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国煇讲台湾·台湾与台湾人:追求自我认同

总序1 给读者的话 林彩美 惋惜戴国煇（1931.4.15—2001.1.9）没能看到今天祖国欣欣向荣的景况。但是他留下《戴国煇文集》与《戴国煇全集》获得九州出版社的青睐，他们透过戴国煇的学生雷玉虹女士与我联系促成这桩好事。《戴国煇文集》即将初次在祖国出版与读者见面，他应该含笑九泉。 戴国煇与祖国的接触始于1988年10月30日，他陪同所任教的立教大学校长参加与南开大学结成姊妹校的仪式。此后到2000年之间，他偶尔会到祖国参加学术研讨会、旅行与演讲等。然而所能直接接触的人毕竟不多，一般读者对他该是陌生的。 承蒙大师、挚友们惠赐大作盛情推荐戴国煇，让读者认识他。我要替他向诸位大师挚友深深鞠躬，由衷感谢。我在此也要感谢九州出版社与雷女士玉成《戴国煇文集》在祖国付梓，成全他的心愿（与其让一亿日本人读他的书，我揣测他更希望十四亿中国人读他的著述）。 戴国煇一生命运多舛，出生于被殖民的台湾，遭遇十五年日本对祖国的侵略战争，台湾人不能声援更不能共赴国难，还被迫站在祖国的对立面配合寇雠间接打击祖国，甚至于年轻人被征召去对岸当军夫帮日本军搬运枪炮、做杂务或当翻译，真是不堪回首。 1945年日本战败，台湾光复回归祖国。国民政府来台湾接收（被喻为“劫收”）官员的傲慢、公器私用，加上通货膨胀、物价飞腾等社会与经济问题，民怨四起，1947年爆发二二八事件。1948年发生“四六事件”，以师范学院为主体联合台湾大学所发起的以“救苦、救难、救饥荒、停止内战”诉求为主的学生运动。当时有自大陆来台就读的学生，以及本地不少的知识分子抱有社会主义倾向，引发当局的大规模逮捕行动。当局为防范台湾“赤化”，于1949年5月20日颁布台湾省“戒严令”。 “宁错杀一百、也不放过一人（匪谍）”的耳语流窜，全岛屏息，噤若寒蝉。是时戴国煇就读建国中学。他避开是非之地台北，悄悄南下报考省立台中农学院农经系。刻意低调，不露头角，不生是非，只求平安度过大学四年与预备军官训练一年，目标是通过考试争取留学的机会。 1955年他如愿负笈东瀛，代父探望战后不曾回台的二哥于东京。他想先报考东京大学农经系硕士班，在日本待两三年再转赴美国。逃离台湾的解放感，让他立马与志同道合的留学生组织读书会、联合东大中国同学会又办会刊《暖流》。此番举动不慎碰触到“台湾驻日大使馆”的禁忌，上了黑名单导致旅行证件被注销。此后，只能留在日本做研究。好在日本战败后尚有学术研究的自由、史料也充足，颇能任其涉猎并养成他收集书籍之嗜好。 他站稳自己的人生主轴，公正不阿，不偏不倚，以出生在台湾的客家人与中国人的立场写台湾史。追溯甘蔗糖业的发展写出两岸经济史。以知日而不是亲日的滞日华侨身份研究近现代中日关系史、两岸关系史以及台日关系史、华侨史。以带着原罪的汉人后裔，替台湾少数民族收集资料并研究编写英勇抗日的雾社蜂起事件。也因长期（四十一年）滞日，更有立场以中国人身份频频写时评给广大日本人民谆谆的诤言。倾三十年心血投入亲身经历的二二八事件史料的搜集与研究。戴国煇的史论、文笔铺叙引人入胜，长短论文仿如叙说一则则故事，把自身经历遭遇串连到海峡两岸及中日关系的故事之中。 *后也让戴国煇自己来说话： 我不是“台湾史的历史家”。 我是要把台湾史放在中国史（而且是亚洲史、世界史）之全历史过程中正当地定位，以此再构筑“中国史像”是我的目标。 作为住在日本的客家裔台湾人（更是中国人）学者，有明确的责任参加我自己以及自己家族所生存社会的改善。 随便任由激情做出强硬言行，与努力保持*高的学问水准并追求*高的知性，两者之间有所不同，我是明辨自知的。（摘自戴国煇写给林彩美的献辞［自戴国煇遗物中寻获］，载于《戴国煇全集1》台北文讯杂志社2011.4.15出版） 总序2 一位德才兼备的史学家：戴国煇 许焯云 国煇和我之间有很多相同的兴趣，主要是我们都是关心社会史，尤其是长程的社会发展，不是短程的事件。