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淡从容才是真

做真实的自己
在人的一生中，思想感情的变化总是难免的。连寿命比较短的人都无不如此，何况像我这样寿登耄耋的老人！
我们舞笔弄墨的所谓“文人”，这种变化必然表现在文章中。到了老年，如果想出文集的话，怎样来处理这样一些思想感情前后有矛盾，甚至天翻地覆的矛盾的文章呢？这里就有两种办法。在过去，有一些文人，悔其少作，竭力掩盖自己幼年挂屁股帘的形象，尽量删削年轻时的文章，使自己成为一个一生一贯正确，思想感情总是前后一致的人。
我个人不赞成这种做法，认为这有点作伪的嫌疑。我主张，一个人一生是什么样子，年轻时怎样，中年怎样，老年又怎样，都应该如实地表达出来。在某一阶段上，自己的思想感情有了偏颇，甚至错误，决不应加以掩饰，而应该堂堂正正地承认。这样的文章决不应任意删削或者干脆抽掉，而应该完整地加以保留，以存真相。
在我的散文和杂文中，我的思想感情前后矛盾的现象，是颇能找出一些来的。比如对中国社会某一个阶段的歌颂，对某一个人的崇拜与歌颂，在写作的当时，我是真诚的；后来感到一点失望，我也是真诚的。这些文章，我都毫不加以删改，统统保留下来。不管现在看起来是多么幼稚，甚至多么荒谬，我都不加掩饰，目的仍然是存真。
像我这样性格的一个人，我是颇有点自知之明的。我离一个社会活动家，是有相当大的距离的。我本来希望像我的老师陈寅恪先生那样，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不求闻达，毕生从事学术研究，又决不是不关心国家大事，决不是不爱国，那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然而阴差阳错，我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人。应景文章不能不写，写序也推脱不掉，“春花秋月何时了，开会知多少”，会也不得不开。事与愿违，尘根难断，自己已垂垂老矣，改弦更张，只有俟诸来生了。
这与我写一些文章有关。因写“后记”，触发了我的感慨，所以就加了这样一条尾巴。
1995年3月18日
黎明之前
我于1946年深秋，在离开了祖国和北京11年之后，又回到了北京，在北京大学工作。深夜，阴法鲁同志等到车站上去接我们。坐在汽车上，看到落叶满街，秋风萧瑟，身上凉了起来，心里却是热的。
我被安排住在红楼上。这是五四运动的发祥地，驰名全国，驰名全世界。但在日寇占领时期，却成了日寇宪兵队的驻地。地下室就是刑讯杀人的地方。有人告诉我，地下室里有鬼叫声。我是唯物主义者，根本不信有什么鬼神。因此，虽然整个红楼空空荡荡，夜里真有点鬼气森森，但是我并不怕鬼，我怕的是人。
怕什么人呢？就是国民党反动派。在我住在红楼期间，解放战争已接近尾声，国民党反动派腐朽透顶，病入膏肓，众叛亲离，天怒人怨，犹如燕巢危幕，鱼陷涸池，岌岌不可终日。但是世上一切反动派的规律是垂死挣扎，国民党也不例外。他们对北大尤其恨之入骨。北大的民主广场号称“小解放区”，是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必须拔之而后快。
在那段时间，学生正进行反饥饿、反迫害斗争，经常在民主广场集合，然后到外面去游行示威。国民党的北平市党部、军统特务、中统特务、宪兵第九团，恨得牙咬得直响，但是却束手无策。于是就从天桥雇用一批批的地痞流氓，手持棍棒，到红楼附近来捣乱，有时候抓住单身的学生，打他们一顿，有时候成群结队，到民主广场外面去堵截示威学生。我从我住的三楼上向下看，看到成群的打手，横七竖八地躺在那一条臭水沟边上，等待头子的命令。我看他们歪戴着帽子，敞胸露体，闹闹嚷嚷，列队集合，像一群乌合之众，成队地撤走。有人说，这是到什么地方去，国民党要发给每个人多少万金元券或银元券，再加上几个馒头。
国民党指挥的流氓有时候夜里也来捣乱。我们住在红楼的人就用椅子把楼道堵上，楼上算是我们的堡垒，红楼他们没有冲进来过，旁边的东斋宿舍，他们都冲进去了。乱砸了一通，然后撤走，大概又到国民党市党部领馒头去了。
1949年冬，解放军已经包围了北京。我们在孑民堂纪念北大建校51周年。城外炮声隆隆。我们几个人小声交谈，说：“国民党给我们鸣礼炮哩！”绝大多数教授的心情是愉快的，充满了期待的情绪。对共产党，我们几乎都不甚了解，但是对国民党，我们是非常了解的。谁心里都有底，我们嘴里念着：“长夜漫漫何时旦？”心里都知道，这一群反动家伙的末日快来临了。
在自然界，黎明前有一段黑暗。在人类社会中，反动力量要完蛋的时候，由于他们拼命捣乱，造成一段短暂的黑暗，但是黑暗一过，迎来的是霞光满东天，耀眼的朝阳就要照临大地了。
我们终于迎来了朝阳。
1987年10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