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间拾遗:中国女子教育研究

民国前期民间社团对女子教育的影响 王晓鑫 历史学者朱英先生在分析国家能力与民间社会消长关系时提出，当国家能力增强，政府的统治比较稳定时，民间社会的发展往往受到削弱；而当国家能力下降，未能建立起强有力的集权统治时，民间社会反而能够获得发展。民国前期，由于中央政权制衡不力，政局动荡，广大爱国志士纷纷以社团的形式组织起来，研究社会问题，探寻救国出路。这一时期的民间社团数量多，分布广，作为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为中国社会变革与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教育发展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这一时期，伴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高涨，发展女子教育、提高广大女性的文化素质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而北洋军阀政府忙于战事，无暇顾及教育，更谈不上发展女子教育。因此，一些热心于妇女问题的民间社团如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中华职业教育社、少年中国学会等，以及部分妇女社团如女子参政同盟会、中华女界联合会、天津女星社等便自觉担当起这一历史使命，为改革和推行女子教育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功在千秋，理应成为教育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本文重点探讨民国前期民间社团为发展女子教育所开展的六项具体活动，并对这些活动进行评价。毫无疑问，这些活动提高了女子教育在学制系统中的地位，促进了各类女子学校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当时的妇女解放运动，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一．民间社团推动女子教育的历史原因 民国前期，即从1912年中华民国诞生到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的15年间，民间社团的发展繁荣兴盛。时值北洋政府统治之下，军阀连年混战，政权更迭频繁，各种机构和法规变化无常，社会陷于一片混乱状态。受过近代文明熏陶的知识分子及青年学生对国运忧心忡忡，他们分别选择自己心仪的学说，集合志同道合之士组建社团，为救亡图存而疾力奔走；各种性质的社团蔚起，呈现百舸争流的壮景。这些社团凝聚了社会中坚力量，“代表了一种新式社会组织的诞生和发展，给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中国社会带来了一股近代文明的推动力”。它们虽然性质各异，持续时间短暂，活动方式异彩纷呈，但都积极投身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变革，为改变传统观念、移除社会陋习、诊治社会痼疾起了积极的作用。在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方面，民间社团亦功不可没。这一时期，伴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深入，“妇女解放”思想日渐深入人心，由此，女子教育变革成为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然而，当时的中央政府如走马灯似的更换，根本无暇规划和发展女子教育。因而，一些热心于妇女问题的民间社团及部分妇女社团便自觉担当起这一历史使命，不遗余力地宣传和推广女子教育。从舆论宣传到创办学校，从教育制度的改革、男女教育平等权的确立到女子工读教育的推行，民间社团都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一些民间社团热衷于探讨妇女问题，并不遗余力地致力于发展女子教育，有其历史渊源。清末女子教育的发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展的客观形势以及中央政府对教育管理不力等因素，为民国前期民间社团发展女子教育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性。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受“女子识字多诲淫”“女子无才便是德”“以服务男子为天职”等观念的影响，女子失去了与男子受同等教育的机会，仅在家中学习一些“三从四德”的封建礼教和道德规范。除有些开明的官绅之家的女子外，普通女子几为文盲，以至于“一家之中，男子则文学彬彬，妇女则鹿豕蠢蠢，虽被服相近，有同异类”。 鸦片战争后，外国传教士开始在中国沿海城市创办女子学校，打破了中国女子接受学校教育的禁区，女子教育逐渐受到有识之士的关注。*早提倡兴女学的是早期改良主义者陈虬、郑观应等。戊戌变法时期，维新志士从“天赋人权”的文化观和强国保种的目的出发，倡导男女平权，主张为培养有知识、有文化的贤妻良母而创办女学，开启女智，如康有为所说：“为人类自立计，女不可无学；为人种改良计，女尤不可无学。”梁启超在《论女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并认为，“女学*盛者，其国*强”，“欲强国必由女学”。为了实现兴国智民、相夫教子的教育宗旨，他还拟定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女子学堂章程，在后来中国女学堂的创办过程中起了理论指导作用。 1897年下半年，维新人士经元善、梁启超、康有为等开始酝酿女学堂事宜。为了研究和讨论女学堂事宜，他们专门组织了维新妇女团体“中国女学会”，并以该会名义创办《女学报》进行教育宣传。1898年5月，中国人自办的**所女子学堂“中国女学堂”正式开学。