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身份下译者的翻译活动研究

　　《双重身份下译者的翻译活动研究》：　　创作与翻译在诗歌领域存在非常明显的互文关系。冰心的代表作——诗集《繁星·春水》是一部将“只言片语”和“零碎的思想”整理在一起的歌颂自然、母爱、生活的感悟式诗集。对世界文学稍有涉猎的读者都能体会到这部作品和印度文学巨匠泰戈尔的《飞鸟集》在主题、风格和结构上的相似，这种相似就是两个文本间存在的互文关系。但是互文关系又不仅仅局限在诗歌领域，在文学的其他体裁中，创作和翻译之间的互文关系比比皆是。曹雪芹所著《红楼梦》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巅峰之作，其流传过程中的版本之辨，对白居易等唐朝诗人重要诗作对曹雪芹创作的影响之梳理，以及对《红楼梦》之后近代作家如张爱玲、林语堂等人的创作与翻译作品以《红楼梦》为其蓝本的解读和分析都是对互文性关系的探究。我们可以认定某一个文本是经典文本，是影响之后文本生成的重要来源，但是这一经典文本之前依旧存在一个“前文本”，即影响该经典文本生成的文本或包含文本因素的其他素材，如音乐、绘画、戏剧、口述传说；和“前文本”相对应的是处在时空另一端的“后文本”，即受到某个或某些有共通性的经典文本的启发而出现的带有明显仿拟痕迹的文本，或包括音乐、绘画、戏剧等艺术形式在内的其他文本……任何～个文本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其他文本在历史、文化和社会等维度上产生共鸣。我们读《红楼梦》时，不难发现白居易《长恨歌》以及由此演变而来的白朴的《梧桐雨》，洪异的《长生殿》对《红楼梦》在章回题名、诗词用典、情节结构、人物塑造和艺术风格等方面的影响；我们也不难发现《红楼梦》中《西厢记》等作品的影子。林语堂用英文写就的《京华烟云》（Momentin Peking：A Novel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fe）一书，整体叙事结构、情节走向和人物安排更是与《红楼梦》高度一致，我们甚至可以从两部作品的人物表中找到严丝合缝的匹配关系。林语堂在20世纪30年代曾经有翻译《红楼梦》的想法，但终因觉得不合时宜而未译，转而创作了《京华烟云》。其女林如斯在《京华烟云》中译本的序言中记道：“一九三八年的春天，父亲突然想起翻译《红楼梦》，后来再三思虑而感此非其时也，且《红楼梦》与现代中国距离太远，所以决定写一部小说。”（林语堂，2005：5）　　以互文性建构的角度去审视，中外文学史上的所有经典名著都存在大量的互文文本。在广义互文关系中，学界把互文关系划分为外互文、内互文和反互文。其中前两种互文关系指文本间的积极借鉴与互涉，读者在阅读中由此产生较为强烈的似曾相识之感。巴兹尔·哈蒂姆（Hatim）的著作《跨文化交际——交际理论与对比篇章语言学》将符号学概念纳入互文性研究的视野，其中对“反互文”的概念是这样阐释的：“互文参考有时并不是为了让人激起对某一意象的互文性回忆，而是一种弃除，一种戏拟，甚而是一种别有用心的反衬意旨或反向指涉，诸如此类的互文参考都可以称为反互文。这种反互文可以从政坛人士的发言中加以识别，他们在演说时往往会引用对手的一些说法或专用语以达到自身的目的与效果，这种互文策略就是反互文手段。”（BasilHatim，2011：218）哈蒂姆对反互文的概念阐释虽然以政界人士对对手话语的引用为例，但是反互文的概念却不限于此。仅仅拥有几百年发展史的儿童文学从拥有几千年历史的人类文学史中的经典作品中汲取养分，塑造了20世纪以前世界各地儿童文学形式的独特风貌。这种广义的互文指涉关系在儿童文学领域影响甚巨的《安徒生童话》和《格林童话》中一览无余。一方面，《安徒生童话》和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圣典——《圣经》之间存在明显的外互文关系，《海的女儿》《卖火柴的小女孩》《野天鹅》等经典篇目中的忏悔意识和救赎的基调贯穿始终。安徒生“凭着对西方传统的深刻了解，用巧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