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忘于江湖

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地球上行走
　　——说不尽的路遥，谜一样的路遥路遥在去世前几年，就已经生肝病了，肝硬化肝腹水。他找了个老中医，偷偷吃药，不让社会知道他有病，不愿示弱。1991年8月份吧，他把省作协的房子装修好了以后，在地板上睡了一夜，第二天坐火车去延安。一下火车，人腿一软就坐到地上起不来了，于是到延安地区医院去住院。
　　医院二楼的楼梯底下，有个不规则的小房子，大约有5平米吧，路遥住院就在那里。我去看他，我说，你把自己折磨成什么样子了，有了病，怕人知道，这想法真可笑。路遥说他脑子已经乱了，失去判断了，想等四弟猴蛮来给他出主意。我说你要相信科学，现在赶快回西安，去北京，请专家。
　　那天我和路遥谈了很多话，主要是叙述过去的友情。他说了几句重要的话，这话是说：疾病使我的人生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此天下人都是朋友！我十分理解他这句话的含义。这句话有向过去他伤过的人道歉的意思，包括向我。这么一个骄傲的人，强势的人，这一刻说这话，叫我感动。路遥去世后，我在悼念文章《扶路遥上山》中将路遥这话说给所有的人。
　　后来在西安西京医院住院期间，11月15号，我去看他。路遥在里间，我在外间，医生说路遥不能说话，让我给写条子，我于是在医生给的处方签上写了一段话：路遥兄，你是一个坚强的人，你不会被疾病打倒，你一定能跨过这个门槛的！所有的朋友都为你祈祷！那次听医生说，他的病情已经好转了，回头了，谁知道三天以后，1992年11月17日中午，路遥去世。
　　路遥去世后，十周年时在陕师大举行纪念会，十五周年时在北京现代文学馆举行纪念会，我都去参加，并代表陕西文艺界讲话。我在讲话中说，路遥是新时期一位重要的小说家，他的《人生》，他的《平凡的世界》已经成为经典，成为大学和军营阅览室里借阅*多的小说。他的创作经历，奋斗经历已经超越了文学本身，成为一个标志，给后来的陕北儿女以感召。
　　路遥逝世二十周年前夕，家乡清涧县在他老屋的门口建了一个纪念馆，我去参加开馆仪式。聚餐时，路遥的女儿喊着“高叔叔”过来给我敬酒，我对着孱弱的孩子在那一刻百感交集，流下了眼泪。我对孩子说，叔叔领着你，给那些帮助过你父亲的人敬个酒，这样领着孩子走了一圈。我还对明明说，路遥希望你长大后当一个女子足球运动员。他喜欢足球，他常说：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与这个城市喜欢足球的人数成正比。他还说，如果他是个足球运动员的话，即便腿被踢断了，那么连球带腿一块往门里踢。
　　路遥个头不高，大约一米六六吧！圆脸，褐色的，眼睛很小，经常眯着，后来给眼睛上架了个宽腿腿的眼镜。鼻孔、耳朵有毛发长出，罗圈腿，是内罗圈，所以脚下那双廉价的皮鞋老是底朝里翻着。皮鞋住旅社时，用卫生纸蘸些水管里的水擦一擦。走起路来一个肩膀高，一个肩膀低，高的那个在前头戳着，低的那个在后面拖着，后面的肩膀上，常挎着个大包。他写完《人生》，大包里装着一大摞手稿，就这样一闪一闪向朋友走来。
　　他的相貌是典型的匈奴人特征。一位意大利传教士，曾经到帐篷里为阿提拉大帝治病。他在书中说，阿提拉短个子，褐色的圆脸，鼻梁有些塌，眼睛很小，好像怕光一样地眯着，罗圈腿（因为骑马太多的缘故）。当他站在地面上的时候，与我们普通人没什么两样，而当他一旦跨上马背，与马结为一个战斗单位以后，他雄踞多瑙河，眯起的眼，随时准备把欧罗巴大陆鲸吞入腹，那情形令人恐惧。
