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刽子手:存在主义心理治疗的10个故事

致 谢 想象一下这个场景：三四百个互不相识的陌生人聚在一起，他们被要求两两配对，一遍又一遍地问搭档同一个问题—“你想要什么？” 还有比这更简单的问题吗？这个问题及其答案似乎都绝无恶意。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人们在每次团体练习中都会产生强烈的感情。通常几分钟之内，房间里的人就都热情高涨了。这些人绝不是走投无路或迫切需要关怀的人，他们中一部分人事业有成，衣着光鲜，走起路来更是神采奕奕。但是无论男女，他们都被团体练习触及了内心*深处。有些人父母去世，有些人失去了伴侣、孩子或是朋友，他们大喊：“我很想再次见到你。”“我想得到你的爱。”“我想听你说你以我为傲。”“我想让你知道我爱你，抱歉我从未说出口。”“我希望你能回来，我很孤独。”“我希望能经历从未有过的童年。”“我希望能有健康的体魄，希望能再次年轻。我希望被爱，得到尊重。我希望我这一生能够有所作为。我希望能有所成就。我希望有人在乎我，希望我是重要的，希望我能被人记住。” 我们想得到的有很多，渴望得到的有很多，痛苦也有很多，这种痛苦只在少数时候深藏，多数时候显露无遗，有如切肤。造物弄人，存在即痛苦。痛苦总是伴随着你我，只要我们还活着，它就默默存在。痛苦也很容易触及。很多东西（比如简单的团体练习、几分钟的深度反思、艺术创作、布道、个人危机、丧失）提醒着我们，我们内心深处的渴望永远无法实现：我们渴望永葆青春，渴望不再变老，渴望失去的挚爱回到身边，渴望得到永恒的爱，渴望被保护，渴望过上有意义的生活，渴望永生。当这些难以实现的欲望主宰着我们的生活时，我们会向家人、朋友或信仰寻求帮助，有时还会找心理治疗师。 在本书中，我讲述了十位接受心理治疗的患者的故事，讲述了他们与存在性痛苦抗争的过程。其实，化解存在性痛苦倒不是他们来找我咨询的原因。这十位患者的问题都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孤独感、自我厌恶、阳痿、偏头痛、性强迫症、肥胖、高血压、沮丧、为爱痴迷、情绪波动、抑郁。然而，某种程度上（这个“某种程度上”在每个故事中有不同的表现），治疗揭示了这些日常问题的深层根源—深入存在的根底。 “我想要！我想要！”这种话在这些故事中比比皆是。一位患者痛哭道“我多想我亲爱的女儿还在人世”，却忽略了两个还活着的儿子。另一位患者的淋巴癌细胞已入侵身体的每个角落，却坚称“我想和我见过的每一个女人上床”。还有一位患者恳求道“我希望父母健在，我想感受不曾有过的童年”，但是他却苦苦挣扎于自己不愿启封的三封信。一位老妪则称“我想永远年轻”，因为她对一个比她小35岁的男士爱得痴狂，无法自拔。 人们通常认为心理治疗是让人压抑内心本能的欲望，或是潦草掩饰悲伤的过往，但是我始终相信治疗的首要目标是应对这些存在性痛苦。在对这十位患者的治疗中，我主要的临床诊断（基于自身医学经验的假设）是，基本焦虑源于一个人在应对生活中的残酷事实，也可以说是存在性“关怀”（given）时，做出的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努力。 我发现在心理治疗中，有四种存在性关怀尤为重要：我们及挚爱终有一死、生活不如我们所愿的那样自由、我们终极的孤独，以及生命的无意义感。这些关怀看似很恼人，但其中孕育了智慧，能让人实现救赎。我希望这十个心理治疗的故事能告诉大家，我们可以直面存在的事实，借助其力量，破茧成蝶，获得成长。 在这些存在的事实中，死亡是*直观且显而易见的。在很小的年纪，甚至比人们意识到的还要小，我们就知道死亡终将来临，我们无处遁逃。尽管如此，用斯宾诺莎的话来说：“万物都努力维护自己的存有。”在生存的渴望和死亡不可避免的意识之间，冲突始终存在。 对于死亡不可避免的现实，我们总是想方设法地进行否定或逃避。年幼时，在父母的安慰和神话的帮助下，我们否认死亡；后来，我们赋予死亡灵性，把它看作一个怪物、睡魔或其他恶魔。毕竟如果死亡是可触碰的实体，我们可能会有方法摆脱它，尽管这个怪物很可怕，却也不及我们每个人出生就携带着死亡的基因—我们终将死亡这一事实可怕。