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这热闹的生活

**章 热闹生活绘卷
　　所有美好都藏于时间的缝隙里，让生活变成了有光照进来的地方。
　　琢玉记
　　一 水下房上
　　这本小书说的是“琢玉”的事情，这个琢玉并非指工艺品玉件的雕琢过程，是指怎么“修理”我的女儿顾大玉，因为大玉也是玉。我知道，“修理”这个词用得不妥，但我一时实在找不出可以替代的其他词汇，毕竟作家也有词穷的时候。谈家事，往往舌头发短，容易偏颇，容易感情用事，容易当局者迷。希望读者能理解，能原谅。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希望能和我的读者像老朋友一样，泡一壶茶，细细地品着，聊着，说着让彼此愉快又伤心的家长里短，说着家庭中的种种喜悦与困惑。必要时再抹上几把眼泪……我想从您那儿得到安慰，得到批评，得到指点和帮助。
　　在说琢玉之前先说说我自己。
　　按大排行，我们家有七个儿子，七个女儿，我是女孩里的老六，是属于“垫窝”的那一类。儿时，过清明节，我和父亲去北京东直门外的坟地上坟，父亲指着地里的一座座坟说，这是老祖，磕头。这是爷爷，磕头。这是姨太太，磕头。这是你**个母亲，磕头。这是你第二个母亲，磕头……后来父亲指着三个土坟说，这是你的大哥和两个姐姐，不用磕了，给他们添锹土吧。我就走过去给我那些从没见过面的哥哥姐姐们添土，他们都是父亲的亲生子女，大哥叶广厚和二姐叶广芝在1936年同时死于“闹嗓子”，其实就是白喉。那时候的大哥已经二十岁，是个青年了。另一个小坟是我上边一个姐姐叶广蕙的，她比我大三岁……叶家的孩子们早早就到这里来集中了，我不知道父亲看了这些坟会有什么感触，大概是很难过吧。我问父亲，我死了以后是不是也要变个小土堆挤在他们中间？父亲说，怎么可能，你是要埋在别人家的地里的。我说我坚决不到别人的地里去，我就要和他们挤。看坟的老刘就笑，父亲说这丫头又犯浑了。后来，京畿之地的这片祖坟被夷为平地，在此之上又盖起了高楼大厦，祖先的骨殖荡然无存，那些拥在一起的哥哥姐姐也不知去了哪里。只有父亲，在香山的墓地静静地看着我们，看着我们以各种方式生活，看着我们的喜怒哀乐。
　　当年，父亲和他的哥哥，我们的三大爷一起生活在北京东城一座很考究很幽深的四合院里。前面院子里有树，是丁香，后面园子里也有树，是枣树。前院的丁香开紫花，清香淡雅，就像我那些美丽的姐姐们；后院的枣树每年结些莫名其妙的没有甜味的枣，也生产一些浑身长毛的面目狰狞的“洋刺子”，碰到身上痛痒难忍。这些毛病，很像我的哥哥，像老七。
　　父亲在陶瓷研究所上班，研究陶瓷；三大爷在故宫当特邀顾问，也研究陶瓷。他们都是有学问、有品位的人，爱绘画，爱书法，爱京戏，爱美食，也爱我们这一堆闹哄哄的孩子。
　　我们家的孩子多，多了便不珍贵，从不娇惯，虽是世家，对孩子养得却糙，放羊一样地养。用我母亲的话说，一个也是养，一帮也是养，大的带小的反而省事。这大概也是满族人的习惯。叶赫那拉家族老辈是崇尚武功的，讲的是勇猛精进，志愿无倦。到了我父亲这儿，家里还有刀枪剑棍，他老人家还能舞双剑，拉硬弓。祖辈的精神自然是希望能千秋万代地传下去，不走样，不颓废，发扬光大，直至永远。满族是个在铁马金戈中发展起来的民族，自然也希望他的子弟要勇武强壮，经得起风吹雨打。所以，我们家的孩子自小都很皮实，都有着顽强的忍耐力和吃苦精神。谁有头疼脑热，多是凭自己的体力硬扛，很少请大夫。病了，特殊的照顾不过是冲一碗藕粉，病人喝下了藕粉也就知道自己的病该好了，再没有躺下去的必要。我们的母亲认为，越是贫贱，越能结实长寿。所以我们每一个孩子出生后，都穿过用老年仆人旧衣裤改制的儿衣。
　　我小的时候很各色，淘而拗，常常没完没了地哭。早晨起来，百无聊赖，没有事干，看什么都有点儿不顺眼，干什么呀，哭着玩吧，就哭。有时一哭几个钟头，把家里哭得天翻地覆，全家人纷纷出走，四处逃窜，采取惹不起躲得起的态度。望着空荡荡的、寂静无比的院落，我在机械号啕的同时，往往怎么也想不起哭泣的初衷。这的确是件很糟糕的事情，因为这样就存在着一个下不来台的问题。
　　鉴于我常耍这套怪把戏，我就被逼着吃一种叫作“至宝锭”的丸药。主张吃药的是我的母亲，她老说我的内火大，不泻火就要生事，就要出毛病。这药苦而凉，不给别人吃，只给我吃。为此她天天早晨要像抓小鸡子一样地抓到我，给我吃药。对她来说，这是她每天一项很重要的工作。我老盼着她能忘，但是她一天也没忘过。她将药丸在小盏里捻碎，用水泡了，然后用两条腿夹住我，捏着我的鼻子往下灌。那黑色的液体往往要在我的喉咙口呼噜呼噜地响半天，才会被我咽下去。是憋得实在受不了了才咽的，没有丝毫的积极主动成分在其中。“至宝锭”的形状像大耗子屎一般，上面有银色的戳迹，以同仁堂的为*佳。同仁堂的“至宝锭”喝到*后，盏底有红色的朱砂，母亲会用清水将碗底涮了，再逼着我将那朱砂一点儿不剩地吞下去，还要舔碗……这是一件很不愉快的事。
