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

　今天，我们毫不顾忌地使用“神经症”这个术语，而对于它到底是什么，却往往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通常，这不过是一种略高雅的表示不以为然的方式，从前我们所用的不过是“懒惰”“敏感”“苛刻”“多疑”等词，现在我们倾向于说“神经症”。尽管，使用这个词时我们脑中并非全无概念，但我们在运用某种标准来判定这个词到底是否适用之时，仍然不免迷糊、武断。 　　首先，神经症患者在行为反应上与一般人不同。我们应该从整体去考虑神经症。比如，一个甘当普通百姓的姑娘，她拒绝接受增加工资，也不希望和她的上司保持一致。再例如，一个一周赚30美元的艺术家，如果他投入更多时间在他的工作上，本可以赚得更多，但他选择尽情享受生活，花大量时间与女人厮混，或沉迷于技艺爱好中。我们称这样的人是神经症，究其原因，就在于我们大多数人熟悉并且只熟悉一种行为模式，这种模式即是：要跻身上游，超越他人，赚取远超过生存底线的钱。 　　这些例子说明，我们用来标记一个人是否为神经症的标准，是这个人的生活模式与任何时代我们认可的模式是否一致。如果这个姑娘生存在某种类似于普韦布洛印第安人的文化环境中，没有竞争动机，至少是没有明显的竞争动机，则会被认为是完全正常的；同样，若那个艺术家生活在意大利南部或墨西哥，他也会被认为是正常的。因为在那样的环境中，想着赚更多钱或花更多精力去满足直接需求是难以置信的，绝非必要。追溯到更早时期，在古希腊，超越个人需求的工作欲，绝对会被视为一种下贱的欲望。 　　因此，“神经症”这个术语，虽然来源于医学，但时至今日，若不考虑它的文化内涵就无法使用。我们可以不了解病人的文化背景而对他的断腿做出诊断，但如果因为一个印第安男孩告诉我们他对自己的幻觉深信不疑，我们就称他是精神病患者，这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在这些印第安人的文化中，幻觉被视为特殊的天赋和来自神灵的福祉，并被蓄意诱导。这种文化甚至授予富有幻觉的人以社会威望。假如我们中的某人跟他已经过世的爷爷“谈”几个钟头的话，他将被视为一个神经症或精神病患者，但这种与祖先的“交流”在一些印第安部落却是被认可的。如果有人对提及已逝亲人的名字深感忌讳，我们会认为他确实是神经症患者，但在吉卡里拉阿帕切人的文化里，他却是无比正常的。若一个男人对靠近经期女性表现得极度恐慌，我们会认为他是神经症，然而在许多原始部落里，对经期女性的恐惧是一种普遍态度。 　　至于什么是正常的，这个概念不仅随着文化不同而不同，在相同的文化下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譬如，在今天，如果一个成熟独立的女人因为发生过性关系，而自认为是“堕落的女人”或“不值得好男人爱”，至少在大多数社会圈看来，她是可疑的神经症患者。而在大约四十年前，这种罪恶感大抵会被认为是正常的。正常这一概念还会因所在社会的阶级不同而有所差异。例如，一个男人整日游手好闲，只热衷于狩猎或打仗，封建阶级的人会觉得正常，而小资产阶级的人会觉得太反常了。正常这一概念还存在性别上的差异，就西方文化之下的社会而言，男性和女性具有不同的气质。一个年近四十的女人沉浸在对衰老的恐惧中，这很正常，但若一个男人对此紧张不安，那就可谓神经症了。 　　同样，每个受过教育的人都知道，何为所谓的正常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知道，中国人在饮食上与我们大有不同，因纽特人与我们有不同的卫生观念，古代的巫医也有不同于现代医生的治病手段。不仅在习俗方面存在诸种变数，在人的内驱力和感受上亦是如此，虽然人类学家或明或暗地提到过，但这一点往往依然不被理解。正如萨丕尔所言，人类学的优点之一是总能“重新发现”正常人。 　　每种文化都坚信，其自身的感受和内驱力是“人性”的常态表达，心理学也不例外，这是有因可循的。比如说，弗洛伊德从他的观察中总结出女性比男性善于嫉妒，并试图从生物学依据来考虑这个普遍现象。弗洛伊德还认为，所有人类的罪恶感都涉及谋杀。不管怎样，*大的差异表现在自杀态度上，这点是毋庸置疑的。如彼得?弗洛所言，因纽特人并不觉得杀人犯需要受惩罚。许多原始部落中，家庭成员被外来者杀害所带来的伤害，可以通过替补的方式得到修复。在某些文化中，在儿子被他人杀死的母亲看来，收养凶手以替代儿子的方式是没法减轻她的丧子之痛的。 　　进一步利用新的人类学发现之后，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关于人性的有些观念颇为天真。譬如，我们认为竞争力、手足之争、性与爱的亲缘关系都属于人之天性。