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笑花之树

答谢宴上 九月到十月的旅行天数因一些变故比原定计划长了一些。 原本打算先到西安再飞往四川顺着三峡而下对NHK??与中国中央电视台联合制作的纪录片——《丝绸之路》进行采 访，但这个计划发生了一些改变。 至于改变行程的原因，说来话长。简而言之就是，我在很早以前就决意要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附近的石窟寺院和帕米尔高原（中国辖区）看看。而实际上我也的确拜托了中国作家协会帮忙牵线，然而却迟迟未收到回信。于是我便放弃了这一想法，决定去三峡。但九月份，我收到了中国作家协会冯牧先生“可以成行”的电报。 要想进入中国境内的帕米尔高原上的塔什库尔干，需要翻越海拔4200米的苏巴什山顶，所以必须在降雪期开始之前去。由于当时的季节刚好合适，于是我便取消了去三峡的计划。 如果去三峡，预计10月中旬前能回到日本，但要是去帕米尔高原，则需要多花费一些时间。为此我还推辞了文艺春秋和京都佛教大学的演讲，给大家添了不少麻烦，真的非常抱歉，日后一定要做些补偿。 中国作家协会也对我非常关照。曾于今年5月以作家代表团团长身份访日的周扬夫妇在北海公园的宫廷菜馆仿膳饭庄备酒设宴，为我开了欢迎会。作协外国文学委员会办公室的林绍纲（担任过访日作家代表团的秘书）和陈喜儒两位朋友还特意陪我一起进入新疆腹地。 从帕米尔高原回到北京，我们决定举办答谢宴，回请中国作家协会的各位朋友。与同行的朝日新闻记者、曾获江户川乱步奖的作家伴野朗先生商量了一下，我们将答谢宴的地点定在了王府井的北京烤鸭店。 当天，周扬先生有事未能出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刘白羽出席了这次答谢宴。由于当时临近第四届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召开，文艺界的核心人物都异常繁忙。在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中国文学艺术联合会召开了**届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1953年、1960年分别召开了第二届和第三届，此后的19年里一直没有召开。中国文学艺术联合会的组织虽由文学、美术、音乐、戏剧、电影等联合会的九个团体构成，但似乎是以作家协会为中心的。答谢宴连主带客一共来了20多人，围坐成三桌，整场气氛都非常融洽。 “19世纪出生的人，怕是都驾鹤西去了吧。”说这话的是《人民文学》杂志的主编李季先生。说到李季先生，他的长篇叙事诗《王贵和李香香》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他本人也是一位非常严格的编辑，现在一直催促我交稿。 “是的，十九世纪的人只剩下我了吧。”谢冰心女士笑着说。她是1900年出生的。20世纪是从1901年开始计算的，这样算来谢女士确实是19世纪出生的人。战后曾在东京大学教过书的谢女士，口中经常会冒出日语来。虽然是19世纪出生的人，但谢女士精神头非常好，头脑清醒，思维敏捷。她询问伴野先生的年龄，伴野先生回答说“43岁”，她立刻就答出：“啊，你是1935年出生的啊。”当时我们的大脑都还在打转，一时给不出答案呢。谢冰心女士旁边坐的是丁玲女士。丁玲女士是1907年生人，比谢女士小得多。 1933年，年轻的丁玲被国民党政府逮捕，监禁于南京。她的老师鲁迅以为她一定会被处决，还为她写了追悼诗，就是那首收录在《集外集》里的七言绝句《悼丁君》。如今距现在已经过去46个年头了。 不管我是劝她喝酒，还是劝她喝果汁，丁玲女士都不喝。她说自己血压高，还有糖尿病倾向，所以只能喝矿泉水。她说：“为了工作我们要多注意身体。”这样说来，谢冰心女士也和她一样，一直把工作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刚翻完手中的译稿，就又开始了新的工作。 