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里夫人文选(学生版)

成名后的烦恼 文/居里夫人 1903年,我们应英国皇家学会的邀请访问了伦敦,我的丈夫在那里作了关于镭的演讲。在这次访问中,他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尤其令他高兴的 是,他在伦敦再次见到了开尔文勋爵。开尔文勋 爵非常喜欢他,尽管年事已高,但仍然保持了对科学的旺盛兴趣。这位杰出的科学家非常高兴地拿出一个小玻璃瓶给我们看,里面装的是皮埃尔·居里以前送给他的镭盐颗粒。我们还会见了其他一些著名的科学家,如克鲁克斯(Crookes)、拉姆塞(Ramsay)、杜瓦(J.Dewar)等。皮埃尔·居里曾与杜瓦合作,发表过《镭在极低温度下的放热》和《镭盐中氦气的形成》两篇研究论文。 几个月后,英国皇家学会授予皮埃尔·居里一枚戴维奖章(Davy Medal)(同时也授予了我一枚)。差不多与此同时,我们与贝克勒尔一起共同获得1903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我和我丈夫因身体状况不佳,未能出席当年12月举行的颁奖仪式。直到1905年6月,我们才前去斯德哥尔摩,由皮埃尔·居里作了诺贝尔奖演说。我们在斯德哥尔摩受到了热情接 待,并且有幸观赏了瑞典旖旎的自然风光。 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对于我们是一件重大的事情, 因为在1901年建立的诺贝尔基金会具有极大的威望。更何况从经济方面看,即使奖金的一半,也是一笔巨大的款项。这意味着皮埃尔·居里以后可以把他在巴黎理化学校的教学工作移交给朗之万(P.Langevin)。郎之万是他以前的学生,是一位非常有才能的物理学家。而且,皮埃尔·居里还有可能聘请一个助手来帮助他工作。 不过,好事也带来了许多烦恼。获得诺贝尔奖使我们成为公众人物,大量应酬搞得毫无准备也不善于应酬的皮埃尔·居里不胜其烦。来访的人不断,天天都收到大量信件,还有许多约稿和演讲邀请,所有这些都是既费精力又要占用很多时间的事情。皮埃尔·居里为人宽厚,不愿意拂逆别人的好意和要求。他同时又明白,如果总是这样盛情难却,他的身体必然会被拖垮,他的宁静心境和研究工作也一定会被打乱。在他写给纪尧姆(C.E.Guillaume)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 人们请我写文章和作讲演,如此过不了几年,向我提出这些要求的人就会惊讶地发现我们再没有干出任何事情。 在这段时间写给古伊(C.E.Guye)的另一些信中,他表达了自己当时的心情: 如你所知道的,我们现时正在走好运,然而福为祸始,烦恼也接踵而来。我们简直无片刻安宁。这些日子,我们几乎连喘气的工夫都没有。我们真希望能够远离人群,到荒原去过那种与世隔绝的生活。 1902年3月20日请你原谅,早就想给你写信,但是一直没有动笔。这是因为我现在正过着一种令人厌烦的生活。正如你所知道的,突然兴起的一股对镭的狂热把我们变成了公众名人。我们被来自世界各国的新闻记者和摄影师追逐着,他们甚至将我的女儿和她的保姆之间的谈话也报道出去,还对我们家的那只黑白花猫作了详细描写。…… 不仅如此,还有不少人向我们提出向他们捐钱的要求。…… 大量请我亲笔签名的人、附庸风雅的人、社会名流,有时甚至还会有科学家,一下子都涌来了,挤满了我们那个本来十分安详宁静的实验室。每天晚上,我们还不得不写大量回信。这些事情搞得我晕晕沉沉。如果这些无聊的活动能让我得到一个教授席位和一个实验室,那倒也还值得。