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北宋中后期贬谪与文学/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1.讽谕现实与暗寓己志赋自骚体以来即有讽谕传统，屈原《离骚》便以相当篇幅批评楚王昏庸及楚国政治的黑暗，以致班固因不满屈原“责数怀王”而指其“露才扬己”。其后赋体由大赋而抒情小赋而骈赋、律赋、文赋，虽体有代变，但讽谕传统始终若隐若现，不绝如缕。熙宁之后，异论蜂起，旧党人物怀着忧国之心讽谕现实，相比诗文，赋虽非主要形式，但仍然有一席之地。盖因被贬者迫于政治压力，往往避免斥言时政，多以婉曲的方式表情达意，赋体婉而多讽的特点契合了这种表达需要，从而被用以言志抒怀。司马光退居洛阳期间作《稷下赋》，以苟子之口暗讽王安石为首的新党徒有高论而无济于事。元符元年（1098），黄庭坚于黔州作《放目亭赋》，以貌似洞达的口吻表达不平之鸣，“放心者逐指而丧背，放口者招尤而速累。自作訿訿，自增愦愦。登高临远，唯放目可以无悔。防心以守国之械，防口以挈瓶之智。以此放目焉，方丈寻常而见万里之外。”①作者借放目加以发挥，对自己多言招祸的人生进行了痛切的反思，表示要对心与口严加防范，以求免祸无悔。此赋短小精悍，表达了强烈的愤世之意。政和元年（1111），唐庚被贬惠州，作《南征赋》以抒愤。赋中历数曹魏之亡国、光武之中兴、羊祜之遗憾、屈原之悲剧，借对前代之吟咏表达复杂的思绪。在叙述曹魏之亡时，作者感叹时无忠臣，面对司马氏独揽大权、篡魏自代的野心，竟然无一直士挺身而出，“国已挹于三马，臣不闻于一鹗。岂当世之无儒，抑此病之难药”②。对历史的感叹，似乎也隐含着对权臣当政而人人苟且的政治现实的影射与批判。更引人注意的则是对屈原的咏叹，“咏九歌之余哀，闵三闾之孤趋。岂公子之足怨，实举世而无与。内不怿于女媭，外见非于渔父。持此道以奚归，亦各安于所处”。作者描述了屈原心昭日月而不为世人所知的孤独，借以抒写自己的孤愤。赋中这类含蓄的批判及怨叹往往并非感情的终点，与之相伴随的则是对高洁品格的颂扬。元丰三年（1080），苏辙被贬筠州，作《刘凝之屯田哀辞》，赞美刘凝之、刘道原父子洁廉不挠、冰清玉刚的高风，表达了追随之意。在前面的小序中，苏辙评述刘道原的品格说，“其为人刚中少容，是是非非，未尝以语假人，人多疾之”。其父刘凝之同样“以刚直不容于世俗，弃官而归老于庐山二十年矣”①。作者历数刘氏父子的遭遇，显然同时也是对现实政治的批评。而刘氏父子以刚直横遭排挤，自然令因兄长直言而牵连获罪的苏辙心有戚戚焉，苏辙进而联想到不食周粟的伯夷，赞美其“清”节，更加获得了一种同声相应的精神力量。刘氏父子刚直自守的形象逐渐成为士大夫膜拜并效法的范本，尤其易于引发被贬者的共鸣。元符二年（1099），晁补之贬监信州盐酒税，途中经庐山作《冰玉堂词》，赞美刘凝之、刘道原父子“翳圣贤之出处兮，惟遵道而守德”②，借以表达自己守道不屈的人格理想。愤世、怀古、颂人之外，赋体对自我情志的抒写其实更集中于咏物。赋原本即有咏物传统，屈原《橘颂》首开先河，后世则绵延不绝，遂成赋体重要题材。被贬者慑于政治威压，不便直言其志，咏物赋便成为更为适宜的形式。元丰元年（1078）六月，司马光作《灵物赋》云：“有物于世，制之则留，纵之则去；卷之则小，舒之则钜；守之有主，用之有度；习之有常，养之有素；誉之不喜，毁之不怒；诱之不迁，胁之不惧。吾不知其为何物，聊志之于兹赋。”③此赋模仿荀子五赋而作，以谜语的形式描写“灵物”形象，似以之比喻自己始终如一、不随时俯仰的坚贞品格。绍圣后，黄庭坚相继被贬至黔、州等地，其间作《苦笋赋》，抒发以直言获罪的苦闷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