　　所有的批评家们在分析路遥的作品，分析路遥人格的优点和缺点时，都没有谈到陕北地域文化对他的决定性影响。陕北是一个多民族长期混居的地方。路遥后来虽然来到西安，在这里居住了十多年，但是一直没有能融入这个四方城中去。他对我说，他总是担心，担心晚上睡着以后被人抬着扔出城去。
　　路遥有着苦难的童年，他的类似司汤达小说《红与黑》中于连·索黑尔式的性格，他的代表作《人生》《平凡的世界》中那种小人物不安于卑微和贫贱，渴望飞得更高的主题，都与苦难的童年有关。六岁或者七岁那年，他被父亲带着，从清涧老家讨饭吃走了五十里，顺秀延河走到伯父家。父亲要走了，哄他说，你先在这待着，等秋庄稼收下后，我来接你。路遥那时候已经明白，他被过继给伯父了，但是没有把这说穿。路遥送父亲，送了很远。夕阳凄凉地照耀着这一块饥饿的高原。路遥对我说，他一直看着父亲佝偻的身影，消失在山路的弯腰处，被连绵的山头挡住了，才号啕大哭起来，抹着泪往回走。
　　后来上小学时，一天晚自习前课外活动，操场里满是人。一位小干部的子弟，他的书包里总揣着一个白馍馍。那天他在操场上吃，路遥在旁边眼馋地看着。“王维国同学你想吃吗?你爬在地上学一声狗叫，我给你喂一块！”那同学说。路遥于是爬在地上，学一声狗叫，用嘴去接一块馍。上晚自习的铃声响起，同学们都离开了操场去教室，只有路遥没有离开，他饿着肚子，佝偻着腰望着夜空，因为他听政治老师说，今天晚上有个叫加加林的苏联少校，要驾着飞船去登月球，他将从陕北高原的夜空中飞过。这个半大孩子，热泪涟涟地望着夜空。许多年以后，他把他的一部名叫《人生》的作品的主人公叫作“高加林”。
　　关于中篇小说《人生》的写作情况，我是知道一些的。路遥的四弟叫猴蛮，在清涧老家，他出生下来还一直没有见过路遥。他给路遥写了封信，让给找个工作。路遥给回了信，让他到延安来等他。后来路遥回延安，先到报社找我（我那个时期在《延安日报》做文艺副刊编辑），我说猴蛮我见过，好像在东郊延安大桥头农民工市场，披着烂棉袄躺在那里等人叫，现在，听说在给西沟一户圈窑的人家往半山上背石头。我是听文联的陈泽顺说的，因为猴蛮有时晚上会到他家看一阵电视。于是路遥又到文联找泽顺，然后到西沟满沟去找。
　　半山上有一户人家，三口石窑已经快圈好了。一个穿红背心的小伙子，颤巍巍地正往山上背石头，路遥喊了一声“猴蛮”，那后生停下来，从背上放下石头，应了一声。路遥疯了一样一扑蹿上山去，抱住猴蛮，“我亲爱的弟弟呀！”两个从出生就没有见过面的兄弟，抱头痛哭。
　　后来在延安饭店五楼，开了个房间。猴蛮开始讲他的苦难经历，讲了三天三夜，兄弟俩哭成一团。三天三夜后，路遥做出个决定，要将猴蛮的故事写成小说。他还给弟弟取了个新名字，叫“王天乐”。然后，甘泉县文化馆的张弢来接他，他到甘泉县宾馆。记得走的时候，我把我的两条烟给他带上做干粮，他说：“抽好烟，写好小说！”
　　两个月以后，他坐长途车从甘泉县回到延安，一下车就来找我，如前所述，背上背着一大包《人生》的手稿。他的脸整个地瘦了一圈，走起路来罗圈腿有点踉跄。他说，“中国文坛有一件大事要发生了，路遥的《人生》写出来了！”他还说：“小说要拿去冲击全国中篇小说奖，长篇的字数是13万字以上，我本来还可以往长写，不写了，只写12万8千字，这样算是中篇，好用来评奖。”
