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在碑志 世变下的五代女性

哭母伤目求免官 （梁文献、镡氏、梁鼎） 柳立言 墓主梁文献（924—968）卒于北宋太祖乾德五年十二月底，约二十五年后（993）于洛阳下葬。墓志撰者直昭文馆句中正（929—1002）应是他昔日的同僚或朋友，罕见地在序言描述文献寡妻镡氏（934—1003）如何抚育子女长大，所花的篇幅，仅次于文献一生的宦业，*后说：“梁氏有后，盖夫人之力焉。”再过十年，镡氏去世，同年祔葬于夫墓，撰志者是独子右谏议大夫梁鼎（955—1006），数说自己从中举以至通显，“皆太君(母亲)教诲之力焉”，究竟镡氏对梁家有何贡献？另一方面，自谓通显的梁鼎为何只有散官而无实职？ 梁文献出自仕宦世家，至少三代为官，兼治军民。曾祖父是唐代峡州刺史；祖父是容州司马，属高层文职僚佐，遇到“唐室土崩，士族奔迸”，乃西迁至益州定居。自从成为皇室避难所之后，四川聚集了大批的唐朝士族，常为地方政权所延揽。唐亡，前蜀建国（907—925）。可能沾了旧族之光，父亲*后担任剑州监军使和剑门关使，算是军事重地的要职，不过墓志说他“以亲老居贫，仕不择禄，伏膺戎阃，至于没齿”，似乎兴趣不在管军而在字民，但终身不得志，也许会寄望于儿子。令人奇怪的是，墓志不记曾祖母、祖母和母亲，大抵隐身幕后。 梁文献是次子，出生第二年，后唐灭蜀（925），随即是董璋和孟知祥两强相争。经过九年之久，知祥建立后蜀（934—965），同年由儿子昶继位，亦即后主，开始偃武修文，整饬吏治，例如发布《官箴》（941），其中四句后来被宋太宗摘录，令州县刻石，置于官署，成为今日有名的《戒石铭》，上写“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文献二十岁时（944），蜀相毋昭裔将《九经》刻石，置于成都学府，并在九年后刻板印刷，以广流传。儒风日盛，文人乃得乘时而起。 文献二十五岁时（949），后蜀开始开科取士。后来文献中举，首任便是永平军节度掌书记，一般位在节度副使、行军司马和判官之下，而在推官和巡官之上，如得到信任，便是幕主之喉舌。之后，文献“虽可乐于从军，祈字民于县政”，又谓“侯弓应聘，郁王佐以盘桓；牛刀字人，局儒术而闲放”，也许真的以儒术吏治为己任，或要完成父亲之志趣，乃离开帅府，两任县令。不久，“属边藩幕画，必简长才。咸推侃侃之儒，复署翩翩之职”，又回到戎阃，出任山南节度掌书记。事实上幕府亦需要文治之才，往往精英云集，而且文武并肩，可以产生极有潜力和前途的人脉。无论如何，墓志以两个“儒”字加诸文献，又说“方孟子之无时”，反映他的长才在文不在武。然而，分裂有时要靠战争来解决。 后周世宗有意统一天下，后蜀首当其冲。文献三十一岁（955）时，后周一口气吞并秦、凤、成、阶四州；再过十年，北宋只花了六十六天便越过剑门，进入成都。文献人微任轻，轮不到以身殉国，但新的职位可真道远，是曹州乘氏县令。在四川落籍超过六十多年后，梁氏远赴无亲无故的山东就职，约三年后死在任上，年仅四十五岁，遗下镡氏和未成年的一女一男。 寡妻亟需面对的问题是归葬，因为若葬在外地无亲人祭拜，虽不致沦为野鬼，但也渐成饥魂。墓志说：“府君(文献)尝谓其子曰：‘嵩少伊瀍，神仙薮泽，终焉于此，诚吾志乎。’”这句话对未满十四岁的梁鼎来说意义不大，对寡妻来说却是千斤重担。扶柩到了河北的大名府，实在走不下去，只得权窆，直到二十五年后才能迁葬。就此来说，文献的身家不算丰厚，又因官位不高，不能荫补子弟。梁家快要跌落被统治阶级，复兴大任落在三十四岁的寡妻肩上。 首先要解决经济问题。回到益州，镡氏“以余俸税田，用资伏腊，以逮成人”，以文献的遗产购买田地，多是佃人耕作，以其收人用于祭祀和日常生活，尤其是抚养子女成人。伏腊一词三义，亦可解作妇道甚修、治家严整。墓志说她“聪敏”，没有明言她如何购买和管理田产，可能亲自议价、交割、督工和核数，精打细算。 