还有一位女性客人是诗人兼儿童作家柯岩女士，坐在旁边那桌。她也是今年五月访日代表团的一员。她对我的妻子讲过拜访濑户内晴美（寂听）时候的事。她说：“因为是拜访纤尘不染的尼师，我心里原本忐忑不安。结果你猜怎么着，濑户内女士直接把自己的过往毫无保留地跟我诉说了。正因为这些真正有烟火气儿的话语，才让我松了一口气……” 曾于9月访日的京剧代表团的团长、《白毛女》的作者贺敬之先生坐在刘白羽先生的旁边。《白毛女》在神户公演的时候，贺敬之曾经光临过我家，那个时候我才知道，5月份在京都见过的柯岩女士就是贺敬之先生的夫人。贺先生和我是同年生人，柯岩女士和我妻子是同年生人。 旁边那桌的严文井先生，不知为什么来到了我们这桌。身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的他，似乎是因被同一桌的姚雪垠先生（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作者）逼问稿费的事，逃到我们这桌来避难了。尽管姚先生已经70有余，却依然早上四点就起床，慢跑之后进行写作，可见姚先生是一个精力十足的人，他的逼问一定是声色俱厉的吧。 “文革”以来，中国的作家就没有稿费了，靠所属单位的工资生活。在日本，我们还要给文艺家协会支付会费，但据说中国的作家不仅可以从作家协会拿到工资，而且还没有写作的义务。 我开玩笑地说：“请让我也参加这样的协会吧！”听说现在又重新实行稿费制度了，标准回到了1958年的水平。谢冰心女士温和地对来避难的严先生说：“那都已经是20年前的事了，不能再使用那个时候的标准啦。”严先生拼命解释，像是怕被堵回去似的说道：“我正在尽力而为呢，今后再版也有稿费了。” “在延安那会儿，你总和艾青（诗人）下围棋，从那时候就这么顽固。”丁玲女士泼了严先生冷水。 大家回忆了一下当年在延安时代的事儿。据说当年除了下围棋，也经常打麻将。丁玲认为以实力定胜负的围棋可以不赌而下，但是存在偶然性的麻将并不是不赌就能打的，听说在延安时代，他们以香烟为赌注打麻将。 对于这些人来说，延安好像是青春的圣地。就在大家回首过去谈得正热烈时，前菜结束了，烤鸭端上来了。“我进去的那会儿（指关在监狱），想吃烤鸭都要想疯了啊！”刘白羽先生如此说道。现在作家协会的干部，大多数都曾在林彪和“四人帮”时期遭到过迫害。因《朝鲜战争从军记》和《无敌三勇士》等充满男子汉气概的作品而被人们熟知的刘先生也是其中的一个。周扬先生甚至被监禁了九年，刘先生估计也和他差不多吧。 “你好奢侈啊。如果吃花生能吃饱我也就满足了。”沉默寡言的季羡林这样说道。季羡林现在是北京大学的副校长，世界级的梵文学者。我去新疆之前，曾去北京大学拜访过他。我们一边漫步在北大的未名湖畔，一边畅谈了许多事情。*近他完成了《罗摩衍那》的全译本，全六卷的**卷据说马上就要出版了。我们讨论的话题不止印度学，还有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的写作手法。我在冯牧先生5月访日的时候才得知，这位各方面都对我有着诸多关照的先生竟是西域学泰斗冯承钧先生之子。而直到今天的答谢宴我才知道，冯承钧教授在北京逝世时，在延安的冯牧先生未能送上*后一程，也才知道世界陶瓷学者 冯先铭先生是冯牧先生的幺弟，等等。 旁边那桌还坐着两位日本文学研究家——李芒和卞立强。李芒先生研究松尾芭蕉和小林一茶，卞立强先生目前正在致力于《万叶集》的中文翻译。 我慢慢地吃着烤鸭，胸中偶有郁结之感。在座的各位作家的作品在我的脑海中不停地闪烁、跳跃，交相辉映。丁玲女士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谢冰心女士的《南归》和优美的诗集《繁星》、刘白羽先生描写大渡河战役的《火光在前》，这些作品都被刊登在1949年《人民文学》创刊号的卷首。 时隔22年，丁玲再次出现在我们面前，可是老舍和赵树理，却永远离我们而去了。 （1980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