这所“民捐民办”的女学堂在创办之初就遭到顽固官绅的反对，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而停办——但民间兴女学的浪潮由此开始：1902年，上海开明士绅吴怀疚创办了务本女学。同年，蔡元培等人在上海创办爱国女学。此后，办女学蔚然成风。上海、北京、天津、南京、汉口、长沙等地先后办起了女学堂。女学堂类型多种多样，除普通女子学校外，还有女子师范学堂及各种女子专科学校、女工传习所。据1907年清政府学部总务司编《**次教育统计表》统计，全国除甘肃、新疆、吉林三省未设女学堂外，其他各省均有设立，共计女学堂428所，女学生15498人。这些女学堂大部分系民间人士创办的私立学堂，官办极少。士绅、商人、归国留学生等都积极参与了女学的创办，将兴女学视为振兴中华和启发女智的重要手段。 女学堂在全国各地大兴之时，却遭到了清政府的压制和摧残。尤其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一些进步人士创办的女学堂，更被清廷视为“离经叛道”。清末，腐朽的政府结合地方顽固派一次次“围剿”甚至多次封闭女学堂，并在各地设置教育会和学务处控制女学堂的发展，破坏民办女学事业。这种倒行逆施激起了进步人士的反抗，他们纷纷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揭露和痛斥清政府破坏女学的行径。迫于各地反清革命斗争的高涨及国内舆论的压力，清政府不得不于1907年3月8日颁布《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学部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尽管这两个章程中女子受教育的权利是有限度的，女子能得到的*高教育是师范教育并且实行男女分校，但此章程的颁布毕竟使中国女子教育正式纳入了学制系统，取得了合法地位。总体上看，清末女子教育走的是一条由民间倡导到政府认可、自下而上的发展道路，民间人士在其中起了举足轻重的推动作用。可以说，清末民间人士对女子教育的热情关注和大力支持，为民国前期民间社团发展女子教育起了示范和榜样的作用。 20世纪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高潮，西方女权理论也被资产阶级革命家马君武比较系统地介绍到中国。女权与民权相结合，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兴办女子教育，是妇女解放争取的目标之一，也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反封建的重要课题。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从妇女解放的高度来认识女子教育，认为要实现男女平权，需要从女子教育入手。妇女只有掌握了文化科学知识，才能改善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实现男女平等，实现自己的独立人格。1912年4月12日，孙中山在《复南京参政同盟会女同志函》中写道：“今日女界宜由女子发起女子之团体，提倡教育，使女界知识普及，力量乃宏，然后始可与男子争权，则必能得胜也。”1912年5月6日，他在广东女子师范第二校发表演说时又讲道：“因中国虽有女子二万万，惟于教育一道，向来多不注意，故有学问者甚少，处于今日，自应以提倡女子教育为*要之事。”“教育既兴，然后可望男女平权。女界平权，然后可成此共和民国。”他鼓励妇女“亟当致力于社会，多办学校。女子教育既有此基础，务望力事推广。”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李大钊、鲁迅以及胡适等人都十分关注妇女问题，他们提出了不少关于妇女解放的新观点和新思想，妇女报刊和其他报刊也都刊发大量文章，讨论妇女问题，形成了一股反对封建礼教、宣传妇女解放的新思潮。关于妇女解放的途径，当时主要有女子心理解放派、儿童公育派、女子参政派、女子工读互助派、女子教育派、早期马克思主义派。社会舆论普遍认为，妇女解放应该从发展女子教育入手。“妇女解放问题归根结底到教育，这是大家公认的”。“几乎每篇文章都归根结底于教育，都主张应该从教育下手。”只有妇女受到现代化的教育，才能够获得足够的知识和技能，才能在社会上谋取自己独立生活的职业。这是实现男女平等的根本条件。即便是解决家庭问题、婚姻问题等等，也都以妇女是否接受教育为基础。“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以倡导女子教育为先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妇女解放运动发展的客观形势，是民国前期民间社团关注和发展女子教育的重要推动力。 资产阶级革命派从“妇女解放”和“女权革命”的角度来认识女子教育，制定了有利于女子教育发展的政策，奖励女学，使全国出现了大办女学的热潮。然而，好景不长。中华民国成立后不久，袁世凯上台后即推行了一系列复古倒退政策，摧残女子革命，解散女子参政团体，勒令停办女子法政学校，并在法律上严格限制女子的自由权利，在社会习俗上表彰节烈妇女，并在女子教科书中渗入大量封建思想。封建礼教一时死灰复燃。袁世凯帝制败亡后，军阀混战，政权频繁更替。1912年-1927年间，北洋政府更替36届，教育总长变动53次，更换36人。北洋政府遵循的依然是贤妻良母主义的教育思想，对女校实行严格管制，按封建传统教育方式训育女生。1914年，教育总长汤化龙宣称：“余对于女子教育之方针，则务在使其将来是为良妻贤母，以维持家庭而已。”1916年，教育部为端肃女校风化，规定全国女学生不准剪发；不准缠足；不准无故请假、结伴游行；不准自由结婚等。除了不缠足外，其余都成为束缚女生自由的绳索。1919年5月，北洋政府教育部训令各省女中要注意家事：“大学言治国平天下，必以齐家为先。盖家为国家社会之根本，其良窳如何，影响至巨。然欲求良善之家庭，必自研究家事始……窃为家事为女子中学校*重要之科目，应增加时数，注重实习。”民国前期中央教育行政管理能力不强，女子教育宗旨摇摆不定，女子教育的改革和发展缺乏有力的组织和动员，这为民间社团部分地承担起发展女子教育的重任创造了独特的历史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