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述而批评丛书:销魂者考

　　常人世界及其活口 　　—— 《一地鸡毛》《一腔废话》《一句顶一万句》对照记 　　对于一些时时处于某种政治焦虑、文化焦虑的作者和读者来说，*具逼迫性的问题只有两个——未来世界的形式如何？主体为谁？所谓“世界的形式”，其根本在于人与物、人与人乃至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形态；所谓“主体”，则终究要落实为一个个有着活生生的情感流淌和精神飘移的个人。前者，生成“世道”；后者，搭构“人心”。 　　多年以来， 刘震云的小说创作一直在做的事情， 便是对“世道人心”的反复勘探与呈现，而其小说世界的核心操持者——或者说其小说中的主人公们，则被作家长期锁定为非神 非圣的常人。 　　或有论者称，刘震云笔下多是小人物，其实不尽然。《塔铺》里的农村大龄复读青年，《新兵连》里的入伍新兵，《单位》、《一地鸡毛》里的小公务员，《我叫刘跃进》里的刘跃进，《一句顶一万句》里的杨百顺和牛爱国，等等，这些固然都是中国社会中的小人物，但除此之外，刘震云小说中还有许多主人公是社会上的大人物，比如《故乡相处流传》里的曹成和袁哨，在历史上一个当过丞相，一个当过主公，《故乡面和花朵》里的孬舅则是“世界恢复礼义与廉耻委员会的秘书长”，属于国际政要，还有小麻子是大资本家，瞎鹿是影帝，冯·大美眼、呵丝·温布林、巴尔·巴巴、卡尔·莫勒丽等则都是世界级的明星，《一腔废话》里的老杜、老蒋等，也都是实权派。《手机》里的严守一和费墨虽非大富大贵之人，却也属于当代中国的中产者和精英人士，而非社会下层的小人物。另外，当有记者问到：“你笔下有很多的小人物，没有打算写一些大人物吗？”刘震云尝作如是答：“人物大小要辩证来看，因为社会标准和生活标准不同。比如《一地鸡毛》中的小林，他们家的豆腐馊了比八国首脑会议更重要，所以小林们的生活逻辑和价值标准与所谓的大人物是不同的。”[1] 综上种种，尽管刘震云笔下闻名者多是小人物，但小人物却非刘震云小说世界唯一的主人公和落脚点，更何况，作家本人并不认为这些小人物是“小人物”——在其各自的生活世界和生活逻辑中， 他们同样也是“ 大人物”。这就意味着，人物大小之辩并不能解决我们*初提出的问题——“谁才是刘震云小说世界恒久的主人公？” 　　好在，人物大小之辩虽不能直接解决问题，却可为我们牵连出一条很不错的思考路径。通过阅读刘震云的全部小说，我们发现这些作品里的主人公们无论小大，实际上都被作家施以一种常人化的处理，因而都属于非神非圣之辈。《塔铺》、《新兵连》里的“我”和《单位》、《一地鸡毛》的小林，以及《温故一九四二》里逃荒的河南灾民自不必说，《官场》、《官人》里的各级官员和《新闻》里的各路记者，包括《温故一九四二》里的蒋委员长在内，也都各有各的毛病和小样，都跟“给世人以指引”的神或“止于至善”的圣实在相去甚远，也跟那些始终将他人的幸福作为自己幸福前提的圣徒相去甚远。在刘震云的小说世界，神或圣以及圣徒的形象本来就十分罕见，且一旦出现，也往往会被作家“发配”到小说的“附录”或“插页”里面，从而成为一个在场的缺席者，比如《故乡面和花朵》里的“姥娘”。[1] 又比如在《一句顶一万句》里面，主人公杨百顺数来数去，发现在他交往过的人当中，也就老詹“算个忠厚人”，“虽然不会传教，但也从来不害人”，[2] 而且老詹几十年如一日地在延津传教，虽历经挫折与失败却至死不渝，还真有点超凡入圣的意思，可问题是，“从来不害人”的老詹却是个意大利人，是个天主教神父，他虽然在河南延津生活了五十来年，但其精神根底恰恰在中国的文化系统之外。对于从不跟神对话且不知信仰为何物的延津人来说，老詹的存在简直无足轻重，众人从来不把老詹的信仰与传教当回事，同时也就不把老詹这个人当回事。 　　在刘震云笔下，非神非圣的常人构成了历史与现实*持久的担当者、承受者和挟持者。换句话说，常人构成了刘震云小说世界*为普遍的主体和*大的势力。也正因为如此，小说家刘震云对世界的悲观与乐观、绝望与希望，皆自常人出。此可谓常人死，则世界死；常人活，则世界活；常人得救，则世界得救。 　　无名小林被现实“砍了头” 　　《一地鸡毛》中的小林是刘震云笔下著名人物，不过著名的小林也只是个有姓无名的人，小林之“小”跟阿Q 之“阿”颇为神似，其所呈现的，乃一种极其广大、日常、弱势的常人化存在，小林与阿Q *大的不同是阿Q *终稀里糊涂地被莫名砍了头，小林则选择了对现实生活死心塌地的归顺。但对于自我而言，这两种不同的人生走向所呈现的又都是同一种生命的折断，都是生命自主性的破碎或缺失。特别是在小林身上，日常生活的难度与阴险可谓暴露无遗，大学时代，小林也曾“发奋过，挑灯夜读过，有过一番宏伟的理想，单位的处长局长，社会上的大大小小机关，都不在眼里”，然而工作几年，经过种种日常操练与磨难，小林“很快淹没到黑鸦鸦的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人群之中”。这个“淹没”不仅仅是小林与众人在日常生活方式层面的趋同，更是人的少年情志的拗断与丧失，比如生活热情和诗意的消散，比如对自由意志和自我主张的删除，比如对他人的爱与温情的阉割，等等。小林有个曾教过他五年的小学老师，姓杜，杜老师当时既教数学，又教语文，“一年冬天小林捣蛋，上自习跑出去玩冰，冰炸了，小林掉到了冰窟窿里。