　　路遥背着《人生》手稿，住进延安宾馆，那天晚上，他彻夜未眠，像一个农民收获了一料好庄稼一样兴奋。那天晚上延安城布满了月光，我和猴蛮陪着他，从北关走到南关，又从南关走到北关，走了好几个来回，直到凌晨三点多才回到宾馆。那天晚上他说了很多的话，说的*多的是他的初恋。她是一个在延川插队的北京女知青。路遥说《惊心动魄的一幕》获奖后，在北京,一个女的把电话打到他的房间，路遥问你是谁，电话中说是你的一位陌生的老朋友，路遥说你再不说名字我就挂断电话了，电话中说你站到窗台边上往下看，马路对面有一个穿红风衣的女子，那就是我。路遥说他往下一看，登时脑子就爆炸了。他扔下电话向楼下跑去。后来他说他想不明白马路上有那么多的车，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压死他。
　　路遥给我说，那女的后来嫁给了一名海军军官。她曾经多次到西安来过，站在街道上望着路遥家那个五楼的阳台，听人说哪个阳台上没有花就是路遥家——我至今还不明白，路遥这一晚上的话中，是臆想的成分多一点呢还是真实的成分多一些。
　　这里顺便说说路遥家庭的情况。这话不好说，但还是想在这里说一说。我始终觉得路遥的妻子是一个好女人，路遥的作品几次获奖都离不开她的帮助。路遥去世后，很多媒体包括传记作者采访我，要我谈谈路遥的家庭，我很严肃地对他们说，你们不管怎么抬高路遥我都没有意见，但是不准伤害林达。夫妻之间的事情外边人很难说清。我还说这不光是我的意见，也是作协大院里前辈作家们的意见。
　　顺便再说一件事情，有个朋友要设立一个路遥奖，找过我几次，我对他说，这事不是我们不支持，而是该奖没有得到路遥女儿的认可，你叫我们见了孩子怎么说？假如有一天孩子认可了，我们一定会全力支持。
　　《人生》出版后，路遥拿着中青社的版本来找我，吞吞吐吐地告诉我，一不小心用了你的诗，你该不会告我侵权吧？他翻到那一页，是我的那首《秋日断想》九节中的一节——你是一只生着翅膀的大雁，自由地去爱每一片蓝天，哪一块土地适宜你生存，你就把那里当作家园。路遥说我已经想好了，假如你要告我，我就说这是黄亚萍抄了著名诗人高建群的诗送给高加林的，和我路遥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听后笑了，我说我的几句歪诗能上你的大作是荣幸啊，咱以后不说这事了。
　　路遥对“人生”这个名字不满意，却又苦于找不到一个更好的名字。《人生》中高加林这个名字，如前所述，得于苏联航天员加加林少校。里面的故事原型是他的弟弟猴蛮，猴蛮后来怎样？路遥给他改名为王天乐。我父亲要了一个铜川煤矿的招工指标给了王天乐，这样他到了铜川煤矿挖煤。几年以后路遥给我写信想把天乐调到延安日报社（当时也给其他人写过这样的信），于是我领着天乐拿着路遥的信，求爷爷告奶奶跑了几个月，才办妥此事。当然主要是路遥的影响力，我只是个跑腿办事的。后来路遥又求人把天乐调到陕西日报社。天乐也已经去世了，同样的病。这是一个天分极高的人，他去世前获得中国新闻*高奖——长江韬奋奖。
　　《平凡的世界》里边用了许多王天乐的经历和故事。天乐说你把我的故事都写完了叫我将来写什么？路遥说你将来写我的故事。
　　大约是一九八五年的正月十五，路遥约我说是要到黄陵的店头煤矿为他的长篇收集素材，他还要把即将开笔的长篇给我讲一遍。他说这有个好处，帮助他圆满故事丰满人物。讲着讲着真的就成了假的了假的就成了真的了，连自己也分辨不清了，这样就可以动笔了。于是我陪着他到店头煤矿一个叫陶家山的矿主的窑里，钻了一天，然后又来到县城的轩辕宾馆，开了个房间，他讲我听，折腾了三天三夜。
　　记得《平凡的世界》那时还不叫这名字，它分为三部，**部叫《黄土》，第二部叫《黑金》，第三部叫《大时代》，总的书名叫《走向大时代》。据说是中青社的著名编辑王维玲给改的，这真是一个从容、大气的好书名。