然而事实是,大概会设立一个教授教席,但不会有一个实验室,而我*想要的却是实验室。李亚德(L.Liard)院长的想法是,趁现在这个机会为学校设立一个早就想设立的新教席。他们想设立的那个教席没有固定的授课内容,大概就像法兰西学院开设的一门课程。果真如此的话,那么我每年都要改变我的授课内容,那真是够烦人的。 1904年1月22日 …… 我不得不放弃瑞典之行。你知道,这是违背我们同瑞典科学院的约定的。事实上, 我现在已经不能再做任何要消耗体力的事情,我妻子的情况也同我一样。我们已经不指望能够再过以前那种安心工作的日子了。 至于研究工作,我现在是什么都没有做。每天备课,指导学生,安装仪器,没完没了地接待为了一点小事来打扰我的人。我就这么虚度光阴,一事无成。 1905年1月31日今年你不能到我们这里来,我们非常遗憾, 我们本来希望能够在10月份看见你。如果我们不想法抓住各种机会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同我们*好的那些彼此投缘的朋友们失去接触,而只能同那些随时都可以见到的其他人打交道。 我们近来依然是忙忙碌碌地打发日子,无法做成任何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我已经有一年多没有进行任何研究了,简直没有一点可以自己支配的时间。显然,我还没有找到一种防止我们的时间就这样零敲碎打地被无聊的小事占去的办法, 而我非得找到这种办法不可。在理性上,我知道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1905年7月25日明天我将开始正式讲课,但是我的实验条件实在是太差了。讲课地点在巴黎大学,而我的实验室却在居维叶路。而且,还有其他许多堂课也被安排在这同一间教室,我 只有一个上午能够在那里备课。 我的身体不是很好也不是很坏,不过很容易感到疲劳,简直没有多少精力从事研究工作。相反,我的妻子倒是精力旺盛,要照料小孩,要去塞夫勒上课,还要在实验室做研究。她不浪费哪怕一分钟,每天 能够大部分时间都在实验室里工作,比我强。 1905年11月7日 从总体上说,尽管有来自外界的种种干扰,通过我们的主观努力,我们仍然保持了简单的生活,同以前一样,深居简出。1904年年末,我们的第二个女儿出世,取名为艾芙·丹尼丝(EveDenise)。她出生在克勒曼大街那所不大的房屋里,那时,皮埃尔的父亲居里大夫仍然同我们住在一起。我们只同为数不多的几位朋友有往来。 大女儿长大稍懂事以后,成了她父亲的小伙伴。她父亲对她的教育非常用心,喜欢在空闲时带她出去散步,在他的假期更是这样。他常常会正儿八经地与伊伦娜进行交谈,回答她提出的所有问题,非常高兴地发现她智力上的进步。两个女儿从小就得到皮埃尔·居里的钟爱,而他也总是耐心地了解孩子的要求,尽*大可能帮助他们成长。皮埃尔·居里在其他国家有很高的声望,相比之下,他在法国却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拖到很晚,法国才总算跟了上来。皮埃尔·居里在45岁时已经是法国**流的科学家,然而,作为一名教师,他的地位却很低。这种反常的情况引起了公众舆论的不满。巴黎科学院的院长李亚德借助舆论的影响向议会申请在巴黎大学为皮埃 尔·居 里设立一个新的教授教席,并在1904—1905学年一开始又授予他巴黎科学院名誉教授的头衔。一年后,皮埃尔·居里正式离开理化学校,由郎之万接替他在该校的职位。 在巴黎大学设立这个新的教授席位也并非一帆风顺。*初的计划是只设教席而不配置实验室。皮埃 尔·居里觉得,他如果接受这个职位,不但没有得到更好的工作条件,反而有可能失去原来还算差强人意的工作条件。