其次是幼女的大事。如是梁鼎之姊，当时应超过十三岁，或已及笄。墓志序言说镡氏“诲之织纴，归士君子”，精确指出寡母的任务就是替女儿作好准备，要嫁给士人，维持士族的地位。女儿小字金华，夫婿是“琅琊王骥”，这个真假难分的地望自是用来标榜身世之不凡。他在岳丈迁葬时已进士及第，并曾在永嘉担任从事，但没有记下其他官职，可能中第未久，反映在联姻时并无功名。就此来说，镡氏颇有知人和先见之明，可向先夫夸口。 *后也是*重要的大事，便是独子梁鼎的举业，既要完成亡夫未竟之志，也是维持官宦阶级的必要条件。镡氏“右执槚楚，左持简册，训若严师，成其国器”；梁鼎也说：“鼎尚幼，太君手执《诗》《书》，躬自训导，洎志学之岁，则诲以从师。”以今日的标准来说，梁鼎的国中教育是由寡母完成，之后由寡母督促，从师学成。那么，寡母的学识从何而来？ 镡氏能将女儿嫁给士人，又亲自教育儿子，除了夫家具备一定的条件外，跟娘家也不无关系。她的曾祖父是唐朝的彭州九陇县令，祖父不仕，父亲是前蜀的学士院副使，从教读“简册”和“《诗》《书》”来看，应指负责草诏的翰林学士院而非画院，是相当重要而且清高的职位。梁镡联姻可说背景相若门户相当，可以互相扶持。蜀亡之后，镡家不见新的官职，可能自顾不睱，但士族的余晖在宋代还是光亮的。 镡氏是四女，“聪敏柔顺，德冠闺阃，敦睦慈爱，仪形姻戚”，完全没有提到她的学识，其实至少达到今日的中学程度。由此可知，墓志不提之事，有时不是并无其事，而是可从他事推想出来，不言自明。墓志撰者不明白说出，因为他们不曾预料我们会用墓志来探讨妇女的文化水平和做了什么外事内事。 对寡母的贡献，梁鼎说：“鼎于太宗朝登进士甲科，自释褐，逮阶通显，历任中外，咸著声称，皆太君教诲之力焉。”看来从十五至二十八岁中举（983）的艰苦十三年间，甚至入仕之后，儿子仍多方受到寡母的影响。遗憾的是，当寡母弥留时，儿子远官在外，来不及见*后一面。之后，跟武臣一样，文臣梁鼎夺情起复，出知凤翔府，“以居忧哭泣伤目”，恳求退居闲职，当时才四十八岁，可见母子之情深。不过，镡氏可能比较喜欢亡父的文学侍从之路，既高贵清尚，又不必东奔西跑，母子分离。 墓志撰者句中正就是借着文学而大贵。他跟梁文献是同乡（益州华阳）、同辈、同僚，甚至同年。原是毋昭裔的馆客，中举后仍留在昭裔身边担任从事，可能参与《九经》的刻印。蜀亡之后，跟文献一样，远赴曹州，担任录事参军，继为氾水县令和潞州录事参军等基层官吏。他能够飞黄腾达，是以书学见知于同道太宗，史称“中正精于字学，古文、篆、隶、行、草无不工。太平兴国二年（977），献八体书。太宗素闻其名，召入，授著作佐郎、直史馆，被诏详定篇、韵”，从此走上文学侍从之路，除了出使高丽之外，几乎没有离开过京都。他“杜门守道，以文翰为乐”，死后进入《宋史》的文苑传。也许见贤思齐，梁鼎也勤习书法，工篆、籀、八分书，并著有《隐书》三卷，史论二十篇，学古诗五十篇，可谓兼习文艺、文学与历史，与一般举子有所不同。中举之后约五六年（988—989），“献《圣德徽号颂》万余言，试文”，明显是要突显自己的文才。他获晋一阶，但未能踏上清要之路。 献文之后，梁鼎出任歙州通判，以能干闻名，太宗下诏嘉奖。徙知吉州，有豪民为患百姓，历任官吏并无处理，梁鼎揭露其恶行，加以杖脊黥面，远徙他郡。太宗注重法治，“尤赏其强干，代还，赐绯鱼，旧例当给银宝瓶带，太宗特以犀带赐之，记其名于御屏”，时年约三十八岁。他又上疏批评考绩制度之不足，认为知州“强明者无以自言，庸懦者得以为隐。治状显著，朝廷不知，方略蔑闻，任用如故。……致水旱荐臻，讼狱盈溢”，恳求朝廷改革，“庶几官得其人，民受其赐”，可看到他留心吏治，注重考核，当然会得罪同僚。史称梁鼎“居官峻厉”，颇有寡母右执槚楚，训若严师的身段；他幼尝艰难，入仕之初至少在嘴里挂着人民两字。 自此之后，梁鼎的仕宦主要围绕吏治和财政，先后担任开封府判官、三司右计判官、总计判官、度支判官、江南转运副使，徙陕西转运副使（996），“以母老求郡”。