后来，孩童们尝试了各种方法减轻死亡带给人的恐惧。他们嘲弄死亡，使其不再那么可怕，或者叫上同伴，准备好刚出炉的黄油爆米花，一起听恐怖故事或看恐怖电影，以对死亡这个话题脱敏。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试着不考虑死亡；我们尝试转移注意力；我们将死亡看成积极的东西（如传承、归根、听从上帝指示、*终的安息）；我们相信流传已久的神话，否认死亡存在的事实；我们希望功成名就以实现不朽，我们繁衍后代，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或者拥抱宗教，以实现精神永存。 许多人对这种关于否认死亡的描述持有异议。他们如是说道：“无稽之谈！我们不否认死亡存在。每个人终有一死，我们知道，这显而易见，但是纠结于这个事实有何意义呢？” 其实我们知道死亡却不了解其内涵。我们知道死亡存在，知道终将死亡的事实，但是我们已经过滤或解离了由死亡带来的恐惧感—大脑潜意识的部分让我们不因此而过度焦虑。这个过滤过程是无意识的，我们也没有察觉，但是在少数情况下，当这种否认机制不再奏效，关于死亡的焦虑蔓延开来时，我们就能确信这种过滤的存在。这种情况鲜有发生，我们一生可能只会遇到一两次。它有时出现在我们觉醒之时，有时出现在我们与死神擦身而过之时，也有可能出现在我们遭遇至亲去世时。但是更常见的情况，是我们的死亡焦虑浮现在噩梦中。 噩梦是失败的梦，它没有充当好睡眠守护神的角色，没能“抵御”焦虑。噩梦的内容多样，但每个噩梦的原理本质上都一样：潜意识深处的焦虑逃过了睡眠的守卫，侵入了意识层面。“寻找做梦人”（第十章）这个故事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后台视角，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我们努力逃避对死亡的焦虑，以及试图遏制这种焦虑的孤注一掷：在马文的噩梦中，无边无际的黑暗背景下，主人公用有白色尖端的手杖做工具，正和死神进行一场性的对决—这正是对死亡的反抗。 性行为在其他故事里被当作护身符，用于抵御病情恶化、衰老和死亡：一位年轻人患上了绝症，于是开始强迫性滥交（第二章）；情人去世30年后，一位老人还保管着她留下的已泛黄的信件（第六章）。 我在多年与病危癌症患者打交道的过程中，发现有两种很常见的方法可以有效地消除人们对死亡的担忧：一种是对个体独特性的信仰，另一种是对终极救助者的信仰。这两种所谓的信仰其实是错觉，它们代表了“固着的错误观念”。对于“错觉”这个词，我并没有轻蔑的意味：这两种错觉是人们普遍的信仰，存在于我们每个人意识的某个水平上，它们在本书的几个故事中发挥着作用。 对独特性的信仰指相信自己能超脱于生理和命运的普遍规律，不受伤害、不可侵犯。在生活的某些阶段，我们每个人都将面临一些危机：可能是严重的疾病、职场失利或离婚，或者正如埃尔娃所经历的那样（第五章），可能仅仅是手提包失窃这样一件小事，却让人意识到自己不过是芸芸众生中的一粒尘埃，打破了生活是不断上升的螺旋过程这一假设。 信仰个体独特性能给予人安全感，而另一种否认死亡的主要机制，即相信有终极救助者，能让我们感受到有股外来力量始终在照看和保护着自己。尽管我们会衰弱，会疾病缠身，会到迟暮之年，但是我们始终相信，万能的主一定会让一切都回到正轨。 这两种信仰共同构成了一组对立，二者是人类对特定情境做出的截然不同的反应。人类要么逞英雄以维护自主，要么寄希望于外部力量以寻求庇护。换句话说，要么挺身而出，要么寻求融合；或主宰自己的命运，或永远依赖他人。 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间都会不安地避开死亡这个话题，正如伍迪·艾伦（Woody Allen）所说：“我不怕死，只是希望死亡来临的时候，我正好不在场。”这样他们心里会好受点。但是还有另一种应对死亡话题的方式，一种可以应用于心理治疗的传统方式，它教导我们：深刻认识死亡这个话题会使人心智成熟，使生活更加丰富而充实。一位患者（第二章）的临终遗言说，虽然死亡会摧毁我们的躯体，但对死亡的理解却能使我们得到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