他写信给他的上级,表示他决定仍然担任在理化学校的教学工作。由于他的坚 持,事情出现了转机。新教席追加了设置实验室和聘用必要人员的预算。实验室人员包括一个实验室主任、一个助手和一个实验室工友,并决定由我担任实验室主任。对于这样的安排,我丈夫非常满意。 在离开理化学校时,我们感到恋恋不舍,我们毕竟在那里愉快地工作了许多日子,尽管工作条件很差。对于我们的棚屋,我们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以后几年我们都会不时地回去看一看,棚屋尽管还在,但破损却越来越严重。后来,理化学校把它拆除,在那里建了新楼。我们保留有那座棚屋的好些照片。在被拆除前 ,前面提到过的那位给过我们很多帮助的忠厚的佩蒂特赶来告诉我。此时我的丈夫已经去世,我独自一人赶去*后一次朝觐了它。看着就要消失的棚屋,我思绪万千。黑板上皮埃尔·居里书写的笔迹还没有擦去,他一直是这个地方的灵魂。棚屋虽然寒碜,毕竟为他提供了从事研究的地方。目睹这里的一切,勾起了我对他的种种回忆。残酷的现实犹如噩梦一般,我多么希望能够在这里看到他高大的身影,听到他那熟悉的声音啊! 议会批准设立这个新的教授席位,却没有决定立即建造一个实验室,而发展放射性这门新学科却不能没有实验室。皮埃尔·居里于是保留了他在在理化学校的小工作室,并作为一种临时解决困难的办法,占用了当时在理化学校没有使用的一个大房间。后来又在院子里建造一个有两个房间的小屋。 这就是国家*后给予皮埃尔· 居里的全部优惠。想到法国的一位一流科学家,尽管早在他20 岁时就已经崭露了他的天才,可是直到逝世也没有一个比较好的实验室供他进行研究工作,心中不免感到一阵悲哀。当然,他如果能够活得长些,也许会得到比较满意的工作条件,但是随着他在48 岁时英年早逝,这都成了空话。我们可以想象,一位热忱无私的学者,全部身心埋头于一项伟大的研究,可是一生都受到物质条件的掣肘,*终也未能实现自己的梦想,他该会留下多么大的遗恨啊! 这个国家有她*优秀的儿女,是她*大的一笔财富,然而他们的天赋、才能和勇气竟然遭到荒废,这不能不让我们感到深深的痛惜。 皮埃尔· 居里一直渴望拥有一个好的实验室。由于他已经是社会名人,在 1903 年,他的上级感到了压力,劝他接受政府授予的荣誉军团勋章。 他坚持在上一章中提到过的他对这一类事情的看法,坚决拒绝了。 同前面提到他写信给理化学校的校长拒绝法国教育部骑士勋章一样,这次他也写信给校长,信中明确说明了他需要的是什么: 我请你代我感谢部长,并请告诉他,我根本不需要勋章,我*需要的是一个完善的实验室。 在被任命为巴黎大学的教授以后,皮埃尔·居里被要求开设一门新的课程。在这个新的教授位置上,他可以自定课程内容,有很大的选择余地,享有充分的自由。利用这种有利条件,他得以重新捡起他所喜爱的学科,向学生讲解对称定律、矢量场和张量场,以及这些概念在晶体物理学中的应用。他还打算扩充这一部分讲课的内容 ,使之把整个晶体物理学都涵盖进来。这部分内容用处很大,而在法国懂的人却非常少。他讲课 的另一部分内容是放射性,向学生介绍这个新领 域的一系列发现,以及这些发现在科学上所引发的革命。 皮埃尔·居里要花很多时间备课,还经常生病, 但他始终没有停止过他的实验室工作。这时,实验室的条件已有很大改善,而且管理得也比较好。实验室的面积扩大了一些,已经可以容纳几个学生在里面工作。他在这里与拉伯德(A.Rabold)合作研究矿泉水和矿泉所释放的气体。这是他发表的*后研究工作的成果。 这时,他正处于智力的顶峰。人们不得不佩服他在阐述物理理论时所进行的那种说服力非常强的严密推理、对基本定律的那种透彻理解,以及发现深藏在现象背后的意义的那种直觉能力。他的这种思维能力是他一生都在进行研究和思考而得以完善的。