我们相逢且比较常见的时候，大约在1985—1990年之间，我在台湾，他也在台湾，我们常在杨懋春先生位在桃园的工作室相逢。杨先生是台大农业推广系的教授，他在桃园有一个工作站。当时有一个小型讨论群，成员包括杨先生、邹文海、吴聪贤、唐美君、李亦园、国煇和我，常常见面，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 他是一个客家人，桃园本地的客家人。我呢，应该讲是“新客家”，1948年以后，把台湾当作新家。新、旧客家都有相同关心的问题：就是在这个新到的地方，我们怎么样理解过去，怎么安顿和定位自己？他经常记挂，如何将数以吨计的书籍，搬回台湾；我则正在烦恼，如何摆脱台湾官方人士对我的干扰，俾得安心工作。 他所关心的当然是台湾过去一百年的历史。这一百年来，台湾确实不幸，颠颠簸簸，从日本占领到1945年回归中国，然后中国内战，国家分裂，台湾变成两方对抗中的一方。这个时候，台湾找不到自己在历史上怎么定位。犹如一个孤儿：有一段时候，寄养在别人家里面，寄养的一段过程，总是留下许多的记忆，更留下许多伤痕。五十年了，台湾的伤痕够深的。 国煇关注的问题，一个是台湾少数民族在日据时代，遭逢了怎么样的情景。一般来讲，少数民族在日据时代，日化相当深，他们几乎都会说日本话，这是因为移居台湾的汉人，并没有尽力推广福建话、广东话。当日本统治以后，日本殖民当局却全力贯彻了日文教育。二战期间，许多少数民族部落青年被调到东南亚去作战。少数民族去南洋作战的人数，大概比台湾从广东、福建两省来的后代，在比例上更多一些，虽然人数上不一定更多。 所以这一段历史，使得国煇相当关心，日本当局如何对待少数民族。他从日据时代官方记录发掘出，日本当局如何从小小临时事故，发展为全面镇压，竟出动正规军，使用现代武器，甚至飞机和大炮，发射毒气弹镇压少数民族。人类史上，宗主国对自己殖民的居民，以如此残暴的方式处理，实属罕见。 这个记忆在日本长期统治期间被蓄意掩盖，当局却致力于表扬少数民族军夫出征东南亚，或少数民族少女又是如何相送日本青年军人出征，视作非常浪漫的一段过程，谱为情歌，如“沙林之爱”等赞扬歌颂。国煇根据日本官方档案，揭发日本殖民当局在“雾社事件”中的残暴。他的作风，当然和许多亲日的“皇民”后代，在意见上有相当大的差距。“皇民”是日本在台湾培育的一批亲日分子。他们改用日式姓名，日常使用日语，自动同化于日本—这就是“皇民”。台湾*显赫的是李登辉 ，所以“客家”戴国煇和“皇民”李登辉之间，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的意见非常不一样。 第二桩国煇费心研究的历史事件，就是我们知道1947年2月28日，发生那一段非常不幸的动乱，到今天还有许多人对此有不同的解释，陈述其历史上的意义。我仔细阅读过许雪姬和赖泽涵等人受委托撰写的一篇报告书，内容相当翔实。可是，也有人还认为当时台湾人是反对中国人，不一定是反对当时的中国政府而已。也有人对于当时罹难人数（多少大陆人？多少台湾人？）持不同的说法。等到台湾当局开放，二二八不再是禁忌话题，这时候当局决定赔偿二二八受损害的遗族，由当时“副总统”吕秀莲女士主持如何发放赔偿费。到现在为止，大概真正登记、取得补偿的人数，也就二千多人，这和上述许、赖报告的估计其实相当吻合。当时罹难者总数并没有三万多人，而且有一批受到冲击的大陆人，或已死亡，或已离开台湾，到今天还没有得到补偿。牵涉于二二八事件的人物： 有从南洋回来的“军夫”，也有当时中国共产党在台湾的人物，例如谢雪红带领的游击队……国煇他为了寻找真相，凭着一己的努力和良心，不偏不倚，也做了相当详尽的研究。 我佩服国煇之处：这个人对自己身处之地的过去，认真执着，不折不挠之外，还必须不受别人偏见的影响，不媚时，不曲解，以史实和史料为主。国煇有一宏大的计划，要将台湾的长程和今日的过去，都纳入研究并有所记录。我的专业是古代文明，方法学是社会学，对台湾的过去和今日，也都有所接触，这两方面我们都有很多可以讨论的空间，有许多的机会可以互相交流，这使得我对他非常佩服。