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的傲慢 好的社会该如何定义成功

刘擎推荐序：优绩主义的陷阱（节选）桑德尔认为，问题不仅仅是我们辜负了我们宣称的优绩主义原则，而是这种理想主义的思维本身就有缺陷。优绩主义侵蚀着公共利益（共同善），它导致了胜利者的傲慢和失败者的屈辱。它也鼓励了成功者深深沉迷于自己的成功，以至于忘掉了一路上帮助到他们的时机和好运，同时也导致了他们鄙薄那些比自己不幸、比自己更缺乏资格的人。结果，优绩制助长了阶级之间的对抗和怨恨，这种社会分裂的状况会侵蚀西方的公民社会和民主政治，为民粹主义的兴起提供推动力。那么，我们如何摆脱优绩主义的陷阱呢？桑德尔建议重新思考公民生活中的三个方面：大学的角色、工作的尊严以及成功的意义。首先，重新评估大学是否应当承担机会仲裁者的角色。大学文凭是获得有尊严工作与体面生活的必要条件吗？在桑德尔看来，这是危险的。我们应通过建立更包容和开放的教育体制来促进机会平等。他提出了一个创新的方案：让所有申请者在达到基本学术门槛后，通过抽签方式来录取。这种抽签录取制，不仅能让学生减轻压力，也会减少被录取学生的优越感。此外，还应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如何帮助没有文凭，但为社会做出重要贡献的人们改善生活。其次，我们应该更新“工作的尊严”的概念，并把它放在政治工作的中心。桑德尔认为，“一个社会表彰和奖励工作的方式是其定义公共利益的核心。”我们应该记住，工作不只是为了谋生，也是对共同善的贡献并赢得相应的认可。我们经常假设人们的收入是他们对共同利益所做贡献的衡量，但这是一种不折不扣的误解。马丁·路德·金被刺杀前夕，在给田纳西州孟菲斯罢工的清洁工人演讲时曾说：“清洁工人和医生一样重要，因为如果没有他们，疾病就会蔓延。所有的劳动者都有尊严。”今天的疫情更说明了这一点。它揭示了我们多么依赖那些我们经常忽略的劳动者：快递员、维修工人、杂货店店员、卡车司机、护士助理、育儿工作者和家庭护理员，等等。*后，在成功的意义方面，桑德尔提出应当重新讨论优绩的涵义。他同意罗尔斯的一个观点，优绩依赖于运气这种道德上任意的因素，然而他反对罗尔斯要在分配正义中清除优绩的看法。在桑德尔看来，分配正义可以纳入对优绩的考量，但优绩的概念本身需要重新理解，不是简单地根据市场竞争的输赢，而是要按照对于共同利益的道德重要性来界定。比如，为赌徒提供赌场的经营者们可能会在市场上获得更高的收益，他们的收入会比教师或者医生更高，但他们具有更高的价值或者道德重要性吗？如何来衡量他们各自的优绩呢？当然对于“什么是共同利益”、“什么是真正的贡献”，人们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桑德尔认为，不能因为存在争议就拒绝尝试对优绩做出新的阐释。他呼吁社会需要开启道德甚至精神上的转变，扪心自问“我的成就是否源自于我活在一个奖励才能的社会中，而这种才能恰好是我所拥有的？还是因为我只是幸运而已？”意识到运气在生活中的作用会让我们变得谦卑。这种谦卑的精神就是我们现在需要的公民美德。它驱使我们重新定义成功的观念，为我们超越优绩制的暴政，走向一种少些怨恨、多些包容的公共生活指出了方向。序新冠病毒2020年大流行之时，美国像许多其他国家一样，没有做好准备。尽管公共卫生专家在前一年，已就全球病毒蔓延的风险发出了警告，甚至到了1月份中国已经在与疫情抗争之时，美国仍缺乏能力实施广泛检测以控制疫情。随着疫情蔓延，这个世界上*富裕的国家发现自己甚至无法提供医生和护士治疗大量感染患者所需的医用口罩和其他防护装备。医院和各州政府发现他们自己在相互竞标，以购买检测工具包和救生呼吸机。准备不足的背后有多种原因。首先，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无视公共卫生顾问的警告，在关键的几周里淡化这场危机，并在2月底坚称：“一切都在我们掌控之中……我们干的很棒……它会消失的。”1然后，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初分发的检测试剂盒有缺陷，却迟迟没有找到解决办法。*后，几十年来，美国公司大举实施外包，导致美国在外科口罩和医疗设备方面几乎完全依赖中国和其他外国制造商。2但除了后勤没有准备好之外，美国在道德上也没有为新冠大流行做好准备。