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钧翻译论丛: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翻译对话录.增订本(精装)

“翻译之为用大矣哉” / 季羡林　许　钧 许钧： 在北京举行的亚洲翻译家论坛，日本、韩国、印度以及一些阿拉伯国家都派代表参加了交流。会上，就翻译在人类思想文化交流中的作用、翻译的理论研究与当代社会的翻译策略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今天，我有幸当面向先生请教一些与翻译有关的问题，不胜感激。我想提的**个问题与翻译的作用有关。现在社会上，人们似乎有一种成见，认为翻译很容易，不少人看不起翻译。对这个问题，先生怎么看？ 季羡林： 关于翻译，人们确实有不少看法，也有人小视翻译。但依我看，翻译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相反，它很困难。在这方面，我自己就有切身的体会。比如我译《罗摩衍那》，单就这个书名的翻译，就涉及许多问题，需要认真考虑。首先遇到的是译音的问题。在翻译史上，特别是佛经翻译，中外和尚在译音方面都很慎重，这是出于对宗教功果的考虑。因此，他们务求译音要准确，一点也不能马虎。“罗摩衍那”这四个译音的*后确定，我就是因为考虑到准确性，考虑到这四个音与原音比较接近。译出了准确的音还不够，我还考虑到文体问题，“罗摩衍那”这四个字中，在汉字里有几个不常见的字，是不是要改掉呢？我想，这部书本身就是古色古香的，书名中保留几个古色古香的字，读者也许一看就有所会意，这不更好吗？可见，不要说大的方面的翻译，就一个书名，就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可见翻译确实是不容易的。 许钧： 季先生，您刚才说到，在翻译中，您还考虑到文体问题。我记得在罗新璋编的《翻译论集》中，有您的一篇论翻译的文章，其中讨论了《罗摩衍那》的译文文体问题。关于翻译中的文体问题，中外翻译理论研究者有过不少思考、探讨，还有过争论，比如原文是古体诗，翻译过来是不是一定要用古体呢？要是没有对应的文体怎么办？小说翻译也如此，比如用古法语写的小说，翻译过来是否一定要以相应的古汉语来译呢？ 季羡林： 这些问题，确实应该提出来，在翻译中，也有探讨的必要，但具体到《罗摩衍那》的翻译，一开始我并没有过多考虑该用怎样的文体进行翻译。鲁迅说过：“诗须有形式，要易记，易懂，易唱，动听，但格式不要太严。要有韵，但不必依旧诗韵，只要顺口就好。”我当时就想译成这样的诗。但有个疑问，用这样的诗体译史诗妥当吗？*好是以中国古体长篇叙事抒情诗，如以《孔雀东南飞》为样板，把原诗译成类似七绝那样的民歌体。印度史诗，就其本质而言，本来就是伶工说唱的东西，这样译，更能够表达原诗的精神与风采。我进行了尝试，想把诗译成七绝，但很困难，后来，译到六篇下一半的时候，我还是回过头来，用类似七言绝句的民歌体来翻译。所以说，我译的《罗摩衍那》，前后的文体是不够统一的，究竟哪一种更好，还需要讨论。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翻译是十分困难的，中国的翻译工作要发展，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方面，都要进一步努力。 许钧： 就具体的翻译来说，困难确实很多，也许是翻译太难的缘故。有的人认为翻译几乎是不可能的；还有一些语言学家，如新洪堡学派，还在理论上论证人类思想交流的不可能性。这样一来，翻译的可能性和作用也就被彻底抹杀了。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季羡林： 我想，理论探讨，应该以事实为依据。翻译如果不可能，怎么中西方能有那么悠久的翻译史？翻译如果不可能，人类各民族怎么相互交流，相互沟通？别的国家我不说，无论从翻译的历史长短来看，还是从翻译作品的数量来看，还是从翻译的影响来看，中国都是个“翻译大国”。实际上，早在先秦时代，中国就已经有翻译活动了。不同的国家或民族之间，如果有往来，有交流的需要，就会需要翻译。否则，思想就无法沟通，文化就难以交流，人类社会也就难以前进。 许钧： 您刚才谈到“沟通”与“交流”，我想，就翻译的目的而言，能否说寻求沟通，促进交流，是翻译的目的或任务所在。人类的交流是多方面的，有物质方面的，也有精神方面的。季先生，这几年来您一直在思考东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比如在 21世纪，东方文化将处于一个怎么样的位置，特别是您所说的“人类文化的演变和走向问题”。我想，翻译对于促进人类文化的交流，其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季羡林： 这里涉及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就是翻译对文化的发展到底有何重要意义。英国的汤因比说没有任何文明是能永存的。我本人把文化（文明）的发展分为五个阶段：诞生，成长，繁荣，衰竭，消逝。问题是，既然任何文化都不能永存，都是一个发展过程，那为什么中华文化竟能成为例外呢？为什么中华文化竟延续不断一直存在到今天呢？我想，这里面是因为翻译在起作用。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若拿河流来作比较，中华文化这一条长河，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却从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注入的次数大大小小是颇多的，*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中华文化之所以能长葆青春，万应灵药就是翻译。