被救上来，老师也没吵他，还忙将湿衣裳给他脱下来，将自己的大棉袄给他披上”。因此对于杜老师，小林一直心存感念。十几年后，杜老师来北京看病，找到小林，小林却是有心无力，饭后送老师上了公交车，小林一个人往家走，感到身上沉重极了，“像有座山在身上背着，走不了几步，随时都有被压垮的危险”。在此，我们一定要提出一个问题：这份像座山一样的沉重对小林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首先，小林之所以感到沉重，是因为他对老师朴素的温情依然强烈，而愧疚感和无能感正在折磨着这个“小人物”的心，也就是说，在这一刻的小林身上，人与人之间朴素的温情还在发挥着一种正向的生产功能，生产着人对现实的不满，不满就意味着人对现实的改变和超越可能。但与此同时，这份沉重也构成了一种严酷的心理逼压，许多人正是因为受不了这个温情与不满之“重”，才选择了忘却与自裁之“轻”，尤其是当合情合理的解决之道根本无望之时。三个月后，小林在办公室收到一份信，是上次来北京看病的杜老师他儿子写的：“说自上次父亲在北京看了病，回来停了三个月，现已去世了；临去世前，曾嘱咐他给小林写封信，说上次到北京受到小林的招待，让代他表示感谢。”小林读完信，想起当时老师来看病，自己也没给找个医院，在家里也没让老师洗个脸，心里难受一天。不过这个“短暂”的伤心*终还是被更加现实的大白菜问题给取缔了，小林下班后“一坐上班车，想着家里的大白菜堆到一起有些发热，等他回去拆堆散热，就把老师的事给放到一边了。死的已经死了，再想也没有用，活着的还是先考虑大白菜为好”。其实*令人揪心的，还不是小林这一伤心的被取缔，而是伤心背后人对现实不满的被取缔，唯有人对现实的不满被取缔了，人才能完成其忘却和自裁的历史行动，小林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恰恰就是这个：“小林又想，如果收拾完大白菜，老婆能用微波炉再给他烤点鸡，让他喝瓶啤酒，他就没有什么不满足的了。”[1] 　　在讨论人之所以为人的问题时，黑格尔有云：“人既是高贵的东西，同时又是完全卑微的东西。它包含着无限的东西和完全有限的东西的统一，以及一定界限和完全无界限的统一。人的高贵之处，就在于能保持这种矛盾。而这种矛盾是任何自然东西在自身中所没有的，也不是它所能忍受的。”说人是“有限”的，这从人的肉身性和社会性层面便可一目了然，但人和动物的不同之处在于，人同时又拥有一种能够从一切生物、社会的现实规定性中抽象出来和超拔出来的可能，这便是人的“无限”性，人的“无限”性意味着：“我能摆脱一切东西，放弃一切目的，从一切东西中抽象出来。”黑格尔认为，尽管这是一种“否定的自由”，是片面的自由，但这种“片面性”始终包含着一个关于人的“本质的规定”，它是人兽之分的界碑所在，是我们身上弥足珍贵的东西，“所以不该把它抛弃”。[2] 然而《一地鸡毛》中的小林*终所为，恰恰跟黑格尔的提醒迥然相反，在小林身上，人的“无限”性遭遇了一次又一次的切割，而人的“有限”性（或者说现实规定性）则上升为绝对的主子。对师恩与温情的忘却，对伤心和不满的放弃，为查水表老头解决盖章问题，并*终坦然收受和享用作为贿赂的微波炉，给女儿所在幼儿园的老师送“炭火”，等等，这些都构成了小林匍匐在人的“有限”性之下的隐喻，同时也是小林成为各种宏观或微观权力之服从者、侍应者和再生产者的隐喻。关于这点，小说靠近收尾处的一句话可谓明证：“小林老婆高兴地说，微波炉用处多，除了烤白薯，还可以烤蛋糕，烤馍片，烤鸡烤鸭。小林吃着白薯也很高兴，这时也得到一个启示，看来改变生活也不是没有可能，只要加入其中就行了。”[1] 可问题是，一个不再具有强烈的无能感和屈辱感的小林，一个不用再在“漆黑的夜里”扇自己耳光的小林，或者说一个从此奉行“只要加入其中就行”的小林，也恰恰是一个被现实“砍了头”的小林。 　　对于阿Q 和祥林嫂等人的悲剧，人们往往习惯用鲁迅先生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进行品判。可是除去死亡这一等价交换物，阿Q 和祥林嫂究竟拿什么去“争”？这是一道实实在在的大难题。同阿Q 和祥林嫂一样，小林也只是个常人，并且也属于常人中的非强势群体，对于小林，我们无法寄望太多，尤其是不能把他事先神圣化，然后再按神圣的标准去要求他如何如何。让小林像史诗中的英雄一样去“改变世界”甚或像神一样去“创造世界”，显然有些不切实际，小林既没有那么多的可持续的力量，也没有那么大的可持续的心志。更加要命的是，围裹在小林四周的，恰恰又是一个由无数强势或弱势的常人编织而成的灰色世界，用韩寒的话说，“方圆几百公里内，连个现实的励志故事都没有”[2]，因此换了谁是小林，谁都难免对理想绝念。而一个人如果长时间找不到出口，就很容易会认同某种流行的大众生存哲学——“如果你改变不了这个世界，就让这个世界改变你”。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刘震云的《一地鸡毛》是在有意无意间以一种十分阴郁的方式提出了一个事关当代政治和未来正义的命题——要改写小林，先改变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