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广州大学公法论丛法律文本中的模糊语词运用研究

　　《法律文本中的模糊语词运用研究》：　　（一）模糊语词的概念界分　　通常认为，人类语言本身具有明确性与模糊性两种基本属性。明确性显现的是人们交流的目的和有益的信号传递，而模糊性则是源自于人脑的独立性，它反映了不同的人在事物认知、语言指涉上的不一致性。通说认为，模糊性是指人类对认知对象的客观类属以及存在样态的不确定。在日常生活中，语言的模糊性衍生了某些具有专属模糊性特征的语词，例如：冷热、高矮、胖瘦等。这类语词在人们的日常交往中使用频率较高，并伴随着语境的变化指代不同的内容，甚至在某些情况下需要附带肢体性动作来表达语词的真实意图。固然，模糊语词所带来的语言活力增进了人们日常传情达意的“准确度”——这并非一种学说断想，而是在假设明确性语词有限的情况下，以人际沟通为目的，模糊语词所带来的交流便利——但是，日常语言的复杂性使得模糊语词也伴有虚假表达的成分在内。受此影响，为了清晰地、言简意赅的体现立法者的真实意图，法律领域（尤其是在立法方面）中的模糊语词运用，不仅需要减少对语境与肢体动作的依赖，同时也需要剔除模糊语词表达中的虚假成分。对于法律领域而言，这一立法要求是极高的，却是必须追求的。因此，如何将模糊语词的日常表达有选择地适用于法律领域，就成为立法机关必须克服的难题。　　在多数情况下，法律领域中“模糊语词”的概念界定遵循着日常语言的表达习惯。按照Sainsbury教授的理解，模糊语词的存在导致了临界状态的出现。并且，在临界状态与事实探寻之间，人们无法明确地捕捉到该模糊语词的正当用法。在此意义上，模糊语词的概念界定是与事物的临界状态具有密切关系的符号言说。不仅如此，该模糊语词的用法决定着它的意义（或者说“概念界定”）。这种关于“模糊语词”的概念界分显然受维特根斯坦“意义即用法”的语言哲学的影响。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语言运用与规则制定之间具有某种“达意”性关联，也就是法律规则的明确表达与模糊表达的问题。他将这种关联阐释为：规则的明确表达消除了极端的模糊，但规则在达到明确表达的情况下，仍是存在极端模糊的。法学界较为认同维特根斯坦的这一哲学论断，同时也强调，维特根斯坦“意义即用法”的语言哲学为立法的语言运用创设了某种规则。为了具象化地展现该规则的作用方式，维特根斯坦运用数理逻辑进行了说明。首先，小学生会按照逐次“加2”的方式进行计数练习。这时，“加2”清晰地表达出一种数理要求，但吊诡之处在于，在1000之后学生们却开始逐次“加4”，以“1004、1008、1012……”的方式呈现出来。由此可以发现，前述例证并不能确定地得出语词意义与使用的必然关联性。维特根斯坦为此宣称：语词意义与使用之间并不存在某种特殊的媒介，以保证语词意义的唯一性。一种新的用法的出现往往是由人们的现实需求为基础的，达到人们所预想的目的才构成了语词的正当意义。　　维特根斯坦对“模糊语词”的解读或许适用于日常语言领域，但对于法律领域而言，法律文本（包含模糊语词的运用范围）是社会成员共同商谈的结果，彰显的是社会成员对日常沟通方式的一致观点。因此，“意义即用法”的反对论者认为，法律文本中模糊语词的概念界定并非依照其用法而定的，相反，某一独特用法的出现甚至可能导致模糊语词本身边界发生变化。具言之，人们对于“强奸”的通常观点是男性对女性性自由的侵犯，但也有学者呼吁将女性侵犯男性性自由也划人“强奸”的意义范围之内。显然，在此我们将强奸的“意义”视为强奸的“语义”。而且用法的扩张明显影响了“强奸”的语义边界。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说“强奸”的语义是模糊的——它至多在立法上是不完善的，而在语义上是有歧义的（下文将论述模糊语词与歧义性语词的区别）——事实上，法律并未将女性侵犯男性性自由的行为规定为“强奸”。倘若上述“强奸”用法的扩张无法证明“意义即用法”在法律领域内的失败，那么，我们不妨将男性侵犯男性性自由，或者女性侵犯女性性自由的情况也划归在内。显然，就“强奸罪”的文本表达与立法目的来看，“强奸”用法的扩张与法律意义之间并未形成正相关的关系，维特根斯坦“意义即用法”的哲学论断在模糊语词的概念界定上被证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