危机爆发前的几年，已是经济、文化和政治严重分裂的时期。几十年来，美国社会的不平等不断加剧，不同文化之间的怨恨也不断加深，这直接引起了民粹主义者在2016年的愤怒反抗，并*终导致特朗普成功当选总统。虽然特朗普在上任不久后就遭到弹劾，但*终他并没有被免职，并一直任职至本书出版之时，*后特朗普不得不面对自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以来美国遭遇的*严重危机。然而，随着危机的扩展，党派之间的分歧持续存在。很少有共和党人（只有7%）相信新闻媒体关于新冠病毒的信息；而很少有民主党人（4%）相信特朗普提供的信息。3在党派敌视和相互猜忌中，新冠疫情到来了，抵抗疫情要求社会团结起来，这种团结只有在战争时期才能实现。世界各地的人们被恳求，在许多情况下被限令，保持社交距离，放弃工作，留在家里。那些无法远程工作的人面临着减薪和失业的威胁。新冠病毒对老年人威胁*大，但也可能感染年轻人，即使是那些能够安然度过的人，也有父母和祖父母需要担心。从道义上讲，新冠病毒大流行提醒我们注意我们自己的脆弱，我们对彼此的相互依赖：“我们都在一起”。政府官员和广告商本能地想到了这个口号。但口号所唤起的团结是基于恐惧的团结，是对感染病毒的恐惧，这种恐惧要求扩大社交距离。公共卫生需要我们保持社交距离、遵守自我隔离的约束，以此展现我们团结一致，我们共同面对脆弱的处境。在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的背景下，团结和分离相伴而行合情合理。英勇的医护人员和现场急救人员，需要亲自在场来帮助患者，杂货店的收银员和送货员冒着健康危险，为那些在家中避难的人送去食物和生活用品，除了他们之外，我们大多数人都得到告知，保护他人的*好方法是与他人保持距离。但是，以分离的方式来实现团结，存在矛盾，这样的道德悖论凸显了“我们都在一起”这句承诺的空洞。共同体意识要扎根于相互承担义务和共同承受牺牲的持续实践中，以分离的方式来实现团结，无法体现这样的共同体意识。恰恰相反，这一口号出现在几乎前所未有的不平等的时代和党派相互憎恨的时代。同样，市场驱动的全球化导致美国无法在国内生产外科口罩和药物，也剥夺了众多劳动人民的高薪工作和社会尊重。与此同时，那些从全球市场、供应链和资本流动中获得丰厚经济回报的人，对本国公民（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依赖程度也越来越低。他们的经济前景和身份认同不再依赖于当地社区或国家社群。随着全球化的赢家脱身远离输家，他们也在各自践行着自己的社交距离（social distancing）。全球化的赢家解释说，重要的政治分歧不再是左派对右派，而是开放对封闭。在开放世界里，成功取决于教育，取决于让自己具备在全球经济中竞争和取胜的能力。这意味着各国政府必须确保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获得对于成功必不可少的教育。但这也意味着，那些登上顶峰的人开始相信，他们的成功是他们应得的。而且，如果机会真正平等，这意味着那些落后的人也理应承受这样的命运。这种看待成功的方式让人很难相信“我们都在一起”。这样看待成功，让赢家断定他们的成功是自己挣来的，而让输家感觉到那些高高在上的人在带着轻蔑的目光俯视自己。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那些被全球化抛在后面的人会变得愤怒和怨恨，以及为什么他们会被吸引到独裁式的民粹主义者那里，民粹主义者严厉谴责精英，并承诺要以复仇的方式重新确立国家边界。现在，正是这样一些政客，对专业科学知识和全球合作满怀提防，却被迫面对与这种流行病作斗争的任务。这并不容易。把社会动员起来应对我们面临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不仅需要医学和科学专业知识，还需要道德和政治上的革新。推动特朗普上台的那种由傲慢和怨恨混合而成的毒药，不太可能带来我们现在所需要的团结。要想革新我们的道德和公民生活，就必须要理解：在过去的四十年里，我们的社会纽带和对彼此的尊重是如何瓦解的。本书试图解释这一现象是如何发生的，并思考我们开辟一条什么样的道路，以通往共同利益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