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辛基罗卡曼迪欧家族背后的真相

其实我认识保罗也才不久。我与他是一九八六年秋在多伦多东面罗伊顿的埃利斯大学结识的。那时我刚回校，我曾经休学，工作了一段时间，去印度旅行了一趟。那年我二十三岁，是我在大学的*后一年；而保罗则刚满十九岁，正在步入他**年的大学生活。在埃利斯大学，每年新学年伊始，一些老生总要带着新生熟悉校园。这可不是搞恶作剧或动坏脑筋的时候，我们这些老生是要真正给他们提供帮助的。老生们被叫作“阿米哥”（amigos），新生们则被叫作“阿米吉”（amigees），这也可以看出在罗伊顿人们多么爱用西班牙语。那时我就是个阿米哥，在我的印象中，那些阿米吉是一群欢快、热切的年轻人——他们青春勃发。但是很快，我却喜欢上了保罗的那种悠闲懒散的性情，机敏的好奇心，以及他那疑心重重的秉性。我们两人一拍即合，不久便混在一起了。由于我较年长而且有更多的经历，我通常带着一种睿智的领袖才有的权威与他说话，而他也总会像一个年幼的信徒一样听着。不过有时他也会扬起一边的眉毛插几句话，将我的自负暴露无遗，让我颜面扫地。然后我们便融入一片笑声，结束这种角色扮演；我们的关系很明显，就是一对十足的好朋友。　　可是，第二学期刚开始，保罗就病了。在圣诞节的时候他就已经发过一次烧，而且从那以后就一直干咳，久久不愈。起初，他——我们——都没有将此放在心上，觉得可能只是感冒，空气干燥之类的原因。　　慢慢地，情况开始糟糕起来。现在我才想起当时没有好好思量的一些迹象：饭经常剩着，没有吃完。有一次他向我抱怨过腹泻。不同于懒散的缺乏活力。还有一天，我们爬上图书馆那仅有二十五级的台阶后便停了下来，就因为保罗已经上气不接下气，需要休息一下。而且他的体重好像也开始下降了，虽然那时他穿着厚厚的冬衣，不好说到底有没有瘦些，但是我可以很肯定地说，上半年他的身体要结实得多。等到我们都意识到出了什么问题时，我们才一起说起这些——你可以想象只是以很随意的方式——我会扮演医生，然后说：“我们来看看都有些什么症状……呼吸急促，咳嗽，体重下降，疲劳。保罗，看来你是患肺炎了。”当然我只是在开玩笑，我能知道什么啊，但是事实是他得的就是肺炎，学名叫卡氏肺囊虫肺炎，内行人都称PCP。二月中旬保罗动身去了多伦多看他的家庭医生。　　九个月后他便病逝了。　　艾滋病。他在电话中告诉我，一副事不关己的口吻。那时他离开也将近两星期了。他说他刚从医院回来。我浑身一震。**反应是考虑自己。他有在我面前割伤过吗？如果有的话，是怎么处理的？我用过他的杯子吗？吃过他的东西吗？我试着确定他的身体系统与我的身体系统间是否有过任何交集。然后我才考虑到他。我想到了同性发生关系与吸毒。但是保罗不是同性恋。虽然他没有直接和我那么说过，但据我对他的了解以及观察，他从没有过双重的性取向。同样，我也不能想象他是一个吸食海洛因的瘾君子。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是因为那样的原因。三年前，他十六岁的时候，他和他的父母一起去了牙买加过圣诞节。他们遇上了车祸。保罗的右腿骨折，而且失了些血。然后他在当地的医院接受了一次输血。六个事故目击者自愿捐血，其中有三个血型匹配。打过几个电话并做过一些调查后，得知了那三个捐血的人当中有一个两年前在接受肺炎治疗期间意外死亡。验尸证实，此人死于弓形虫大脑损伤。一种可疑的并发症。　　那个周末我去保罗家看望他。他家在富裕的罗斯代尔镇上。我本不想去的，我想将整件事情彻底从我脑中抹去。我问——其实我想以此为借口——他父母是否介意这个时候有人拜访？可他坚持让我过去，我只好应邀去了。我开车到了多伦多，找到那儿。他父母对我到访的反应果然不出我所料。其实那个周末*受伤害的不是保罗，而是他的家人。　　那天知道了保罗很可能是如何感染上那病毒后，他的父亲，杰克，一整天就没再出过一点声。第二天早晨，他父亲从地下室拿了工具箱，直接在居家服外套了一件过冬穿的皮制大衣，就出门走往车道，然后开始砸自家的车。就因为那次在牙买加出事时是他开的车，虽然那不是他的错，而且当时开的也是另一辆车，一辆租来的车。他拿着锤子，砸碎了所有的车灯和车窗，刮破了整个车身，扎破了所有的轮胎。他还用虹吸管吸出了油箱里的油，然后车里车外地将油倒上，*后一把火把车烧了。那时邻居叫来了消防员，他们匆忙赶到扑灭了火。警察也赶来了。当杰克喊出了他为什么要那么做时，赶来的警察都深表理解，随后就走了，而且也没有起诉他；他们只是问了他是否需要去医院，当然他拒绝了。于是，当我到达保罗那宽敞、位于街角的房子时，那就成了映入我眼帘的**个场景：一辆覆满干泡沫的烧毁了的梅赛德斯汽车残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