　　《平凡的世界》写作途中我看过他几次，开笔是在吴起县武装部的一口窑洞里，他的一个同学在那里供职。我去看路遥，路遥愁苦地说，洗不成澡，不方便，看来得挪地方。他还在延安宾馆的一个房间里写作过，晚上我去看他，路遥整个人面色浮肿，虚脱得不成样子了，“谁能替我多好呀！”路遥噙着眼泪说。他每天写五千字，完成任务后给宾馆的墙上画上一道，这样他数墙上的道道就知道自己写了多少了，过多少天了。他用的是方格纸，一页三百二十个字，每天五千字得写将近二十页。记得他的案头上墩了厚厚一摞，有半尺高。他对我说，他妈的不知道能不能出版，也许是一堆废纸。
　　大约一九八三年吧，清查“文革”，路遥好像也受到了牵连。他到延安报社来找我，面色铁青，人沮丧到了极点，他对我说，这些天来他脑子里来来回回回旋着一句话，这句话是“路遥啊，你的苦难是多么的深重啊！”中午吃饭我说咱们到市场沟口去吃个羊肉泡馍吧，路遥哎了一声说，人活低了就按低的来。我说谁也挡不住你创作，外面混不下去你就回延安吧。路遥听了默默无语，面无表情。一个礼拜之后的清晨六点，我骑了辆破自行车，后座上带着路遥，把他送到东关汽车站。
　　在路遥的成长和创作过程中，省作协的前辈们给过他很多帮助。比如在“文革”这个问题上，时任作协党组书记的李若冰老师就给过很大的帮助。当年路遥回到农村，写了个《优胜红旗》的小小说，寄给《陕西文艺》（现在的《延河》），李若冰夫人贺抒玉、杜鹏程夫人张问彬专程去延川县看他，给这个回乡青年送稿纸。1980年春天调路遥的时候，是《延河》主编王丕祥、副主编贺抒玉来延安调的。当时教育局不放，说还从来没有见过大学生从贫困山区向大城市分配的。后来王丕祥接通了省教育厅的电话，这边的厅长恰好是王丕祥延安时期的老战友，王老师说你狗日的难道想让我提上个酒瓶瓶来送礼吗？电话那头的厅长笑了，他说你把电话给局长，让他接电话办手续。路遥就这样从原来的大学生实习、借调办了正式手续，进了省作协。这些可敬的前辈们那个时期只要哪里有个人才，就想方设法去挖，那真是一个光荣与梦想的文学年代。在这里我还想向被路遥称为“文学教父”的柳青致敬，路遥一直视柳青为榜样。
　　在《平凡的世界》热播之际，我为此写上以上的文字。文章有些长了，那么*后就用我的《*后一个匈奴》中的一段对于陕北大文化的诠释作为结束——“在这个地球偏僻的一隅，生活着一群有些奇特的人们。他们固执，他们天真善良。他们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他们自命不凡以至目空天下。他们大约有些神经质。他们世世代代做着英雄梦想，并且用自身去创造传说。他们是斯巴达克斯和堂吉诃德性格的奇妙结合。他们把死亡叫作‘上山’，把出生叫作‘落草’，把生存过程本身叫作‘受苦’。”大漠落日自辉煌
　　——悼念张贤亮1992年路遥去世的时候，我为他写了悼念文章，名字叫《扶路遥上山》。老百姓说了，先走为神，死者为大。
　　2000年昌耀去世的时候，我正在新疆。新疆的诗人们在乌鲁木齐一心书店召开“昌耀之死”纪念会。我在会上作了“西部不但是中国的地理高度也是精神高度”的演讲，以此悼念这位新诗发展史上杰出的青海诗人。
　　今天，我写这篇文章来悼念我*好的朋友和兄长张贤亮先生。几天前，一位网友在网上问我，说张贤亮老师得了不好的病，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记得8月2号,我在贵阳参加第二十四届书博会，晚上老作家何士光问我张贤亮先生的情况，我说好像是不太好，我打个电话吧。电话打过去也没有人接，于是我发了个短信，祝他安心养病。我得到贤亮先生得癌症的消息是在今年春节正月初五，那天十月出版社编辑张引墨回西安，饭间她对我说，贤亮先生得了不好的病了，记得当时我还跟他通了电话拜年。电话中不好说病的事，于是我又发了个短信说，当代文坛**人，大漠落日自辉煌。我想他应当明白我短信中的哀伤之意。
