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9:三城记

——《变革中的城市与历史的记忆》 革命可以是各种各样的，它可能是社会的剧变，是政治的全面改革，或是文化的转变，但革命的过程——从旧秩序的崩溃到新秩序的建立——总是要依托于某个位置、某处地理空间、某种环境。下面这些话可能是老生常谈，但革命的重大意义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第1，革命是对旧政权的反抗或者暴力行动，部分目的是要实际地夺取政治权威或政治权力的位置，其途径是极端的、多种多样的，包括阻断和控制通信联络、攻击和驱逐前政府工作人员、夺取武器和巩固防御阵地。第2，有些革命不光要更换当权者，同时要求更深层次的政治与社会变革，它将充分利用现有的公共建筑和公共空间以安置新的公民政权机构。革命者不仅根据现实的目的接管、改造这些场所，而且利用它们发送各种政治信息，例如给建筑物刷上各种口号，涂上特殊的色彩，加上各种象征物，这种做法旨在培养支持这套全新的政治价值观的公民。第3，革命运动不只是在特定的场所动员支持者、接触公民，它超越空间的限制，克服距离带来的困难（在城市则是应对人口密度过大的挑战），通过各种方式让革命深入每个街区、每条街道及每户人家。 美国革命与法国大革命都达到了上述规模。这两场革命造成的冲击几乎波及政治、文化、社会等人类经验的各个领域，从贵族的宅邸到劳动人群频繁光顾的酒馆都被震动。革命的希望、恐惧、理想与仇恨透过语言、暴力和政治文化得以表达：游行、象征、标语、口号、歌曲、音乐、小册子、画报、出版物、版画、纸牌、服饰、家具，甚至是发型。经历着革命的人们随时感受着情感的剧烈波动：恐惧、希望、兴奋、绝望，他们忍受着饥饿带来的疼痛，耳边是混合着激烈的辩论的倒咖啡或啤酒的声音。这两场革命都在多个场所进行。与所有革命一样，它们在争夺对空间的实际控制权。在纽约，革命者于1776年夏打了一场城市保卫战，并驱逐了城里的效忠派分子。在巴黎，各方于1789年7月打响了争夺城市控制权的战斗，1792年8月10日争夺杜伊勒里宫，1793年5月暴力争夺对国民公会场地的控制权。伦敦在这些年当中避免了革命，但它同样被政治辩论与政治冲突动摇——并且伴随着流血事件——其核心问题是“人民”的权利与政治改革。这些辩论与冲突引发的争夺城市空间的战斗不亚于巴黎与纽约，城市里的激进派与效忠派之间争夺酒馆、劳动人口的通信和组织渠道的使用权。 印刻在城市公众场所和建筑物的砖块、灰浆与屋顶上的政治转变也同样重要。在革命中的纽约与巴黎，动乱即刻表现出来的显著特色是革命者接管、改造旧政权建筑物与空间的方式。纽约华尔街的市政厅变成了宏伟的联邦大厅。巴黎的革命者接管的房产、地产更是丰厚，其中包括古老的王家骑术学校、杜伊勒里宫、罗浮宫，以及许多修道院、教堂和神学院，以适应新的公民秩序。对于革命者而言，仅仅控制这些空间与场所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向所有人昭告新秩序的诞生。装饰着美国鹰的纽约联邦大厅不光是要在视觉上传递共和的原则，它通过一砖一瓦流露出对政权永恒的渴望，向所有人宣告这个新秩序将万古长存。在巴黎，在恐怖统治生死攸关的1793—1794年，杜伊勒里宫中央入口上方那顶巨型的弗里吉亚红帽子自然是革命的象征，然而它所在的位置——从前王室寝宫的上方——同时也在宣布这座宫殿归共和主义者所有，它坚决而歇斯底里地表达着法兰西共和国依然稳固。两座城市的革命者意志坚定，不走回头路，这一决心也通过破坏地标建筑物得到了表达。纽约人（1776年）和巴黎人（1792年）都曾推倒王室的雕像，巴黎那场象征性弑君后5个月，路易十六被斩首。两座城市里许多地方的名字也被更改，意在抹去旧时代的痕迹，不过巴黎的进程比纽约更激烈、更彻底。此外，两座城市都经历了战争的冲击，并感受了战争与革命的关联性。1775—1776年的纽约和后来的巴黎（特别是在1793—1794年），军事备战在全城的建筑与空间中进行，同时对人民的政治动员和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打压渗透到各个街区与街道之中。 不过，这三座城市经历的不同之处也很重要，因为这些差异是三个国家选择不同道路的表征（而非原因）。纽约市外观的变化与其战后重建紧密相关，战后的和平环境让这段经历成了相对美好的回忆。