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名人志大师篇

　　《北京师范大学名人志·大师篇》：　　辛亥革命后，钱玄同曾任杭州教育专署科员、视学。1912年，原同盟会等组织合组为革命党，1919年改组为中国国民党。钱玄同虽是早期同盟会成员，积极参与推翻清朝的革命活动，但上述两党均未参加。然而，他于文化上的革命却有着积极性和敏感性。　　1917年，随着陈独秀被聘任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在上海创办的《新青年》杂志也迁往北京。正是这年，钱玄同开始给《新青年》杂志投稿，支持新文化运动。他以通信和撰写杂文、随感等形式，阐述自己的观点。通信的主要对象有陈独秀、胡适、刘半农、吴稚晖、林语堂、周作人等。自1917年2月至1921年初，大约4年时间内，钱玄同在《新青年》发表通信、文章有七八十篇，以1918、1919两年为*多。所发的文章有《赞文艺改良附论中国文学之分期》《反对用典及其他》《论世界语与文学》《论应用文之亟宜改良》《论白话小说》《论注音字母》《新文学与新字典》《文字改革与宗教信仰》等。这些文章涉及文学革命、汉字改革、统一国音、旧戏曲改革、提倡世界语、反对旧道德等诸多方面。　　1917年2月1日，《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上，发表钱玄同首次致陈独秀信函，题目为《赞文艺改良附论中国文学之分期》。　　文中开门见山，直言道：“顷见六号《新青年》胡适之先生《文学刍议》，极为佩服。其斥骈文不通之句，及主张白话体文学说*精辟。公前疑其所谓文法之结构为讲求Grammar，今知其为修辞学，当亦深以为然也。具此识力，而言改良文艺，其结果必佳良无疑。惟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见此又不知若何咒骂’，虽然得此辈多咒骂一声，便是价值增加一分也。”7月1日《新青年》第三卷第五号发表的钱玄同再致陈独秀信，即《论应用之文亟宜改良》中说；“惟选学妖孽所尊崇之六朝文，桐城谬种所尊崇之唐宋文，则实在不必选读。”1917年7月2日，他在与胡适的通信《论白话小说》中，也写道：“玄同年来从事教育，深慨于吾国文言之不合一致，令青年学子不能以三五年之岁月通顺其文理，以适于应用，而彼选学妖孽，桐城谬种，方欲以不通之典故，肉麻之句调，戕贼吾青年，因之时兴改革文艺之思。”是钱玄同首先提出“选学妖孽，桐城谬种”，一语中鹄的，**次明确了文学革命的对象，可谓振聋发聩。　　钱玄同在《论应用之文亟宜改良》中，提出写作改革大纲十三事，其中有：以国语（白话文）写作；所选之字皆取普通常用者，约以五千字为度；规定语言的词序；书札之款或称谓，务求简明确当；绝对不用典；在小学课本和报纸上注注音字母；写文章加标点符号；印刷用楷体，书写用草体；用阿拉伯数码书写数字；用公元记事；书写方式改右行直下为左行横迤等。这些在今天看来是极普通的事情，而在20世纪20年代却是“奇谈怪论”。　　钱玄同*初的几次通信，就因为他能一语破的而引起陈独秀、胡适的高度重视。《新青年》屡屡发表钱玄同的通信、随感以及杂文等，不到一年钱玄同已成为《新青年》的轮流编辑了。1918年《新青年》的轮流编辑依次有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李大钊6人。　　对于钱玄同的加入，陈、胡等人都有记述和评论。陈独秀在回复钱玄同信函中说：“以先生（指钱玄同）之声韵训诂学大家，而提倡通俗的新文学，何忧国之不景从也。可为文学界浮一大白。”胡适后来在《新文学的建设理论》一文中说：“这时候，我们一班朋友聚在一起，独秀、玄同、半农诸人都和我站在一条路线上，我们的自信心更强了。”胡适在晚年撰写的《自传·文学革命的结胎时期》中说：钱玄同“原为国学大师章太炎的门人。他对这篇由一位留学生执笔讨论中国文学改良问题的文章（即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大为赏识，倒使我受宠若惊。……钱教授是位古文大家。他居然也对我们有如此同情的反应，实在使我们声势一振。”著名文字学家、字典编纂家黎锦熙先生也说：“提倡‘文学革命’的**篇论文是胡先生的《文学改良刍议》，看题目就知道是不甚激烈的；第二篇是陈先生的《文学革命论》，才正式喊出‘文学革命’这个口号来，可是还不如钱先生《通信》和《随感录》的激烈。并且编辑人中，只有他是旧文学大师章太炎先生的高足，学有本源，语多‘行话’，振臂一呼，影响更大。”钱玄同虽出身名门大家，但却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上，坚决要打破几千年来文字、文学、文化只为少数人垄断和服务的状况，提倡新文学，认为使用白话文写作，少用冷僻晦涩的典故，文章才更容易被一般人所接受，更容易为民主制度服务。对于写作，他认为：“此十三事之中，**事（国语写作）自然是根本上之改革。　　惟弟于第六事（绝对不用典）尤为注意。弟以为今日作文，无论深浅高下，总要叫别人看得懂。故老老实实讲话，*佳。”他又写信予陈独秀，建议在《新青年》率先使用白话文及书写为“左行横式”。在钱玄同的积极倡导推动下，1918年1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四卷**号，开始用白话文撰文，并采用新式标点。　　这是钱玄同宣传、鼓动的结果，是开我国使用白话文、使用新标点之先河。黎锦熙先生评论此事时说：《新青年》四卷一号“是中国直行汉字而用新式标点符号排印的**《北京师范大学名人志·大师篇》，出版时许多人一见就哈哈大笑，以为怪物。”就是这个“怪物”，成为拯救了中国的文化的先锋，其意义深远，今天怎样评价都不为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