　　得到先生去世的消息是在昨天晚上。一群朋友们正在一起吃饭，突然有人说贤亮先生过世了，那一刻,我眼前一片黑暗。之后我在微信上发了七八条短文，以排遣我的心情。
　　**条，我*好的朋友和兄长贤亮先生去世了。我在**时间献上深深的哀悼。世界在这一刻一片黑暗！如果必要，我准备起身去银川亲自吊唁！
　　第二条，我的三位好友，先是路遥，再是昌耀，再是张贤亮，他们都先走了。
　　第三条，今年春节，我已经得到贤亮得癌症的消息，我给贤亮发短信说，当代文坛**人，大漠落日自辉煌。
　　第四条，网上有人问我对贤亮先生的评价，我回答，那一年，高行健先生刚刚获奖，一位美国访问学者请我谈感想。我说，这个瑞典火药商设的奖，也不是那么太神秘，这个奖，如果要颁给中国作家的话，**个也许是写《习惯死亡》的张贤亮，第二个是写《心灵史》的张承志。网友朋友，要问对贤亮先生的评价，这是老高的评价！
　　第五条，宁夏文联、作协并剑华女士：绝代风华、文坛巨子、我*好的朋友和兄长贤亮先生大行，谨表示*诚挚的哀悼！我将写文章纪念！陕西高建群痛悼。
　　第六条，张贤亮创作的*重要的意义在于，五四运动“为人生”的文学主张，在隔断许多年后，新时期文学开始时，被重新拾起，张贤亮先生就是这股文学潮流的重要代表作家、旗帜人物。我看了新浪网上一些所谓的学者评论张贤亮，都是他妈的隔靴搔痒，不得要领！
　　我和贤亮先生比较深入的接触是在1991年的中国作协庄重文文学奖颁奖会上，那次获奖的陕西作家除了我之外还有贾平凹、杨争光，张贤亮则是评委。颁奖仪式在西安举行，中国作协张锲来主持。那次好像张贤亮刚刚从贵州讲学回来，还带着他的孩子。晚上省作协李秀娥说，请我们东新街去吃夜市。贤亮说，他有评审费，意外之财，他请客。就这样一个地摊一个地摊吃到半夜。那次他讲了一个重要的文学观点，他说他对贵州作家们说，如何才能写出一个民族的史诗。这要寻找他们的断代史，把断代史写出来了自然就把民族史写出来了。例如，苗族妇女头顶上带着十几斤重的银首饰，家里却穷得买不起盐巴。这个民族在历史上一定有过雍容华贵的时期，然后被赶入深山，沦落到后来赤贫的地步。你把这个节点和拐点写出来了，你就把这个民族写出来了。
　　几年以后我去宁夏，为宁夏电视台拍一部电视剧的事，我去拜谒贤亮先生，贤亮先生见我来了提出要和我比赛书法。来到办公室，他坐在一个大大的老板桌背后，身旁站着秘书小姐。他对我说，这个老板桌不是文联给配的也不是作协给配的，是公司给配的。我说文化人混到这个份上了让我很眼红，我们陕西作家怎么不懂得经商。他说，你们陕西作家只是一些著名农民而已，怎么跟我比，我家三代都是资本家。然后又说，你们陕西有个作家叫个什么娃，他把这个娃改成那个凹了，他以为改成这个凹了就不是农民了。
　　说话间，在老板桌上铺开稿纸开始比赛书法，我问他的书法是跟谁学的，他说是跟高占祥学的。他问我的书法是跟谁学的，我说是跟魏碑学的。他动笔为我写了个“春秋多佳日，西北有高楼”，称赞我是西北一座高楼。我为他写了“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写罢之后，我解释说，当年气吞万里的赳赳武夫岳飞，站在江南岸，立志要将贺兰山踏破，结果没有踏破，而今江南才子张贤亮，一只秃笔，雄霸文坛有年，倒是真的把贺兰山“踏破”了。
　　记得那次，西影厂编剧张敏先生也去了，张先生曾是张贤亮电影《黑炮事件》的编辑，和张贤亮很熟。他提着张贤亮的耳朵，让给自己写“以笔做剑，横扫文坛”八个字。写好以后，张贤亮觉得有点不合适就不写落款了，张敏说，你签名啊签名啊，张贤亮脑子一转，写道：录张敏老弟豪言——张贤亮。
