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

　　物从来都不存在于它们所发挥的功能之中，而是存在于它们的过剩之中，其中凸显了威望。它们不再“指认”这个世界，而是指认拥有者的存在以及他们的社会地位。　　时尚不过是那些试图*大限度地保持文化的不平等以及社会区分的有效机制之一，通过在表面上消除这种不平等的方式来建构不平等。　　电视/物，除了作为一种传播功能之外，它的价值就是这样被评估的，即人沉迷于一种被体系化的、无选择的观看之中。　　现代艺术不再是这个世界的摹写，而是对一些创造性行为的细节的摹写——一些点、一些线、一些片断。同时，那些显现出来的东西都成为了复制品，在空间上复制了这个世界，在时间上则复制了某种行动本身，尽管不太准确。　　符号/价值是被某种特定社会劳动生产出来的。但是差异的生产，以及差异性等级体系的生产，都不能与对剩余价值的剥削相混淆，同时这些生产也不是以它为原因。在差异的生产与剩余价值的生产之间，还存在着另一种类型的劳动，正是它将经济价值与剩余价值转换为符号/价值：这一过依据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交换，它是一种奢侈的运作，是一种消耗，或者是一种超越了经济的价值。然而，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它也生产剩余价值：统治，这种统治不能与经济的特权或者利益混淆起来。后者只是政治运作*初的物质跳板，这种政治运作包括了通过符号所实现的权力的转换。统治由此与经济权力相连，但它不是自发地或者神秘地从其中“产生”出来的；而是在对经济价值的修正中产生出来。忘记了这种特殊的劳动，使得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在今天发现，自己对意识形态领域的立场与在马克思之前（以及之后）的那些面对物质生产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持有的立场相同：真实的价值源泉以及真实的生产过程都跳了过去。正是由于忽略了符号生产的社会劳动，才使得意识形态产生了它的超越性，符号和文化似乎都隐藏于“拜物教”之中，神秘地与商品的拜物教等同起来，并相伴而生。　　电视，从本质上仅就其存在而言，就包含着一种社会控制。没有必要将电视设想为监控每个人的私生活的望远镜，它的功能比这更有效：可以肯定的是，人们不再互相言说，人们被孤立了出来，面对着一个没有回应的言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