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泽华全集-政治思想史论(一)

《刘泽华全集：政治思想史论（一）》：　　秦朝的灭亡，把法家也推到了被批判席上。不过实际的政治一点儿也离不开法家，汉朝的基本政治制度继承秦制，说明了法家的政治实用价值依然有效。汉初法家思想虽然遇到了危机，但仍有人在坚持、在思考，晁错是其中*著名的一位。　　晁错（公元前200-公元前154），颍川（今河南禹县）人，曾在轵从张恢学申商刑名之学，后又学《尚书》。晁错兼通法、儒，文帝、景帝时参与朝政。他为人聪明峭直，号称“智囊”，《汉书》本传载：“错所更令三十章，诸侯讙哗。”《汉书·艺文志》法家类有《晁错》三十一篇，《隋书·经籍志》载，梁时尚有《朝（晁）氏新书》三卷，但均已亡佚。现只能根据《史记》与《汉书》本传及一些佚言略做评述。　　文帝在策问中提出“明于国家之大体，通于人事之终始”两个问题，寻求策对。晁错的策对获得文帝的赏识。晁错认为治国之大体和通人事在于配天地，顺人情。他说：“动静上配天，下顺地，中得人。”然后风调雨顺、民和，“此谓配天地，治国大体之功也”。　　配天地是思想理论界的一个共同认识，中心是要求君主正确处理天、地、人三者的关系，这样才能保持人类与自然的平衡，才能保证人的自身生存条件不被干扰。　　通人事则在于本人情，晁错把人情归结为四欲：“欲寿”“欲富”“欲安”“欲逸”。他说：“计安天下，莫不本于人情。人情莫不欲寿，三王生而不伤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节其力而不尽也。其为法令也，合于人情而后行之；其动众使民也，本于人事然后为之。取人以己，内恕及人。情之所恶，不以强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乐其政，归其德，望之若父母，从之若流水；百姓和亲，国家安宁，名位不失，施及后世。此明于人情终始之功也。”这种对人情的看法与法家是一致的。晁错主张一切法令和政事都要以人情为依据，但对法家又有修正，增加了儒家的调和剂，即“取人以己，内恕及人”。韩非等主张挑动人欲而利用之，晁错则主张承认人欲而有分寸地加以适应和引导。为政之忌是违反人情；如能顺人情，君主与天下之民就能取得和谐。在顺人情上，特别要注意民众的衣食和赏罚。　　衣食是人生之本，应成为政治之首。“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晁错认为帝王的首要之责是使人民安定，《文选》中班孟坚《答宾戏》注引晁错《新书》说：“臣闻帝王之道，包之如海，养之如春。”帝王应像海一样，具有宽阔的胸怀；应该像春天一样，生养万物。在这里，又可看到晁错对法家的修正。法家要君临天下，但不讲海涵；讲利民而要威严，但不讲如春之和顺。显然，晁错是以儒术补法家之弊。为了保证衣食之源，他提出了重农贵粟和抑末的主张，在著名的《论贵粟疏》中批评了汉初重农抑商政策流于形式和口号，指出：“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不能只靠法令。人们是否务农，在于务农是否有利可图，如务农无利可图，靠行政命令是无济于事的。当今的情况便是这样，他说：“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为了使人们务农，必须从利着眼，实行贵粟政策。他建议实行以粟赎罪和输粟为官，粟贵而趋农，国家贮粟，既可以备荒，又可备战，所以他说：“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