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第四卷)/1931-1945年东北抗日文学大系

　　《1931-1945年东北抗日文学大系（第四卷·报告文学 套装共3册）》：　　不考虑，每日工作，唯力是求。初不知日方早已侦伺，欲得我而甘心也。迨戈、顾二君被阻于沈阳，抵函于我，同时天津《益世报》经理刘君豁轩，亦电我尽量供给调查团活动消息，两函一电，皆遭哈尔滨日本宪兵队检出，于是捕禁我心乃决定。二十一年四月七日正午，我方由电报局交涉电报迅速拍发事甫毕，归道里面包街四十号寓所。坐犹未定，一碧油汽车插日本国旗驶抵我门前停止，我由窗内外望，心中一动，私忖此车来得蹊跷，或者日方遣人捕我乎？正忖度间，门铃忽大响，家人惶急告我，谓有两西装日人叩门，老母尤为骇贼，令我由后户潜逃。我半生以来，不懂“趋吉避凶，明哲保身”之义，只觉“成仁成义”，古人能为，今人何独不能，况我一己逃避，老母家小又将如何？因不以母意为然，径自启门延二人人。二人询王先生在家否，我告以“我即是”，并诘其是否日本宪兵队所派来。二人颇讶我之前知，遂径承彼等是日本宪兵总队宪兵，奉命邀我赴东省特别区警察管理处一谈，——时管理处长为华人，该机关隶东省特别区长官公署下，犹仍旧制，——恐我不信，特出示其便衣证章。我未做犹豫，着好外衣，即随之往，老母闻知，甚为惶骇，掣我衣襟阻我往，我安慰母亲数语，谓去去不妨事，掉首不顾而出，二日人左右夹持，置我于汽车中，驶赴管理处，既到地点，不许我下车，其中一人人内，似有所禀白，约历一刻，引二日人出，同钻人车厢，命车复驶，一径到秦家岗日本宪兵总队部内，令我住于宪兵补助队守卫室中。　　我自被禁后，内外消息隔绝，每日除听些盘旋天空之飞机声外，别无所闻。拘押至第九日，日人将我带至一室讯问，指我有“抗日反满行为，做不利于日方军事行动宣传，且有暗示与旧吉军攻人哈埠、对日侨大屠杀企图”。我当时已存拼却此生之意，据理与辩，不少怯馁。讯至中间，日人外出，似有所禀白，室内只余一翻译。其人低声告我：“姓李名××，本朝鲜人，就隶独立党，一向活动于吉边延吉一带，曾充延吉朝鲜人主办的《民声报》总编辑，以谋复故国，奔走号呼，前后被日方逮捕四五次，*近一次，为民二十年，经多数朝鲜民会担保，始逮一死，但仍软禁不放，逼为哈尔滨宪兵队工作。并告我，吾侪虽国籍不同，志趣则一，今子被系，和吾曩昔被絷情节相类，*好口风放软一些，切勿过亢过强，不然他们囚禁你不放，你虽有天般才干，也无所用施。”我细味其言，颇近情理，察其词意，也非欺讹。迨后日人人室续讯，我口风略改，伪作愚骏，果讯诘未久即毕。其后又八日，复将我提出讯问，究诘我与关内各报通信联络之事，仍指我为顽梗抗日反满者。向我恫吓，云须北满军事结束后，方能释放。我反复辩争，历一小时久，日人态度似转缓和，然犹追问我有无何项文件，如报告材料之类，将供给国联调查团。其实当我被逮的前两周，我已搜集材料甚多，恐家中藏匿不便，特送存于驻哈×国总领事馆华文秘书童君××处，拟俟国联调查团抵哈时，我潜到×国领事馆访见，便中将我搜集的材料贡献。讵事未谐，我竟被捕，使我计划未获实现。日人究讯及此，我吃一惊，深惧渠辈已获得我准备的材料，但我表面故示镇静，告以无有，追诘数四，我均坚决答复以“无有”。是日讯问约一时半才毕。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四日早十时，复将我提出，径告我“队长已许可释放我”，唯须遵守三个条件，当即出示一铅笔书就的甘结，开列条件是：一、由释放的第二日起，每天须到宪兵队一次，至宪兵队许可不必再来时，为止。二、不得发表此次被捕经过。三、不得再为抗日反“满”宣传。其中并注有担保人增子固姓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