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与正视 鲁迅与我七十年

记忆中的父亲
我是意外降临于人世的。原因是母亲和父亲避孕失败。父亲和母亲商量要不要保留这个孩子，*后还是保留下来了。由于我母亲是高龄产妇，生产的时候很困难，拖了很长时间生不下来。医生问我父亲是保大人还是要孩子，父亲的答复是留大人。这个回答的结果是大人孩子都留了下来。由于属于难产，医生是用大夹子产钳把我夹出来的，当时也许很疼，但是没有一个孩子会记得自己出生的经历。据说当时我的头被夹扁了。有人说难产的孩子脑子笨，不知道这对我后来的智力有没有影响？至少在我小时候，背诵古文很困难，念了很多遍，还是一团糨糊，丢三忘四。而我父亲幼年时，别的孩子还在苦苦地背书，他已经出去玩了。这些，在父亲的著作里都有记录。
父亲的写作习惯
在我记忆中，父亲的写作习惯是晚睡迟起。以小孩的眼光判断，父亲这样的生活是正常的。早晨不常用早点，也没有在床上喝牛奶、饮茶的习惯，仅仅抽几支烟而已。
我早晨起床下楼，脚步轻轻地踏进父亲的门口，床前总是一张小茶几，上面有烟嘴、烟缸和香烟。我取出一支插入短烟嘴里，然后大功告成般地离开，似乎尽到了极大的孝心。许妈急忙地催促我离开，怕我吵醒“大先生”。偶尔，遇到父亲已经醒了，眯着眼睛看看我，也不表示什么。就这样，我怀着完成一件了不起的大事的满足心情上幼稚园去。
整个下午，父亲的时间往往被来访的客人所占据。一般都倾谈很久，我听到大人们的朗朗笑声，便钻进去凑热闹。母亲没有招待点心的习惯，糖果倒是经常有的，有时父亲从小铁筒里取出请客。因此我嘴里讲“陪客人”，实际上是为分得几粒糖，待我纠缠一阵后，母亲便来解围，抓几颗打发我走开。我在外边玩耍一会儿回来，另一场交涉便开始了。这就是我为了要“热闹”，以解除“独生子”的寂寞，要留客人吃饭。父亲实际上已经疲乏，母亲是清楚的，可我哪里懂得？但母亲又不便于表态，虽也随口客气，却并不坚留。如果客人理解而告辞，母亲送客后便松一口气。如果留下便饭，她就奔向四川北路上的广东腊味店买熟食，如叉烧肉、白鸡之类。顺便再买一条鱼回来，急忙烹调。至于晚上客人何时告辞，我就不得而知了，因为我早已入了梦乡。
讲到睡觉，我想起在我四五岁时，床头旁的五斗柜上，总点着一支蜡烛。它是普通的白色蜡烛，每逢我不愿睡觉的时候，许妈便哄着点燃烛火，说“阿弥陀佛，拜拜！”这才骗取了熄灯的效果。可惜我虽经过幼小时的“培训”，至今仍没信佛，任何宗教也没有影响我。
如果哪天的下午没有客，父亲便翻阅报纸和书籍。有时眯起眼靠着藤椅打腹稿，这时大家走路说话都轻轻的，尽量不打扰他。母亲若有什么要吩咐佣工，也从来不大声呼唤，总是走近轻讲。所以此时屋里总是静悄悄的。
晚间规定我必须八点上楼睡觉，分秒必争也无效。因此夜里有什么活动，我一概不知。偶尔在睡意迷蒙之中，听到“当啷啷”跌落铁皮罐声，这时许妈正在楼下做个人卫生，不在床边，我就蹑足下楼，看到父亲站在窗口向外掷出一个物体，随即又是一阵“当啷啷……”，还相伴着雄猫“哗喵”的怒吼声。待父亲手边的五十支装铁皮香烟罐发射尽了，我下到天井寻找，捡到几只凹凸不平的“炮弹”，送还给父亲备用。这是我很高兴做的一件事。原来大陆新村的房子每户人家二楼都有一个小平台，那是前门进口处的遮雨篷。而雄猫就公然在这小平台上呼唤异性，且不断变换调门，长号不已，雌猫也大声应答，声音极其烦人。想必父亲文思屡被打断，忍无可忍，才予以打击的。
这里要插一段国民党曾要暗杀父亲的史实。那是一九九二年，我从全国人大调整到全国政协，作为“特邀代表”编入第四十四组。组里有几位熟人和知名人士。但在小组会议室靠窗边处，坐着一位我不熟悉的老者。他沉默寡言，神情严肃，不与他人插话谈笑，但是每个讨论题目，均按主旨简短发言。当我得知他便是国民党军统著名的暗杀高手沈醉，不禁多看了几眼。散会后，他对每个人均礼节性地致意。真所谓人不可貌相，这位当年地位显赫的可怖人物，长相却并不横眉獐目，更不是新中国成立前我所见过的国民党小特务那种模样。如今我们党和人民对他宽恕了、容纳了，他被选为政协委员，大家同席而坐，不再怒目以对。因此，在小组会的休息时间里，相互走访寒暄，我也跟着去沈醉住处访问。他那时正不良于行，因几年前在北戴河伤了腿，断了骨。当他面对我时，只见他瞳孔收缩一下，似乎情绪颇为起伏，但当时并未交谈什么。过了几天，我又在餐厅遇见他，他约我得空谈一下。我应邀去他房间，他显得很激动，向我吐露一个“从没透露的秘密”。他说，在一九三几年，他接到上级命令，让他组成一个监视小组打算暗杀我父亲。结果在对面楼里着人监视了多日，他也去过几回，只见到我父亲经常在桌上写字，我还很小，在房间里玩耍，看不到有什么特别的举动。由于父亲的声望，才没有下手，撤退了。他说，否则我会对不住你，将铸成不可挽回的悲剧。他本可以不讲，把这段历史深埋在脑子里，跟随自己在世上一起消失。而他却坦率地告诉我，为此，我尊敬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