他的实验技巧一开始就十分突出,通过不断实践,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当他安装成一套精巧的实验装置时,他会像完成一件艺术品一样感到快乐。他还喜欢设计和制造新的仪器设备。我曾对他开玩笑说,他要是不能每半年搞出个新玩意,就会闷闷不乐。天生的好奇心和丰富的想象力使他兴趣广泛,会关注到许多非常不同的研究方向,有时会令人吃惊地突然改变研究对象。 他对于自己要发表的研究结果,在科学内容上十分谨慎,务必真实和准确。他的论文,科学内容表述清晰,而且在表达自己的观点时也十分注意用词准确,绝不对没有完全清楚的事物下断言。关 于这个问题,他的看法如下: 在研究未知现象时,我们可以先做出一个很普遍的假说,然后借助经验事实一步步地向前推进。 这种方法比较可靠,但进展必然缓慢。反之,我们也可以大胆提出一个用来说明某种现象出现机制的精确假说。这种研究方法的优点在于能够启发我们可以用怎样的实验来证明所提出的具体假说,更重要的是,这种比较具体的精确假说还能够在我们进行推理时心中有一个比较具体的图像,不至于过分抽象。不过,我们也不能指望凭借实验结果就能构想出一个复杂的理论。具体的精确假说差不多总是在包含有一部分真理的同时也必然包含有一部分错误。精确的假说纵然包含有一部分真理,它也只构成了某个更普遍的命题的一部分,*终还是要回到这个一般性的命题。 *重要的是,皮埃尔·居里可以很快就想出一种假说,但是他绝不会发表自己的尚不成熟的看法。他进行研究不是为了赶时髦急于发表什么,而更喜欢选择只有少数研究者在进行研究的某个冷门。当放射性研究变得十分热火时,他甚至一度想要放弃这个领域的研究,重新捡起他中断了的晶体物理学研究。他还想要对不同领域的各种理论问题做一番全面考察。 皮埃尔·居里对自己的教学工作非常用心,想方设法加以改进。他通过教学实践有了自己关于教育方针和教学方法的看法。他认为,教学应该联系实际 ,同大自然保持接触。科学院教授协会刚一成立,他就说出了他的观点,希望能够被采纳。他说:“无论在男子中学还是女子中学,都必须把科学教育当成主要教学内容。” “不过,”他又说,“这 样一种观点大概很难得到支持。” 在他生命*后的那些日子,他的创造力得到了施展,只可惜时间太短。他刚刚看到以后的研究工作大概不会像以前那样艰难,他那辉煌的科学生涯便就随着他的突然不幸去世而猝然结束,真叫人痛心。 1906年,皮埃尔·居里的老病加重和过度疲劳,他和我及孩子们到切弗罗斯峡谷(ChevreuseValley)去过复活节。那两天阳光明媚,一家人过得十分惬意。皮埃尔·居里和至爱亲人在一起,身心完全放松,他觉得疲劳感一下子减轻了许多。他和两个女儿在草地上嬉戏, 接着又和我谈起她们的现在和未来。 回到巴黎,他参加了物理学会的一个聚餐会。他坐在彭加勒的旁边,同后者就教学方法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会后,我们两人步行回家,他仍然兴奋地向我继续谈他理想中的如何培养人才的想法,对于我赞同他的意见非常高兴。 第二天,1906年4月19日,他出席科学院教授协会的一个会议。在会上,他与其他教授讨论了该协会的宗旨。会后,他 离开开会地点,在 他横穿多非纳路 (rue Dauphine)时,从庞纽夫(PontNeuf)驶来的一辆载货马车将他撞倒,车轮从他身上碾过。他受到严重的脑震荡,当即死去。 一场车祸就这样残酷地摧毁了一位奇才,摧毁了他的生命,同时也摧毁了他刚看到的那种希望。他永远也不能再回到他的研究室了,而研究室里,他从乡下采来的金凤花依然色彩鲜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