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思想史论(二)-刘泽华全集

《刘泽华全集.政治思想史论（二）》：一、耕战思想《商君书》的作者认为，力量决定着政治关系，力量来自于耕战。《商君书·农战》说：“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他们批评当时的一些君主，整日冥冥幻想壮大自己的力量，却找不到力量在哪里，太糊涂了。作者提醒君主：力量就在农战！他们劝告君主，要采取一切办法，把民引到农战轨道上来。办法的中枢是一个“利”字。正如《商君书·慎法》所说：“民之欲利者，非战不得；避害者，非战不免。”《商君书》的作者提倡农，并不把农说得多么美好，相反，明确地指出农耕是一项苦事，《商君书·慎法》说：“民之所苦者无（作“唯”讲）耕。”《商君书·外内》说：“民之内事，莫苦于农。”苦与人的好利本性显然是矛盾的。作者认为要正视这种矛盾，而且要从“苦”着眼想办法，使民不得不耕，或变被动为主动。一种办法叫“劫以刑”①。农不是很苦吗？如果因不务农受到的刑罚比务农还要苦，相形之下，务农反倒是件乐事了。《商君书》作者是一批正题反作的高手，下面我们还会看到这种绝招在其他方面的运用。另一种办法叫“驱以赏”②。把“赏”作为驱使民务农的一条鞭子，这又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商君书·农战》中提出，对于力耕者要赏以“官爵”。《商君书·去强》中提出“粟爵粟任”，即用粮食换官爵。《商君书·靳令》也提出：“民有余粮，使民以粟出（作“进”讲）官爵。官爵必以其力，则农不怠。”作者认为用粟买官爵可以收一箭双雕之利，国家既可以获得大量粮食，又可以防止民因富而佚。卖官爵的生意，对国家来说是一种无本万利的买卖，同时又加强和扩大了统治阶层。不过对底层的劳动者来说，则是增添了恶狼。《管子》及韩非子对卖官鬻爵颇有异议，认为这是亡国之道。第三种办法是利用价格和税收鼓励农耕。作者认为粮价便宜，货币就贵，这对商人与手工业者有利。《商君书·外内》说：“食贱则农贫，钱重则商富。”究其实，这种说法并不科学，粮食便宜并不是因为钱币贵造成的。货币本身不决定商品之间的价值比例关系。作者只看到市场上的表面现象，便把罪恶推到货币身上，实在是错怪了货币。抛开其他因素，相比之下，如果粮食比手工业产品便宜，那完全是由于手工业生产不发展造成的。作者不了解这个道理，反而提出向工商业开刀，主张采取抑末政策：一方面限制人们从事工商业活：另一方面向工商业多征税，“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①。作者认为采取这种办法，粮价就可以提高；农民就会安心农耕。其实，这种办法对打击工商业起作用，对提高粮价无济于事。相反，手工业产品的价格反而会上涨。所以抑末无补于农，至于作者提出的减轻农业税收，无疑是一项鼓励农耕的有效办法。第四种办法是加强行政管理。《商君书·垦令》中提出了二十条重农措施，其中有些可归入上边三项内容之中。另外还有一些特殊的行政手段。例如，实行愚民政策，民愚则安农；取消技艺人员，也不准农民观看技艺；取消旅店，既限制了社会交往和人员流动，又迫使开来旅的人去从事生产；不准自由迁徙，不务农则无生路。凡此等等，不一一列举。以上四个方面是互相关联的，构成了重农抑末政策的整体。《商君书》所以特别重农，还有一个重要的理论根据，作者们把粮食看成财富的主要标志。《商君书·去强》说：“国好生粟于境内，则金粟两生，仓府两实、国强。”从当时的情况看，农业是经济的主体，有了粮食就能生存，因此把粮食视为主要财富有其合理性。但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完全抹杀了手工业产品的价值。作者们重农还有政治上的考虑，认为农民好统治，工商业者难统治，为此也需抑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