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西北少数民族道德若干重要问题研究

　　《西北少数民族道德若干重要问题研究》：　　在哈萨克族和蒙古族的民族道德中，重视民族成员间的互助合作也是相同的。这与他们在相似地理条件下产生的生活方式有很大的关系。蒙古族和哈萨克族的互助合作体现在诸多方面，如在遭受风雪、水火等灾害之后，民族成员之间互相提供帮助，资助物资。那些不愿帮助别人的民族成员，在这些民族中往往是不受欢迎的。蒙古族和哈萨克族所从事的畜牧生产都具有游牧性质，根据季节和水草质量的转换定期转移草场是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项重大任务。相互帮助成为牧民在这个过程中的重要内容。　　以上种种，正反映了由某种特定地理环境对民族道德的形成所产生的作用。地理环境通过作用于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使民族道德也不可避免的打上地理环境的烙印。　　3.地域的“初级群体”向“国家群体”转变。“初级群体”指民族共同体成员的联系是由世世代代居住的地域关系、历史形成的民族血缘关系、祖辈相传的亲属亲密关系构成。这个“初级群体”是民族共同体的原初形式和与生俱来的社会构成，是凭借个人意志和行为无法改变的基本现实。但是，这个形态的民族共同体仅仅是一种历史记忆和文化记忆的延续和传承，其道德必然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改变自己的原初面貌。这个改变不仅仅是物质的富足、生活的舒适和交通的便利的出现，更重要的是精神家园的构筑的方式方法的创新。“初级群体”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虽然具有完全的“族群性”道德的特征和形态，但是并不具备完全的“国家性”道德的特征和形态。相比较而言，“国家群体”不仅仅是一个原初意义的族群概念，也是一个为一定目的活动的人们构建的政治组织、疆域组织和道德存在。以此衡量“初级群体”，可以看到“初级群体”的不完备的外延和不充足的内涵。受到疆域的限制，“初级群体”的成员被一个地域“围栏”圈住，活动范围狭小，活动区域有限，“初级群体”的成员还被所谓的“地域道德”制约，文化影响力有限，与外界沟通和互动受阻。“国家群体”的核心乃是一种人为性很强的制度构建，是占统治地位、掌握统治资源的统治阶级所建立的政治制度和政治道德的延伸。这个政治制度和政治道德是这个国家存在的依据，也是这个国家发展和进步的动力。“国家群体”乃是政治制度的衍生物，是政治制度转化为新的生产形态的结果，是族群道德向国家道德的转变。政治制度对“初级群体”的改变和提升主要通过“道德文化适应”进行。在政治制度的框架里，“初级群体”成员的民族、宗教、文化、习惯等的差别，被公民的责任、义务、职责和准则的无差别性代替。为了适应和生存，“初级群体”成员不得不改变自己原有的生活和生存方式，不仅要对自己的行为加上公民法律和公民道德的约束，而且要学习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新的思想观念、新的思维方式和新的交往沟通的方式方法。我们发现，“初级群体”的道德文化行为的差异比国家行为的差异更明显，“国家群体”的道德文化行为的一致性比“初级群体”的一致性的强制力和公信力更明显。“初级群体”的宗教认同乃是“历史意识的认同”，是对与生俱来的民族身份、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的一脉相承和全盘肯定。这就像一个新生婴儿的胎记与生俱来，挥之不去。“国家群体”的国家认同则是与之不同的“参与式认同”。国家的构建不管其创始者的动机和需要怎么不同，但是，*根本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相同的，这就是吸引人民群众参与国家政治制度建设和对国家事务的管理。在国家认同的形成过程中，“各民族的相遇”乃是不可避免的谁也不能逃脱的现实。谁来适应谁的问题不可回避地摆在各民族面前。这就需要国家认同来表达各民族相遇的认知和结果。“各民族的相遇”在改革开放时代随处可见，如果没有国家认同的支撑，这种“各民族的相遇”的交往交流交融就会出现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就会趁机兴风作浪，地域封闭造成的精神封闭的格局就难以改变。这里把从“初级群体”到“国家群体”的这一转变过程称作“道德文化适应”。“道德文化适应”这个概念是美国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等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道德文化适应”原义指“当具有不同文化的各群体进行持续而直接的接触后，双方或一方原有的文化模式因之而发生变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