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大分流重探:欧洲、印度、与全球经济强权的兴起

第7章 结论 亚当·斯密认为：市场的范围与经济发展水平有关；市场扩张导致劳动分工精细化，促进经济增长。这项理论使他成为有史以来*著名的经济学家之一。200多年前，斯密首次把市场规模扩张与经济增长联系起来，得到广泛认可，成为*流行的解释经济发展的理论。这种“斯密式增长”或是“贸易主导式增长”的理念，不仅在学术界发展起来，也备受世界各地读者和政府的青睐。然而，市场何时、如何整合，市场扩张能否，以及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促进增长，相关的经验证据其实很少，即使有也模棱两可。 本书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提升经济整合历史过程的实证（定量）证据。在关于“斯密式增长”的文献中，这是个核心变量，在经济发展的各类文献中，也占据核心地位。我们在欧洲和印度找出了大量价格和工资的新证据，目的是评估市场的规模和效率，以及随着时间推移市场的整合进程。 有了这些数据，就可以确定，相对于欧洲，印度的市场规模和整合程度，更好地理解印欧两地内部经济整合的进程。从“宏观”层面看，印欧的总体差异比较明显。首先，从18世纪到20世纪初的整个考察时段，欧洲的市场整合水平明显较高。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差距发生了很大变化。欧洲的初始整合水平比印度高得多，市场范围从早期就开始稳步扩张，到了近代初期终了时，两个区域的贸易规模和整合水平已经迥异。欧洲市场的早期扩张，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上半叶，此时两地的差异更明显。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印度的整合要到19世纪下半叶才加快步伐，但随后发展迅速，换言之，印度在这个阶段进入相对意义上的赶超期。然而印度的进展还不够深入，不足以缩小差距；在印度次大陆内部，地区间的差异也很大。 本书第二篇，大大增加了数据覆盖范围，分析欧洲经济整合，得出的结论是：不同于影响力越来越大的“大爆炸”假说，欧洲的整合是个缓慢演进、分步展开的过程。因而有必要对近代早期，欧陆从停滞到发展的动态过程，加以重新修正。深入研究欧洲整合过程，我们发现，自然地理因素和运输成本，似乎对早期欧洲市场区域的形成与规模，产生了很大影响。由于有利的地理特征，导致较低的运输成本，欧洲西北部地区比其他区域，更早达到较高的市场整合水平。直到铁路引入，欧洲内陆地区长久而明显的地理劣势，才得以扭转。 深入研究欧洲内部格局后，我们的分析又回到印欧之间的差异。我们大大缩小地理范围，在印度和欧洲各挑出一个子区域来对比。令人欣慰的是，这种区域性或“微观”层面的比较，证实了本书**篇“宏观”层面的比较所得出的所有主要观点。18世纪，欧洲内陆地区（瑞士）初始的市场整合水平更高，且经历了一个早期的稳定发展过程。在印度内陆地区（西高止山脉），市场的特点是规模小且相互隔绝，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叶，此时基本的改善和市场整合才开始起步。相对于欧洲，这是印度追赶的开始，但这种追赶只是缩小了差距。总之，宏观和微观层面上的分析都表明，我们的主要结论是稳健的。 采用大量新的定量证据进行系统分析，让我们可以对推动经济整合与发展的因素，做一些推断。区域性的经济体向全球市场扩张，这是近代史上*基本的发展路径。如果说要对这一深远变化给出总体上的解释，本研究证实了更传统的观点，反对单因果解释，强调“历史变迁的无缝网络”。有几件事似乎同时发生，且可能有相互依存、相互强化的关系。导致欧洲早期崛起的各种可能的因素，包括优良的制度、有利的地理特征、政治稳定性的提升，以及科技的快速进步。与流行（特别是经济学家）的研究策略相悖，我们不会确定单一的决定因素，确认单一的整合或发展的起始时间和地点。相反，本书的结论，与许多主流的定性论述相当一致。*值得注意的例外，是地理因素。从地理角度分析经济发展，在*近的研究中并非主流。我们的结论显示，需要重新重视地理因素，视为经济整合和发展的潜在决定因素。但需要强调的是，地理因素的作用，显然是有限的，也并非始终不变。 谈到整合与发展的联系，市场整合的相对水平、人均GDP、生活水平这些特征事实，都完全符合解释“为什么先是欧洲”和“为什么先是欧洲西北部”的“市场主导型增长”的假说。19世纪印度的市场整合过程中，生产率和工资的增长都比较缓慢。这种情况表明，市场整合和增长之间，并不是直接的简单关系。市场整合可能是发展的必要条件，但肯定不是充分条件。尽管贸易主导型增长，结合其他增长因素，似乎是合理的假说，但我们仍需做进一步研究，对市场整合与增长的关系做更系统的分析，尤其是要研究两者相互影响的渠道，及其与其他因素的关系。 在大分流的争论中，本书显然反对加州学派和世界体系论者的主张。他们认为直到18世纪末或19世纪初，“亚洲”的经济发展水平都不在欧洲之下。之后亚洲的衰落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煤炭的开采和西方殖民。本书以及其他*新的定量分析，都已经清楚地表明，到18世纪晚期，印欧的情况已经大不相同：欧洲的运输系统要强大得多，贸易流量也大得多，拥有规模更大、更完善的整合市场、更高水平的生产率和生活水平。西欧和印度（亚洲的两个大国之一）的大分流，至少要追溯到17世纪或更早。欧洲很早就已经开始崛起，欧洲的发展也比通常认知的更稳定。 这也意味着，英国殖民剥削是印度衰败的原因一说，显得相当可疑。鉴于本书的证据完全集中于欧洲内部贸易，而不是大西洋贸易或殖民地贸易，一般化地解释欧洲崛起的殖民剥削论，同样会显得有失偏颇。 此外，本书的许多主要结论，似乎也越来越适用于亚洲的其他国家。*近对中国和日本的研究，已经搜集到大量历史资料，为亚洲的其他大国，特别是中国，勾画出了非常相似的图景。近代早期，中国和日本工人的生活水平，远远落后于欧洲西部。18世纪和19世纪初，中国的实际工资停滞，但借助工业化进程，此时欧洲的实际工资稳步大幅度上涨（此时的日本也相对滞后）。欧洲的崛起是从早期就开始的渐进过程。这意味着，早在工业革命带来意义深远的结构性变革，让欧洲的世界霸权完全显现之前，欧洲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的领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