此外，1783年后政治变革过程中的温和性也表现在战后的建筑环境中。纽约人只是简单地占据并装修了那些已有的、曾为殖民地时代政治生活服务的建筑，这是因为尽管新政权已经民主化并去除了王室权威，但它的机构——州长、市长和市议会等——事实上都继承自旧殖民地的政治体系。事实上，革命后纽约城市景观的 (zui) 重大变化主要由公民社会而非政府机构促成，例如唐提咖啡馆、坦慕尼协会，或者非裔美国人教堂的修建。这些社团、建筑从文化参与、经济复苏、社交活动和争取进一步解放等方面体现了战后的繁荣。 巴黎城市外观的革命性转变从1789年便已开始，与纽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变革的社会背景 (zui) 初是旧制度遗留下来的贫穷，接着是1792年日益恶化的各种军事、社会与政治危机。不管革命者多么雄心勃勃地计划为新公民秩序建造专属于它的场地，他们从来没能负担起这样的费用。他们转而占领并改造旧时代的建筑，特别是教堂、修道院、贵族宅邸和王室宫殿，而这些建筑当初的修建与革命者的目的毫不相关。随之而来的便是对建筑内部装修的改造、内部空间的重组，并装饰上革命的象征物，对建筑的改造反映了法国大革命的激进主义，他们要在这个基于特权与 (jue dui )王权的共同体社会当中建立起一种平等的秩序。满街飘扬着三色旗，昔日修士与修女安静冥思的居所里建起了座席与旁听席，这些转变不但完全改变了曾经熟悉的建筑的外观，而且将革命引人注目的标志展示给了所有公民，他们的城市的外貌正在发生变化。在两座革命的城市里，城市景观被*大限度地利用，以号召和鼓励公众融入新秩序的价值体系当中。如前文所述，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革命者既给建筑装饰上了新秩序相关的标志，又举行游行和庆典（联邦大游行、华盛顿总统就职典礼、联邦节、至上崇拜节），在象征及现实意义上使用特殊的场地。同样，无论在纽约还是巴黎，某些有象征意义的地点总是被用来唤起或巩固人民对新秩序的忠诚，这些建筑原先有其实际或战略作用，后来则作为革命圣地具有了历史价值。此类地点包括纽约市的公共广场和巴黎的巴士底狱：公共广场是纽约人树立自由杆之地；巴士底狱则从一个火药库和令人生畏、臭名昭著的堡垒变成了革命的象征，象征着在争取自由的道路上需要冲破的艰难险阻。 伦敦的情况完全不同，与其他两座城市形成了耐人寻味的对比。大英帝国的首都没有经历革命的震撼，因为这个国家及其支持者都积极地保卫现有秩序，特别是在1793年与老对手法国开战之后，英国国内更是爱国主义热情高涨。此外，英国改革运动当中的进步思想并不比纽约和巴黎少，但它采取合法的方式，要求温和的改变，这一特点从伦敦激进派利用城市建筑的方式就能看出。英国的激进派从来不会将现政权的建筑据为己有，他们选择在日常活动的地方开展活动，比如咖啡馆与酒馆，伦敦的公民社团也在这些场所运行。这大概也是他们在面对效忠派的压力时如此无力的原因。效忠派之所以取得压倒性胜利，不光是因为政府帮助镇压激进派、效忠派无孔不入的宣传和民众之中强大的保守主义；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政府的支持下，他们可以缓慢但稳步地占领激进派的活动场地——城市文化生活与政治辩论兴盛的咖啡馆和酒馆。 伦敦的城市景观没有经历过激进的改造，但它与其他两座城市一同见证了政治激进主义浪潮对整个城市空间的冲击。举个例子，纽约的美国革命、巴黎的法国大革命和伦敦的城市激进主义运动当中都出现过政治主动权、政治活动和政治动员地点的变动。政治讨论与文化辩论从前只局限在旧制度的议事厅与宫殿中，如伦敦城的市政厅与市长官邸、纽约的市政厅与乔治堡、巴黎的司法宫；现在，它们转移到了公民社团活动与社交的场所，例如纽约的咖啡店、伦敦的书店和巴黎的咖啡馆与沙龙。在革命时代，政治活动扩散到了更远的地方，进入了纽约与伦敦的酒馆。在纽约，酒馆是民众领袖与工匠、海员打成一片的地方，殖民地精英与民众为了反对英王而结合在一起。在伦敦，酒馆是工匠与手艺人在结束了一天的劳作之后自然的休闲社交场所。在巴黎，政治主动权转移的标志是1789年抵抗王权的地点的转移——从司法宫的高等法院转移到了罗亚尔宫的游廊、商店与花园里。 这些场所与地点上的变化，反映了革命与激进政治拥有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参与政治行动与辩论的人不再局限于传统上在政治事务中占统治地位的精英阶级。