、会过日子。你看芳芳，她学习不好吧，也没花多少钱。后来我送她去学电脑，她不光学会了打字收银，还会在网上找朋友，小伙子人不错，会挣钱，他们这个月廿八订婚，五一节结婚。”
　　听到这里，我才明白过来，为何我舅舅会对我说这番话，因为我表妹芳芳要结婚了！
　　但是，芳芳结婚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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