　　那次还参观了西部影城，贤亮先生说，宁夏有什么，宁夏不就是有荒凉么，我这叫出卖荒凉。游客们来这里带走的是一脚土，留下的是口袋里的钱。还说，开始的时候镇北堡里面住着的牧民不搬家，一有拍电影的牧民就把羊赶来捣乱。他给牧民去做工作，牧民说，当年马鸿逵马主席手握两把盒子枪都没能把我们赶走，你张主席手无缚鸡之力的一介书生想把我们赶走，休想！贤亮说，于是他把牧民的孩子聘作讲解员，又拉他们到广州培训了一次，这样孩子给家长做工作算是把牧民迁走了。
　　记得那次宁夏的作家们请我吃饭，他们对张贤亮的骄傲自大、目空天下多有微词。我对他们说，理解张贤亮，包容张贤亮，爱护张贤亮，一个中国文坛的堂吉诃德而已。我还说，每个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家都是一个自我中心主义者，一个自我膨胀、有着病态的自恋情结的人，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既然你们有幸或不幸与一位大师生活在同一个城市，那么你们就得忍受他。
　　还有一次，大约1997年冬天，我随央视“中国大西北摄制组”到宁夏（周涛、毕淑敏和我是总撰稿），贤亮先生听说后请我们吃饭。那天饭局上，有西宁的市委书记刘忠。记得张贤亮给刘忠书记倒他的宁夏干红时把酒杯给打翻了，泼了一桌。张贤亮马上大声说，恭喜你啊书记，你要发了，三点水加个发字就是“泼”，恭喜恭喜你要发了！然后倒完酒后在我耳边说，建群老弟你要好好跟老兄学，这叫给领导点眼药水。那次贤亮夫人剑华女士没有来，第二天她又单独请我们吃饭。记得我给她写了一幅字叫“骑驴过小桥，独叹梅花瘦”。我和剑华女士认识得好像还要更早一些。记得她谈过张贤亮写《习惯死亡》的创作过程，她说那是张贤亮写得*艰难的一部小说，整个一个冬天，人盘腿坐在炕上，就着个小炕桌，吭哧吭哧一个字一个字地抠。
　　2010年，我去额济纳旗看胡杨林，到了银川，过江东、拜乔老，我去影视城看张贤亮先生。大门口横着个杆子，一上一下的像是吊桥。有两个穿着古装衣服背上印着“兵”“卒”字样的门卫把守，手上好像还拿着鬼头刀，不让我的车进。我指着两个士兵的鼻子说，回去禀报你们张主席，就说陕西的高主席来了。记得他说过，这影视城我当一半的家。门卫见说，有一个跑步回去禀报了。一会儿，张贤亮的总管影视城的马樱花老总出现了。她说贤亮已经接到文联的电话知道我来了，正在会客室等我。后来在会客室，我和贤亮先生促膝长谈了有一个小时，谈当代文坛，谈物是人非，他还给我介绍了他的新作《一亿六》的情况。*后，他拿出一幅他早就写好的字送我到门口。那次我已经明显地感到他气力虚弱了。
　　他写的那一幅字是：“迎风冒雪不趋时，傲骨何须伯乐知，野马平生难负重，老来犹向莽原驰。建群仁弟雅正，庚寅秋，张贤亮。”
　　大漠落日自辉煌。贤亮先生的诗中明显的有一种满怀抱负、未尽之志，尚未完成的憾意。记得有一次他对我说过，一次开作代会，一个代表赶上来拍着他的肩膀说，祝贺你连任副主席。后来才发现认错人了，两人都很尴尬。还记得有一次他对我说，这一次开全国政协会，我参加的是文史组，下一次我就要到企业组去，成为红色资本家了。还记得*后一次见面时，他雄心勃勃地对我谈起他的那些写家族史、写自传的创作计划。
　　贤亮先生一路走好！能死在自家炕头上是一种幸福。我在这里想说的是，人生不满百，一个人能如此波澜壮阔地度过一生就该知足了。正如先生在网上发表的告别宣言中所说的那样，“我的一生本身就是一部大书”。是的，是一部大书，一部打着这个时代深深印记的大书，一部值得后世反复咀嚼，常读常新的大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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