我认识的这个人—戴国煇，正是一位认真执着的学者。 在桃园相交的时段，我们发觉彼此研究途径颇有交集：我们都习惯于借重韦伯和雅斯贝尔斯的理论，思考自己钻研的问题；也都习惯于文化宏观与比较的研究。而且，我们也都重视文化传统对于个人取舍抉择的影响。我们在提到韦伯和雅斯贝尔斯理论时，由于我是通过英文译文学习，他则从日文译文研读，彼此之间的沟通，还颇费周章，交错交融，方能渐入佳境。我们逐渐感觉对于专题研究，对于彼此“所见略同”的愉快。 同在桃园交会时期的不同场合，我感觉，他对于自己的归属感颇为重视，承认文化归属，要比地域归属，更有认同功能。我自己，生于战乱流离，不遑定居，处处是家，视家如寄，旅途暂歇，“故乡”永远在梦中。有一次，我对他自称“新客”，称他为“老客”，并且戏称：“也许，我们更适宜在全球化的大取向做世界公民吧。”他静默片刻回答：“我不能，我终究是客系中国人。”其实，我自己又何尝能够如此抛开“中国人认同”？ 我前面讲过，他是客家人，我也是客家人；只是，我是新的客家，他是旧的客家。台湾的客家是从广东迁移过来的，他们大概在魏晋南北朝、“五胡乱华”的时候，开始“永嘉南移”的长征，整族长途跋涉，从中原迁移到福建和广东；他们几千年来 ，离乡背井，却一直严守着故乡的风俗习惯；他们的语言，依旧还是当年中古时期，以中原的口音为主体。这些永远是客居的离人，对于个人的过去，总有两个认知，两个自己，一个是“个人自己”、生物性的“个体自己”，我们是张三、李四；另外一个自己是其所来自的族群及其文化背景，这就是台湾人所说来自“中原的中国人”。纵然离开家乡到外边去，必须要自己挣扎求生存，但是不能背离自己的文化传统。文化传统可贵的地方要继续保守，而且要发扬光大，文化传统中有不适宜的地方，要随时纠正、修改，处世为人的大原则，则必须恪守不离。 这个立身的认知，我和他一样。我于1948年离开中国大陆，今天我寄居在海外，我也真的是他乡作客的“客人”，这是二十世纪中国内战所造成的后果。我们彼此同意：一个人的认同感，不单自己是张三、李四，还有自身究竟是从哪里来的认同。不一定是我的籍贯，不一定是我的姓氏，不一定是我祖先的谱系，而是贵重、真实留下来的文化遗产。这份遗产，他和我所承受的有相当大的部分类似，就是中国经过不同时期的整合，终于归纳为儒家、道家、阴阳家，以这几家为主体的综合的思想，同时，不自觉地吸收了佛家的思想，也吸收了摩尼教、祆教，并受其影响，还吸收了后来基督教的影响，等等，各种的影响抟成了一个多元复杂的融合，一个复杂的有机体。 事实上，这一整合，乃是撷取世界上各个文化*为可贵之处，并融合在一个系统里面。这个系统，我认为是未来世界上走向大同、走向全球化以后，取得的综合的人类文化，其内容就和中国几千年来，一步步整合的情形，可能是，也应当是兼容且接近的。我们既然已经在这一点工作上，在世界各国之中，在各个民族之中，这些中国的新客家、旧客家，已经走了两千多年，我们应当自许走出了现在的成绩。这些成绩，得来不易，我们应当在这个时机，反馈全世界。世界正在走向全球化，这全球化的趋向，不可任由一个国家独占霸权，坚持霸权，而永远将其作为某一家的特色，笼罩全世界。人类世界会有，也更可能有一串普世价值，但普世价值不是任何一家文化所能独占，这些普世价值应是结合与诠释各种情况下，寻找适应时代、适应地理情况、适应个人，所提出的解释。国煇和我，这两个“老客”“新客”，在这方面，我们也有相当契合的地方。 国煇未终天年，不幸早归，我很想念这位朋友。我们年龄相当，只是我多活了二十年，使我对许多问题的想法，又和当年不太一样。他离开太早，有许多高见犹待发挥，即已离去，令人遗憾，我们也因此更加怀念这位优秀的学者。他在举世疯狂时让大家清醒，他在别人有偏见的时候，毅然廓清矫正偏见，不屈不挠，坚持守住自己的立场。一位历史学家能做到这一点，且得到令人钦服的佳绩，既是史学专业训练使然，更在其学者的风范。我向戴国煇先生，一位史才、史德兼备的历史学家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