我们有关于正常的概念，是借由认可并执行某种行为标准，进而在此过程中找到集体归属感形成的，但标准是因文化、时代、阶级和性别而异的。 　　这种考虑对心理学的意义，远比乍看起来更为深远。其直接结果就是怀疑心理学的万能作用。我们不能因为自身所处的文化和其他文化的研究结果具有相似性，就说两种文化具有相同的动机。有人认为新的心理学研究结果足以揭露人性固有的普遍倾向，这种推断也不再有效了。这些研究足以证实社会学家的一贯主张，即并不存在适用于全人类的普通心理学。 　　然而，开辟新的阐释空间可以极大地弥补这些局限。这些人类学观点的基本含义是：感受和态度会在极大程度上受我们生活环境的影响，既有文化层面的，也有个体层面的—这二者不可分割。这反过来意味着，了解了我们所处的文化环境之后，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正常”感受和态度的属性。同时，由于神经症偏离正常的行为模式，故而可以得到更好的理解。 　　采用这个取向，一方面也算是追随弗洛伊德：迄今为止，他给人类带来的神经症的相关知识是无与伦比的。虽然，弗洛伊德在理论中将人的个性特征追溯到生物驱力，但他（在理论上，更在实践中）仍然强调：如果缺乏个体生活环境的相关详细资料，尤其是其童年早期情感塑成的相关资料，我们是没法彻底了解神经症的。既定文化之下，将此原则运用于“正常的结构与神经症的结构”这一课题上就是说：如果没有详细资料，不了解特定文化对于个体的影响，我们就无法明白这些结构。 　　另一方面，这意味着我们不得不迈着坚定的步伐尽力去超越弗洛伊德，尽管这一步只有基于弗洛伊德理论的某些原则，才能被证明是可行的。一方面，弗洛伊德确实走在他那个时代的前列；另一方面—他过度强调心理特征的生物根源—他也止步在科学定位上。他的假设是：我们文化中常见的本能驱力或客体关系在生物意义的层面上决定了“人性”，或者说“人性”产生于无法改变的环境（生物学上称为“性前期”阶段、俄狄浦斯情结）。 　　弗洛伊德对文化因素的忽视，不仅导致了一个错误的结论，还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我们对态度和行为的真实动力的认识。我相信，这些精神分析学家忠实地遵循弗洛伊德所开辟的理论道路，他们之所以不顾自身无限的可能性而步入死胡同，之所以投身于迅速滋生的深奥理论和模糊术语之中，主要就是因为弗洛伊德忽视文化因素。 　　至此，我们已能看到神经症是对常态的偏离。这个准则虽然不充分，但非常重要。某人可能背离了普遍模式但并没有神经症。前面列举的那个艺术家拒绝投入更多非必要的时间在赚钱上，他可能患有神经症，也可能不过是明智地不让自己卷入当前的竞争中。另外，很多表面看起来适应当前生活模式的人反而可能患有严重的神经症。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从心理学或医学的角度来考虑。 　　奇怪的是，心理学或医学很难解释什么是神经症。至少，如果我们只研究其显性表现，就很难找到普适于所有神经症的特征。我们肯定不能把症状（诸如恐惧、抑郁、功能性躯体障碍）当作标准，因为这些症状并不必然会出现。虽然经常会出现某种抑制作用—其原因我稍后会谈到，但都太微妙或太容易伪装而逃脱表层观察。如果我们只以显性表现为依据去做判断，那么在与他人关系存在障碍这一问题上也会遇到同样的困难，如性关系障碍。虽然种种症状无从遗漏，但很难区分。然而，即使人格结构相关个人资料缺失，我们至少可以从所有神经症中辨识出两个特征：某种刻板反应、潜力与实际成就之间的反差。 　　对这两个特征都应当做出进一步说明。刻板反应是指缺乏随机应变的灵活性。例如，一个正常人多疑，是在他觉得有缘由这么做的时候；一个神经症患者多疑，则可能是随时随地、不合时宜的。正常人能区分赞扬是真诚的还是虚伪的；而神经症患者则完全无法分辨二者，或者意识不到区别的存在。正常人在面对莫须有的强压时会觉得愤愤不平；神经症患者会对任何含沙射影都怀恨在心，即便他知道这些东西是对他有利的。正常人有时在难以抉择的重要事情上会举棋不定，神经症人可能任何时候都犹豫不决。 　　然而，刻板反应只有偏离了文化模式才反映出某种神经症。在西方文明中，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固执地质疑一切新奇事物是正常的行为模式；小资产阶级则执意提倡节俭。这些都属正常的刻板反应案例。 　　同样，一个人的潜力和他实际成就之间的差距，也许原本就只能归于外界因素。但如果他既有天赋，又有获得发展的外在可能性，却还是一无所成，或者他有值得感到开心的事，却并不感到快乐，再或者尽管貌美如花，但她仍觉得无法吸引男性，这也是神经症。换句话说，神经症患者给人的印象是：他在为难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