翻译之为用大矣哉！ 许钧： 在人类思想与文化交流中，看来怎么强调翻译的作用都不为过。翻译的作用不仅对中国文化如此，对其他文化也如此；翻译，不但能保证一个民族文化的延续，还能拓展它的生命。目前，我们国家正在改革开放，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交流日益频繁、扩大，翻译越来越显示出它的作用，但目前，翻译界的情况似乎并不尽如人意，有不少问题存在，我在《书与人》上读过您的一篇文章，您对目前翻译界出现的一些问题提出了批评，甚至用了“危机”两个字。 季羡林： 翻译可以在文化交流中起大作用，但作用可以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这要看翻译本身能否站得住脚。翻译首先有个道德的问题，有个风气的问题。翻译什么？怎么翻译？这些问题都不能回避。我们要选择翻译对我们中华文明有益的东西，还要把我们中华文明的精华介绍出去。现在的翻译风气不好，有的翻译很不负责任。曾经有一位同志，把他翻译的东西给我看，中文倒还不错，可一对原文，问题太大了，许多原文都没有读懂。理解错了，匆匆翻译过来，会有什么效果？这种翻译态度应该批评，现在看来，翻译界这种情况不是少数，几乎成了一种风气，对原文不负责任，怎么能对读者负责任呢？这是一种欺骗。从文化交流方面来看，把别人的东西都介绍错了，这怎么交流？所以我说这样下去，是一种危机，必须注意。 许钧： 这个问题确实存在。南京的赵瑞蕻先生也跟我谈起过您的看法。他非常赞同，翻译风气不好，对翻译质量肯定没有保证。在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好的翻译，首先要有端正的译风、译德。除了您刚才说的问题之外，我觉得目前还有一个不好的现象，那就是复译成风，形成了滥译。我们在讨论《红与黑》的汉译时，发现在复译的幌子下，有的人甚至抄袭。现在的《红与黑》汉译本中，有好几个有抄袭之嫌。表面上看，翻译很繁荣，许多世界文学名著有几个，甚至十几个译本，但这种繁荣的背后，确实存在着危机。季先生，您看面对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 季羡林： 这需要有翻译批评。我想，翻译事业要发展，要健康地发展，真正起到促进中华文明发展的作用，就不能没有翻译批评。现在批评很少，担负不起应有的职责来。这方面，必须大力加强才行。翻译的批评十分重要，不好的风气，不健康的翻译道德，如果不批评，任其泛滥，那怎么行？在 30年代，鲁迅说过，翻译出了问题，翻译出版出了问题，翻译批评界有很大的责任。所以，我呼吁，现在要加强翻译批评，发挥批评应有的作用。 许钧： 翻译批评确实非常有必要，但做翻译批评，非常困难，有人说，费力不讨好。在目前商品经济大潮中，“利”字当头，能赚到钱就行。复译这么多，其中就有个“利”字在作怪。批评的作用在“利”的面前显得苍白。从理论角度看，翻译批评还有个标准的问题，好的翻译怎么衡量？ 季羡林： 翻译批评应该有个轻重缓急。翻译界有什么样的问题，首先要提出来，指出它的危害性，引起大家的注意。这怎么能说起不到作用呢？相信大多数人是能够明辨是非的。关键，我看是在译者的本身。一个好的译者，应该有认真的态度。至于翻译得好不好，水平高不高，这是另一个性质的问题。我刚才谈到，翻译很难，但只要努力，有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翻译批评，在这个方面也可以大有作为。进行翻译的对比，探讨翻译的方法，都是很有益的。只要批评得有道理，对译者就会有启发，就会有作用。 许钧： 我觉得，目前翻译界，还有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问题，那就是翻译人才的培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尤其是 50年代以来，西方不少国家开设了翻译学校，兴办翻译专业，培养专门的翻译人才，比如法国，就有世界著名的巴黎高等翻译学院，培养了不少优秀的翻译人才。另外，像我国的香港地区，对翻译人才的培养也很重视。香港的大学现在基本都开设了翻译课程，比如香港中文大学，设立了翻译学系。像我们中国这样的国家，对翻译人才的培养确实应该向更科学、更系统的方向发展。我跟不少同行交换过看法，目前，*大的障碍，是翻译学科在我国内地还没有得到真正的承认，或者换句话说，翻译学科还没有获得应有的位置。名不正，言不顺，翻译人才的培养得不到保证。我们希望季先生能呼吁一下。 季羡林： 翻译人才的培养确实非常重要。不可否认，解放以来，我们国家通过各种不同形式，采取不同手段，培养了不少外语人才和翻译人才。在历史上，中国也有过影响比较大的翻译机构。我想，设立翻译专业还是有必要的，这对培养专门的翻译人才有好处。我以前就有这方面的设想，相信随着历史的发展，随着人们对翻译的认识的提高，随着翻译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翻译学科的作用也会被人们渐渐认识，这样，它的地位就会得到承认了。 许钧： 谢谢季先生的指教。我们翻译教学界这些年一直在努力，希望在中国能早日确立翻译学科的地位。我想*后再请季先生对我国年轻一代的翻译工作者提一点希望。 季羡林： 我还是想说，翻译之为用大矣哉，需要一代又一代的翻译工作者在实践和理论上不断努力，把翻译事业做好！ 1998年2月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