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阐释的内与外

生命的激扬与民族的活力

——论李白的意义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学术界曾为李白诗歌表现的是什么样的时代精神、李白的意义和力量何在等问题争论得热闹异常。以林庚为代表的一方认为，由于李白具有自觉的“布衣自豪感”和“平民意识”，因而反映了盛唐乐观自信的时代精神，他们眼中的李白是青春、浪漫、天真、欢乐的化身；裴斐则认为“李白出现在唐帝国极盛而衰的历史转折时期”，他的诗歌“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景象的天才写照”，“怀才不遇和人生若梦”是他诗歌“*常见*动人的主题”，“痛苦和愤懑”是他诗歌的情感基调，他心目中的李白又是摧枯拉朽、诅咒黑暗的悲剧式英雄。林先生只看到李白青春的笑脸，裴先生则死死盯住李白痛苦的愁容，两位饱学的学者重演了一曲类似盲人摸象的喜剧。分歧虽然以某种方式还在延续，但轰轰烈烈的争论已经平息。遗憾的是，问题并没有随着争论的平息而得到完满的解决，在《李太白全集》中固然不难发现“仰天大笑”的乐观自信，同样也很容易找到“于此泣途穷”的痛苦哀伤。林、裴二先生针尖对麦芒的观点使我们无所适从，李白诗歌究竟反映了什么样的时代精神？李白诗歌的意义和力量到底表现在什么地方？如果跳出“平民意识”“诅咒黑暗”这一政治社会学的框框，如果能够从另一个视角重新观照李白，我们将会看到，李白诗歌的时代精神及其历史意义就在于：他通过自己个体生命的激扬，深刻地表现了我们这个伟大民族，处于封建社会鼎盛时期昂扬向上的民族活力，并因此使他成为“盛唐气象”的典型代表。

一

李白的一生有两大矢志不渝的人生追求：在政治上建立一鸣惊人的伟绩，在精神上获得彻底的自由。赵翼在《瓯北诗话》中说：“青莲少好学仙，故登真度世之志，十诗而九。盖出于性之所嗜，非矫托也。然又慕功名，所企羡者，鲁仲连、侯嬴、郦食其、张良、韩信、东方朔等。总欲有所建立，垂名于世，然后拂衣还山，学仙以求长生。如《赠裴仲堪》云：‘ 明主倘见收，烟霄路非遐。时命若不会，归应炼丹砂。’……其视成仙得道，若可操券致者，盖其性灵中所自有也。”

门阀制度在唐代已逐渐走向衰亡，唐诗中很难听到左思“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抗议与喟叹。有唐统治者为了自己基业的磐固，不断地打压抑制六朝的高门大族，唐太宗指斥士族“子孙才行衰薄，官爵陵替，而犹昂然以门地自负，贩鬻松槚，依托富贵，弃廉忘耻，不知世人何为贵之”！他因此提出选官应“或以德行，或以勋劳，或以文学”，科举考试制度的确立使庶族子弟有了参与政治的机会。开元二十一年六月，玄宗诏令“自今选人有才业操行，委吏部临时擢用”，史称当时“入仕之途甚多，不可胜纪”。起宰相于寒门，拔将军于卒伍，一大批门第不高的士人纷纷登上政治舞台，演出了一曲又一曲威武雄壮的历史剧。有志之士眼前展现的是一条看似无限风光的坦途，功名意气让大家都热血沸腾，他们积极要求在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在大漠边塞建立奇勋。这种英雄主义的时代气氛增强了人们对自己才能的自信，也培养了他们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高适《塞下曲》）“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连书生气十足的王维也高喊：“忘身辞凤阙，报国取龙庭。岂学书生辈，窗间老一经？”（《送赵都督赴代州得青字》）慷慨激昂的英雄气概成了时代精神的主旋律。

李白对自己的才能十分自负，称自己“怀经济之才，抗巢由之节，文可以变风俗，学可以究天人”（《为宋中丞自荐表》）。这样非凡的个人才智自然要追求高远的人生目标：“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从政就得扭转乾坤，当吕尚、范蠡、鲁仲连、张良、诸葛亮、谢安这一流人物，他觉得自己对历史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苟无济代心，独善亦何益？”（《赠韦秘书子春》）对巢父、许由甚至陶渊明的人生态度都大不以为然：“龌龊东篱下，渊明不足群。”（《九日登高巴陵置酒望洞庭水军》）这种自命不凡的谈吐与追求往往遭到时人的嘲笑：“时人见我恒殊调，见余大言皆冷笑。”（《上李邕》）可他毫不在乎人们这些冷嘲热讽，对自己的志向始终执着坚定，相信自己会有“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的时候，即使被“赐金放还”也坚信“长风破浪会有时”，即使五六十岁的高龄还深信自己能“为君谈笑静胡沙”。

这种高度的自信、宏伟的抱负、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是他那个伟大时代对李白的“馈赠”，只是李白比其他人表现得更为突出更为强烈罢了。不过，“没有哪个社会和文化是一元的，也没有哪个社会和文化是完全整合的，任何社会和文化总是代表某种冲突观点和冲突利益的复合体”。受社会制约的时代精神和风俗习尚，也同样不会只是一种声音，不会只有一种倾向，而常常是不同音响的合奏。一方面，压抑人才的门阀制度在唐代逐渐衰微，许多门第不高的才志之士得以走上政治舞台，使许多士子重新认识到自己潜在的无限能力，树立了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激励了他们积极的从政热情。另一方面，盛唐相对的思想自由、信仰自由、精神解放，进一步激起了人们对个性自由和精神解放的憧憬。人们创造现实世界的能力，要求突破现实世界的种种限制，寻求更宽广更自由的精神空间，而束缚精神和个性的某些传统清规一旦被抛弃，某些精神的锁链一旦被斩断，精神解放和个性自由的欲望就漫无节制地高涨，盼望推开一切精神上和思想上的阻碍，蔑视权贵，笑傲王侯，把一切外在的礼法与戒律踏在脚下。李白就是这种追求个性自由、蔑视王法与王侯的时代典型，这是他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对自己为人的“夫子自道”：“倚剑天外，挂弓扶桑。浮四海，横八荒，出宇宙之寥廓，登云天之渺茫。”2 这是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对他形象的“素描”：“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在山水中逍遥自适，于酣饮中浩然自放，是他孜孜以求的人生理想，他在《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中说，“人生飘忽百年内，且须酣畅万古情”。潇洒人间还远远满足不了他精神的需要，他还想“愿随夫子天坛上，闲与仙人扫落花”。范传正在《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中称他“脱屣轩冕，释羁缰锁，因肆性情，大放宇宙间”。嗜酒、慕仙、携妓、漫游等这些貌似放纵荒唐的行为，只有放在那个特定的追求精神自由、打破传统限制的社会背景中才能得到深刻的理解。这不是过去李白论者所谓“避世”说所能解释的，李白嗜酒、慕仙、携妓绝非要远离尘世，它是要冲破王法的限制和清规的束缚，以冲撞社会的方式宣告自己就是社会的主人，以鲁莽灭裂的方式来表现对精神自由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