　　我出生的时候，父亲已经六十多岁了，六十多的父亲对我自然就多了惯纵和偏爱。我能在这样一个大家庭里显得活跃而灵动，与我那些严谨齐整的哥哥姐姐们大相径庭，与我所处的位置不无关系。
　　全家人都喜欢我，全家人也都讨厌我。
　　夏天午睡的时候，我穿着木趿拉板，吧哒吧哒从后院急奔到前院，站在院当中，扯足了嗓子高声吆喝：磨剪子咧抢菜刀——
　　这声震屋瓦的几嗓子，将全家几十口人从夏日的酣梦中惊醒，再没人能睡得着。我的大大（大伯母）从屋里踱出来，呵斥道：大中午的你在院里折腾什么，你差点儿没嚎出我的心脏病来！
　　母亲从东屋出来了，三大爷从北屋出来了……
　　我并不是有意吵大伙，我是忘了大家中午还要睡觉。
　　不让喊就不喊，认错吗？不！我在家里，从娘家到婆家，从来没有认过错，嘴硬，就是真错了也不会认账。我不会像小绵羊一样，扎在母亲的怀里，奶声奶气地说：“妈妈我再也不啦。”那不是我的风格。
　　那天中午，站在廊子下阴影里的母亲对站在大太阳地、浑身冒油汗的我说，你给我回屋睡觉去！
　　我向母亲无赖地笑了笑，这样美好晴丽的白天，怎能躺在床上睡觉呢！我当然有我自己下台阶的办法：不大声喊，小声唱戏总是可以吧？于是我在丁香树下拉开了身段，揪着脖子憋出一句：“呜咿呀……儿的夫啊……”
　　我那一副带雨梨花，风欺杨柳的娇柔之状引得大家惶惶相视，三大爷说，这孩子该不是又得了扁桃腺炎？
　　母亲看了我一眼，没接三大爷的茬，她的脸色已经变得不好看了。她进了屋，又从屋里走出来，手里多了一把鸡毛掸子，她一边用手捋着那些花花绿绿的毛一边说，什么扁桃腺炎，我看是她的皮又发紧了。
　　我一见那掸子，就像运动员听到开赛的枪声，成了条件反射一般，撒腿就跑。母亲就在后面追。这套节目在叶家似乎已经有了表演程式，我是先绕金鱼缸，后蹿西游廊，再穿二道门，然后围着花坛转圈。母亲一步不落地紧追着我，那掸把子在她手里发出嗖嗖的声响，我便在那嗖嗖的声响里狂奔。这条奔跑路线，数年如一日地被重复着，没有丝毫改变。我现在想，母亲是在家里的权威面前做戏，非这样不能平民愤，其实要打到我很简单，母亲只要稍微改变一下路线，将追击改为堵截，我立马就无路可逃。
　　顾大玉：您真幸福，还有地儿逃！我也想逃，可是咱们家门一关单元房，往哪儿逃？
　　母亲在追我的时候，永远遵循着游戏规则，母亲是不想打我罢了。
　　对母亲的疼爱，小时候不能理会，大了才渐渐地明白。
　　但是晚了。
　　1952年，我又有了个小妹妹。小妹妹的诞生，是我的彻底解放；母亲没有能力再来管我，将带我的任务全部交给了我们家的老七。
　　老七是男孩里的老小，以淘和坏在家里出名。老七的坏，可以说坏出了圈，我至今还没有见过哪个孩子能坏过我们家的老七的。他的坏是从肚子里往外坏，眼睛一转一个主意，让人防不胜防。
　　比如说，我们的三大爷爱听戏，每每有好戏，必定要看。那时候没有电视，看戏就得进戏园子，所陪同者，常常是我和老七。三大爷看戏要坐前排，那些年跟着三大爷我真真是看了不少戏。有时在吉祥戏院，有时在人民剧院，有时在圆恩寺影剧院。我们看过梅兰芳的《凤还巢》，看过张君秋的《望江亭》，还有一回看的是叶盛兰演的《群英会》。看来看去，就发生了这样的情景：记得有一回是去护国寺的人民剧院看新编历史剧《摘星楼》，票很不好买，我们等了好几天才等上票。那天我们走到剧院门口，老七忽然大叫不好，说是票忘带了，这样一来，我们当时就进不去了。剧场里的锣鼓家伙已经敲起，我们还在外头一筹莫展。收票的看我们老的、小的大老远的来了，却进不了门，看三大爷那飘洒的白胡子，那学者的风派，不像是胡说，就动了恻隐之心，将我们安排在剧场的*后一排。我们由*前面移到*后面，窝火自是窝火，但是总比进不来强。那天我在剧场里，看到了老七的同学，几个小孩子，没有大人领着，人模狗样地坐在前头看《摘星楼》，我就料定，老七在票上做了手脚。果然，休息的时候，那几个孩子总躲着我们，其中一个还朝我挤眉弄眼，我就想，这个老七，真他妈坏，坏到家了！
　　老七是坏，我是淘。我是个有勇敢而没有心计的人，很多时候是我将老七的主意付诸实践的。于是叶家就有人说，我们俩的关系是狼和狈的关系，只要看见我们俩在一块儿，大概不会有好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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