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路上的迷途羔羊

Ⅰ小引——艺术追随帝国，抑或帝国追随艺术？ 后发型新“帝国”及其言说的特征 本书所收文章，选自笔者已发表的有关日本文学的论文、札记或随笔，所涉及的时间范围从20世纪初至21世纪初，大体相当于中文学界所说的近现代和当代。 同属于汉字圈的日本也使用“近代”“现代”这样区分历史时段的概念，但日文脉络里的“近代”移译到中文应该怎样表记，一直是令人困扰的问题。在实际翻译中，原样挪用者有之，加以改换者亦不少见。如中国媒体上频繁出现的“现代化”，移译至日文多会变为“近代化”，而日文中的“近代”移译至中文则常被写为“现代”，与本书内容相关且比较切近的例子是柄谷行人的《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如所周知，此书中文版题目里的“现代”在日文原文里实写作“近代”（《日本近代文学の起源》），如此改换，应该是译者的有意而为。 但以中文的“现代”置换日本的“近代”是否就恰当妥帖？已经有研究者讨论过，尽管同属于汉字圈，尽管字形完全相同，中文和日文里的“近代”含义却很不同。这不仅因为作为历史分期的概念，中日文里的“近代”各自指涉的时段不能完全重合，更因为中国和日本的“近代”经验和认识存在巨大差异。伊藤虎丸在其论文《亚洲的“近代”与“现代”——关于中国近现代文学史的分期问题》中援引竹内好《现代中国论》有关“东方的近代是西欧强制的结果”的观点，分析“以中国为首的亚洲各国”的“被近代化”经验以及由对抗“西欧强制”而产生的“主体性态度”，批评日本自外于亚洲，毫无抵抗地“把自己置于西欧的立场”的“近代”观，实际上是文化主体性缺失的表现。伊藤指出，正是基于这样的近代观，在日本会较多从“肯定的意义”上理解“近代”，并“认为‘近代’与‘现代’是连续的，较少有人意识到或主张将其做明确的区分”。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把日文的“近代”原样挪到中文，固然会在抹去翻译痕迹的同时遮蔽中日“近代”经验和认识的差异；但用“现代”置换“近代”，则也难免淡化日文里“近代”与“现代”之间的连续性意涵。 需要注意的是，上引竹内好和伊藤虎丸的中日“近代”比较论，是从二战以后反省日本近代历史的视点，分别针对冷战及后冷战的时代状况而发的；并且，和所有的宏观比较论一样，为了论述的方便，他们都把讨论对象做了简约化甚至本质化的概括。如果我们把关注点从比较论收拢回来，聚焦于日本近现代历史的研究，或者说放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全球史背景上，则不难看到，何谓“近代”这一问题即使在日文脉络里也众说纷纭。所谓“近代”，自然首先是从时间的维度，在表现和此前时期/时代之区别的意义上确立的，而在有关日本历史的叙述中，“近代”起自“明治维新”，可谓一个共识，但“明治维新”的起讫时间应该怎样确认，研究者间的看法也颇有歧异。 成田龙一考察二战以后日本学术界就“明治维新的起点”问题提出的各种观点，首先提起了远山茂树，他说：远山“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从底部结构（经济）决定历史的立场出发，首先把幕府末期的经济视为工场手工业的阶段，在此基础上看到各雄藩‘向绝对主义倾斜’的趋向，认为天保时期推进改革的主体成为了明治维新的政治主体。总之，是在把幕府对应着封建制之新阶段而推进的政治、经济改革——亦即失败了的天保改革和雄藩的成功改革进行对比之中，对明治维新进行阐释的”。成田认为，远山实际是把“欧洲近代的诞生——从封建制解体到近代诸关系和制度的生成之过程，和明治维新叠合了起来，期望由此找寻到近代日本的出发点。其认识的前提是：相对于江户幕府=近世封建制，明治政府=近代的中央集权制和资本制”。因此，远山及赞同远山观点的学者大都把“明治维新的起点放置在天保时期（19世纪30年代至19世纪40年代前半期）”。同时，成田龙一还举出芝原拓自作为另一种观点的代表，认为芝原率先提出“世界史中的明治维新”问题，把关注重点转移到“世界资本主义”的历史条件下的东亚危机与变革，自然就把佩里来航（开国）看作了明治维新亦即“近代”的起点。