参与政治的普通劳动群众在空间中的表达扩张到了有史以来*远的地方，涉及的范围*广、利用的场所种类*多，社会各界的大批群众能够在一处集会，比如伦敦的圣乔治草场、纽约的公共广场，以及18世纪80年末巴黎的罗亚尔宫。国家政治的焦点问题——威尔克斯与自由、《印花税法》、反对波旁王朝的“专制”——将整座城市的人吸引到了这类政治动员的地点。此外，民众的动员活动将革命政治与某些共同体或街区劳动群众的特殊关注点和利益相结合，例如纽约的海滨地区、巴黎的圣安托万区与中心的大市场区。如我们之前在巴黎的街区中看到的，它们自身的地理位置与地形状况就能够强化街区居民的团结程度，进而催生出武装力量。它们的力量足以决定革命的方式与方向，就像大市场区的女商贩与妇女政治俱乐部的激进分子之间的冲突那样。至于纽约，女王街富人区与海滨地带并列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反《印花税法》抗议游行的路线。 到目前为止，这些空间上的扩展都是偶然的，是越来越多的民众社会团体卷入这个时代政治纷争的表现。然而同样令人瞩目的是，革命者与激进主义者想方设法，试图克服城市距离遥远和人口稠密带来的一系列困难，将政治动员渗透到*基层。巴黎与伦敦都通过建立社会关系网的方式达成目的。在巴黎，这些社会关系网络包括大众社团，这些社团有的获得了科德利埃俱乐部的支持，有的干脆就是俱乐部建立的。此外，巴黎的社会关系网络还包括各个选区本身。在伦敦，则有伦敦通信会的支部型结构。美国革命期间的纽约通过市民的积极参与，成功实施了抵制英货和驱逐效忠派分子的连续行动，当时甚至每个家庭购买、消费的物品都受到监视。 在正式的政治组织结构方面，(zui) 激烈且引人注目的发展过程来自革命中的巴黎，大众团体与选区正是“底层的”主动性与“上层的”政策碰撞之处。作为新秩序政治结构中的一部分，巴黎的各选区有它们各自的议会、委员会、国民自卫军分队和治安法官，它们合法地占据、改造那些老建筑，特别是遍布整个城市的教堂和修道院，并将政治象征物与政治信息印刻或装饰到上面。这些选区的建立令政治活动在组织结构和现实可见的意义上深入 (zui) 基层的城市生活中，在城市的每一个社区，选区的建筑都在提醒人们革命正在进行。相反，伦敦通信会第1次尝试组织正式的、跨越整个伦敦的激进派组织，然而它的成就是脆弱的。通信会的各个支部在酒馆集会，但酒馆的营业许可证却掌握在对激进派满怀敌意的治安法官手里，通信会的基地极容易被有政府支持的效忠派夺取。在城市的基层和各个街区，通信会的势力也远不如效忠派，通信会的支部从未成功在各街区扎根，这令他们更容易遭到敌对者的恐吓和政府密探的渗透。 城市的景观是革命与激进主义运动的背景，是它们印刻和传递信息之处，其中建筑和空间都是政治冲突的场所。城市景观的革命性转变让城市本身也成了故事的一部分。本书将城市中的群体——无畏的人们、怒不可遏或充满希望的社区——的故事编织进了这个关键而动荡时代的城市建筑布局变化史中。笔者希望本书能够证实一位历史学家对巴黎的评价——“城市是其自身历史的参与者”。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城市是变动无常的。法国大革命的战争结束之后（部分因为这场战争），伦敦迅速崛起，这座大英帝国首屈一指的大都市烟囱林立，这种景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纳粹德国的炸弹改变，经过战后重建，古老与现代的景观拼凑出了一幅迷人的画卷。在很大程度上由于美国向西部的扩张和纽约自身商业中心的位置，纽约这座城市疯狂地向北部、向曼哈顿岛外扩张，当年在街道上兵戎相见的革命者与效忠派如果活过来，一定认不出这是纽约。革命后的巴黎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拿破仑·波拿巴以他严谨认真的建设计划开启这一进程，不过把它推向顶点的是奥斯曼男爵。他在19世纪50—60年代担任拿破仑三世的塞纳省省长，负责监督翻修房屋、铺设林荫大道、挖掘下水道、修建市场、建设公园，这些工程奠定了现代巴黎的基础。城市一直在适应时代的需求，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们被破坏、被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