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为么-中国共产党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天下为公：中国共产党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当然，文明交流不可避免地会面临冲突和碰撞，中华文明所具有的强大的生命力和自我创造、自我超越的能力化解了这种挑战。以佛教传人中国为例，起源于印度的佛教传人中国时并没有顺利地展开，而是经过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造，同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佛教中大乘的律宗、三论宗、禅宗、涅槃宗等，小乘的俱舍宗、成实宗，都是具有鲜明中国特点的佛教宗派。外来文化只有经过中国传统文化改造，生长于中国传统文化之根上，才能更好地在中华文化的土壤里生存。　　中华文明与外来文明的交流融合在**阶段表现为中华文明占主导地位的交流，促进了中华文明远播世界，也促进了各国的文化和物产传人中国。第二阶段表现为中华文明与外来文明的深度融合，但中华文明仍然保持着自身的独立性。第三阶段，中华“农耕文明”日渐受到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有新兴的自然科学知识、技术、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知识，也有与中国传统的价值谱系完全不同的价值理念，比如个人本位、经济利益至上、功利主义，这时中华文明采取的态度是学习、消化、融合、创新，不同的价值体系并没有改变中国的知识谱系、责任伦理价值谱系、国家治理和社会自我治理实践谱系，中华文明积极吸收外来文明的精华来充实和提升自己，不断适应时代的变化和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夷夏之辨”强调以华夏文化作为民族认同的标准，而不是血缘和地域。血缘是不可改变的，地域的稳固性也较强，如果以血缘和地域为划分标准，就容易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同时限制和割裂了其他民族与作为主体的华夏文化的融合。在儒家看来，在文化面前人人平等。韩愈评价道：“孑L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只要接受华夏文化，在行为上符合中国文化的礼仪规定，就可成为华夏。“夷夏之辨”的重点在于促进协和和融通，一方面通过文化交流促进价值体系的改变是潜移默化的，相比于通过战争征服来强制其他民族接受新的价值理念，文化交流更注重内在的选择性，影响更具有根本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另一方面文化和文明存在差异、存在先进与落后的区分，与先进的文明交流学习本身与人类追求进步的内在需求相符合，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　　要达到和谐，就要有厚德载物、兼容并包的胸怀和气度，如果对其他文明采取完全对立的立场、完全排斥的态度，将会造成矛盾和冲突。中国传统文化追求大一统，首先是对整体的天下观的关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宇宙和自然是人类共同生存的空间，这种天下观是超越了民族和国家的，不同民族、国家，文明没有优劣之分，只存在特殊性和多样性，大一统就是通过道德的力量来感化周边的国家，在尊重特殊性的基础上追求和谐有序的状态。“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只有坚持“和而不同”，承认差异、包容差异、尊重差异，才能化解矛盾、共生共荣。中华文明在历代文明的交流融合中经历的冲击和挑战也不亚于轴心时代的其他文明，但是中华文明没有中途夭折或断裂，这与中华文明包容共生的基因和密码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尽管中华文明一直保持其延续性，但是近代以来，以“工业文明”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对中华文明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和解构，特别是民族一国家的兴起冲击了传统的“天下观”。“直至1839年为止，使西方国家听从条件方可允许双方关系存在的是中国；自从1860年以后，把和中国共同往来的条件强加于中国的却是西方国家。”①西方国家利用国际条约体系来进行世界范围内的殖民扩张，把中国排除在外，例如德国国际法学家奥本海在其著作《国际法》中指出，国际法是国家之间的法律，以国际社会成员共同的意愿为根据。而他所指的国际社会成员是“属于文明国家之列的国家”，而“文明”则专属于“基督教文明”，国际法是现代基督教文明的产物。按照此逻辑，非基督教的中国就是一个非文明的国家，因此，中国不能与其他各国一样平等地适用于国际法，西方国家对中国付诸战争并没有违背平等的原则，同时，西方国家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则不是“侵略”，而是中国的“让与”，“让与的是主权的行使，而不是主权本身”。这样任何侵略的行为都披上了合法的外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