概言之，这两种观点或可概括为“内发型近代论”和“外来冲击型近代论”，尽管两者都有自己的论述依据，但由他们的分歧恰恰可以看到，如何确定明治维新的起点，其实涉及如何解释日本“近代”的历史，不同观点牵连着不同的解释前提和观察框架，并不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史实。 关于明治维新的终结时间也同样如此，据中村正则考察，关于这一问题“本来亦无定说”，大约至20世纪60年代以后，“则有以1890年前后的明治宪法体制、日清战争（即中日甲午战争——引用者注）为明治维新的终结期的观点出现”。中村认为：“这些认识虽然和明治同时代人把西南战争和维新三杰（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之死视为明治维新终结的认识有很大差异，但从明治维新所设定的课题来看，其目标并没有停留在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而是包含着国民国家的建立和经济的对外自立，这些课题的基本解决，确实是在日清战争和产业革命达成的时期。” 中村本人是赞成20世纪60年代后渐成通说的观点的，他们都把明治维新看作了一个充满了多种可能性的动态历史过程，认为到中日甲午战争，“明治国家”的格局和路向基本确立，也意味着这一过程的结束。中村等人注意到，“明治国家”既具备近代民族/国民国家的品格，也带有帝国主义的性质，在这样的意义上，他们把甲午战争设定为一个历史时段结束的标识，应该说表现出了一种洞见。但在此基础上显然还应进一步讨论，在全球史的视域里，明治日本所确立的国民主义的帝国主义国家是否具有自己的特性？其特性具体表现为怎样的形态？ 一般说来，帝国主义行为主要表现为某一国家在本国领域之外推行的军事扩张和政治、经济、文化的统治或控制。这当然是可追溯到古代的历史现象。但在欧洲，由于经历了一个传统帝国因众多拥有主权的民族/国民国家的兴起而解体的过程，“帝国”与“国家”的概念也便常常被放置在前近代和近代的对应关系上理解和使用，而在近代民族国家基体之上崛起的欧美列强，伴随着资本主义运动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则又明显表现为重返帝国的冲动，且在扩张动力、扩张规模与扩张方式的多样化方面，都远远超过传统帝国。据相关研究：“帝国主义”是在“19世纪中叶之后才形成的词”，在“英文中的imperialism与具有现代意涵的imperialist在1870年后才大量使用”（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而值得注意的是，“正是从这时期起，欧美列强开始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全面推行了殖民地统治”（中村正则：《明治维新与战后改革——近现代史论》）。爱德华·萨义德曾引证相关文献指出：“在1800年，西方的势力声称占有全球百分之五十五，但是实际上是占有大约百分之三十五的土地面积，然而到了1878年，此一比例已增至百分之六十七，每年以八万三千平方英里的速度增加。”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帝国主义”这一概念的出现，正是对近代民族/国民国家型的帝国之特征恰逢其时的表述。 如果说，19世纪70年代已经进入全球帝国主义的时代，那么，日本处于怎样的位置？在此也许有必要了解置身于历史现场的人物的感受和看法，这不仅因为其与历史现场切近，还因为历史事件本来也包括对事件的言说。前面引述的以甲午战争为明治国家走向帝国主义标志的观点，都属于后世学者之见，而作为当时的日本首相直接参与战争筹划、推动并主导了战后处理的伊藤博文，在战后发表题为《列国的国土侵略主义与日清战争的意义》的演讲，则是历史当事人自我言说的一个代表性文本。伊藤说：剑桥大学历史学科教授Seeley（注：John Robert Seeley，一译西利）曾言：19世纪是国民竞争的时代。余则欲更进一步，为由其所说列国国民竞争而产生的政治上之主义下一新名称，曰：领土开拓主义的竞争时代。挟强国之威，乘弱国之弊，掠地拓疆，虽有人说此乃因人口过剩、生产不足等社会病根而生，实则不过是以美名装饰其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