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爱留守儿童:朱东黎说舞蹈(爸妈我想你)

引 言 1985年，舞蹈教育家吴晓邦先生在《确立艺术观是舞蹈教育中的头等大事》一文中谈论生活与舞蹈的关系的时候，坦率地指出，那种脱离人民、脱离生活的舞蹈是“没有前途”的，“*终是一定会被人民所唾弃的”。他还告诫年轻的舞蹈家们，不要像“时代的旁观者”那样对于周围生活中的事物“无动于衷”，而要创造出“反映时代精神的新节目”，做“继往开来的舞蹈闯将”，等等。吴晓邦先生在该文中一再强调生活对于舞蹈的重要性，提醒年轻的舞蹈家们正确认识“生活”这一创作之“源”，并给予他们必要的忠告。真可谓言之谆谆，意之殷殷！ 时至今日，这位中国舞界“真正的先知”所言依然在诸多方面给予我们有益的启示，并指引我们进行更为深入的探索。而他对年轻舞蹈家的告诫，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不正是做时代的“见证者”和“先行者”吗？ 这不仅涉及艺术观问题，而且涉及舞蹈家的社会责任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后者在作品创作中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这就需要舞蹈编导以敏锐的眼光捕捉不断变化的现实，用*炽烈的情感、*强烈的生命情调、*质朴的舞蹈语言表达自己对现实的“内在经验”，让观众在舞蹈作品中看得到自己的身影，听得到时代的声音，感受得到时代的主旋律。 2012年，我国留守儿童已超过5800万。 说句实在话，这样一个惊人的数字，难免会让人心生感慨。过去我从未想过这个群体与“我”有什么关联，更不用说为他们做些什么了。没想到，后来有一天，我无意中看到的一个电视节目改变了我原有的认识，那是央视播出的一起留守儿童杀亲案。 看完那期节目以后，我的内心久久无法恢复平静。过了很长时间以后，每每想起这个案例，回忆起具体的情节，我的心还在隐隐作痛，甚至难以遏止自己的泪水顺着脸颊默默地流淌着，那是一种莫名的哀痛与感伤…… 当我开始探寻那“疼痛”的缘由时，方才如梦初醒！ 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留守儿童家庭以他们的辛勤劳动和骨肉分离为代价，换得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其中的受益者。因此，留守儿童的安全、教育、身心健康等问题并非与“我”无关。他们的问题并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问题，也是整个家庭的问题，更是整个社会的问题！他们的问题其实是每一个关心教育、关心孩子的人所必须面对的问题！就舞蹈创作而言，这是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 2012年暑假，我开始创作舞蹈作品《爸妈我想你》。 在创作初期搜集素材时，我看到了一个留守儿童纪录片，不禁为孩子们凄苦的生活境遇感到震惊。他们对父母思念之深，令人动容！因此，我将作品名字从原来的《打工的爸妈回来了》改为《爸妈我想你》。这一改变意味着三个方面的变化。首先是叙述视角的变化，一个是旁观者的视角，一个是孩子的视角；其次是叙述方式的变化，一个是客观的描述，一个是发自肺腑的呼喊；再次是叙述内容的变化，一个是“回”，一个是“想”，后者更加贴近作品要表现的内涵。这一改变也决定了这一作品不是以他者的身份来讲述故事，而是透过留守儿童的眼睛看世界，站在留守儿童的立场看问题，借留守儿童的喜怒哀乐来表达“思念”这一人类共通的情感，以唤醒那些忽视教育和陪伴之重要性的父母们，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给予其必要的关爱与尊重。 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从河南来到广东中山，儿子当时年纪小，他在老家待了两年后才被接回中山。因此，对于留守儿童的痛苦和父母的无奈，我深有同感。当这一经历与我所听到和见到的留守儿童境遇汇聚一处，并发生融合的时候，我终于意识到，原来的我缺乏“一种真正的自我参与进去的哀痛”，那属于每个生存共同体、每个民族的哀痛。 “哀痛，就是自我，就是历史和传统，就是在面对未来时过去的影子。”由此，这一作品创作的过程也成了我本人进行自我反思的过程。这种反思推动着我一路前行，直至触碰到社会的“痛处”。 的确，这是一个由“疼痛”所引起，在“疼痛”中诞生的作品。这种疼痛之感若有若无、若隐若现，贯穿着我创作、排练和演出的整个过程。每次演出时，表演的孩子们在流泪，现场的观众在流泪，作为编导的我也在流泪…… 不过，我创作这一作品并不打算仅仅停留在浅层的情感宣泄上，而是希望对留守儿童的内在心灵进行深层的剖析。正如梁鸿在《出梁庄记》中写的一样，“试图发现梁庄的哀痛，哀痛的自我”，我也试图在《爸妈我想你》中发现留守儿童的哀痛、打工父母的哀痛，还有，那个哀痛的自我…… “哀痛和忧伤不是为了倾诉和哭泣，而是为了对抗遗忘。”留守儿童的问题“需要我们共同承担起来，否则，我们的‘自我’将彻底地失落。”因此，对于《爸妈我想你》这个反映当代社会现实的作品，我希望人们从中所感受到的，不仅是生活的真实与情感的真实，还有蕴含其中的情感厚度与思考深度，更为重要的是——对“自我”的要求。“如果不能对‘自我’提出要求，那么，这样的生活还将继续。我们也不可能拥有真正的情感和深沉的哀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