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鹏山讲《诗经》

《诗经》的问题和我们的问题 《诗经》对我们而言，是一个谜，它有着太多的秘密没有被我们揭开。可是，它实在是太美了，使我们在殚精竭虑、不胜疲惫的解谜失败之后，仍然对它恋恋不舍。《诗经》是我们民族*美丽、*缥缈的传说，可它离我们却又那么近，“诗云”与“子曰”并称，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几乎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口头禅，左右着我们的思维与判断，甚至我们表情达意的方式都蒙它赐予——所谓“赋诗言志”。但它又总是与我们保持着距离——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我们已经对“子曰”完全历史化，孔子其人其事已经凿凿可信，铭刻在历史之柱上；而作为“诗云”的《诗》，却一直不肯降为历史——虽然我们曾固执地认定它与其他经典一样是史，但那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它本来就不是描述“事实”，而是表达“愿望”。它确实反映了周代广阔的社会生活，堪称周代社会的一面镜子，我们也因此为它冠以“现实主义”之名，但其真正的价值是它表达了那个时代的痛与爱、愤怒与柔情、遗憾与追求……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在“追求着他们的追求”。它永远是鲜活的生活之树，而不是灰色的理论与干巴的教条。虽然从孔子及其门徒开始，我们就在竭力把它道德化，至少从汉代开始，我们就一直在把它学术化，但它永远是诗，是艺术，是感性的、美丽的，是作用于我们心灵与情感并一直在感动我们而不是说服我们的。是的，它应该是，也一直是大众的至爱，而不仅是经学，是学术。《诗经》与我们的距离主要体现在我们对它的无知上。无论是我们对《诗经》本身及其中具体诗篇的解释，还是对《诗经》搜集编辑分类、成书的意图，以及它所呈现出的独特艺术风采，都莫衷一是。莫衷一是的事实表明，我们都只是在臆测、在推断，而不是在证明与发现。对《诗经》中的很多问题我们都各持己见而互不相容。即便有些问题看来已经被“公认”，但那也只是全体的无能为力，无力提出更有说服力的结论，便只好就这么得过且过，我举几个例子。 正如大凡神圣人物总有一个神秘出身一样， 《诗经》的“出身”也扑朔迷离。关于《诗经》的搜集、编辑，既然它是辑录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５００年左右的诗歌，至少其中的１５国风产生的空间范围又大得惊人：黄河流域、江汉流域全在其中，是什么人用什么样的方式把这些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产生的诗歌搜集到一起的？为了解答这个问题，便有了“采诗说” 和“献诗说”。班固《汉书·食货志》和何休的《春秋公羊传注疏》，都有“采诗”之说，且都说得极有诗意： 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 《汉书·食货志》） 五谷毕入，民皆居宅，里正趋缉绩，男女同巷，相从夜绩……从十月尽正月止，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何休《春秋公羊传注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