朝廷为方便他照应六十三岁的母亲，让他连知徐州和密州，分别在京东西路和东路。新皇帝真宗登基不久，四十七岁的梁鼎通过中书的考试，出任知制诰（1001），与一代文豪杨亿成为同僚，一圆词臣之梦，又可在京师陪伴六十八岁的老母。 未及一年，梁鼎因其财政专才，以词臣身份替三司算账。当时真宗下令放免天下欠税，而三司斤斤计较，“缧系追逮，颇为烦扰，至有久被拘者”，亦即产生滞狱。真宗于是命梁鼎等人按籍引对，大多蠲免，亦大获皇帝欢心。四十八岁的梁鼎连升数阶至右谏议大夫，并攀上事业的颠峰，出任三司度支使，时称计相，再上便可能是宰相。他在墓志自豪地说“明年南至，郊祀泰坛，大行覃庆，故先君有少列之赠，太君有临海之封”，其实句中正早已点明，“从子贵也”。 真宗随即下令梁鼎与河北转运使计度馈边刍粮，因为以前“三司止移文责成外计，未尝有所规画，故专命之”，可见甚得皇帝倚重，但亦看到“未尝有所规画”的潜在危机，即三司官员欠缺实务经验。果然，梁鼎不久便失官，而且不无失德。 梁鼎在七年之内两次受罚，均与宋夏战争有关。**次发生在寡母六十三岁（996）之时，太宗五路伐夏而无功，主帅之一是外戚李继隆，诿言军储未能及时运到，梁鼎作为陕西转运副使，坐削三官而留任。惟据《太宗实录》，继隆其实是“不见虏，引军还”，《宋史》亦谓李继隆“不见贼而还。诸将失期，士卒困乏。继隆素刚，因惭愤，肆杀戮，乃奏转运使陈绛、梁鼎军储不继，并坐削秩”；梁鼎不久便恢复旧官。第二次受罚是寡母死亡前后，梁鼎以三司度支使出为峡西制置使，大权在握，率领转运使杨覃等人，推行他的新法，一方面以官售解盐取代商人入中，以增加军费，另一方面由百姓纳粮和运粮，以增加军储。新法得到真宗、枢密使陈尧叟和宰相吕蒙正的认可，特派支持者宦官杜承睿同制置盐事，以便利执行，并因梁鼎的坚持，罢免反对者陕西转运使刘综。至是，新法可说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成则宰执有望，败则身坠名裂，而且牵连颇众。但是，执行起来，地方官吏群起反对，不从规画。实际上三司也分裂，判三司盐铁勾院李士衡曾经批评梁鼎攘夺农时，沮阻商业，反而对西夏有利，在真宗面前“忠愤而言，不觉切直”。有研究者以为士衡较有道理，新法之是非，其事亦清楚记在范仲淹替他撰写的神道碑上，作为一项重要功绩让后人浏览，大抵言之有据，不同于李继隆之诿过，不见得是冤枉或尽是权力斗争。 梁鼎遇到诸多阻力，竟变得不择手段，“奏运咸阳仓粟以实边，粟已陈腐，鼎即与民，俟秋收易新粟”，完全看不到昔日的爱民形象，却似乎看到权位在腐蚀人心。朝廷下令判三司户部勾院林特等人调查。林有文才，曾与杨覃共事，又有辇运军粮的经验，得到吕蒙正的赏识，人情上应支持蒙正结果却是朝廷颁布《梁鼎罢度支使诏》，上距寡母死亡不过四十多天： 关陇之右，金革未宁，调发所资，用度为急。眷鹾咸之所产，利贾贩而有经。 度支使陕西置制使右谏议大夫梁鼎，职任均财，议陈变法，俾伸裁制，庶司。 曾微远图，苟狥独见，公私大扰，储峙益空，徒乱旧章，颇喧群议。 俾停使务，用儆官常，可罢度支使，守本官。 这就是寡母墓志之中，梁鼎只署右谏议大夫而无实职的原因。寡母若在世，应能读懂这道诏令，见识到词臣的功力。它以浅白的文字交待重点，包括干戈正炽、军用孔急、以商贩盐为常制、赋予梁鼎大权以推行他的变法。它对梁鼎的批评只有六句，字字诛心，毫不留情，确属“切责”。吕蒙正亦请辞，得到真宗慰留。三年之后，梁鼎以五十二岁之盛年去世，二子赐进士出身。其中一位名吉甫，跟仁宗时一位发运使同姓同名，曾负责协助辇运陕西的军需，未知是否王子复仇记。 镡氏的娘家和夫家都是以文为主的士族，她训练儿子也以文为主，不但中举，还有能力担任词臣，但终未成为文学侍从，而是继承父业，志在牧民。太宗和真宗因辽夏交侵，需要大量的军费和军需，担任财臣应较易晋升。这段话颇能看出真宗对财臣的倚重：咸平五年九月，“盐铁使王嗣宗、度支使梁鼎、户部使梁颢同对，嗣宗进曰：‘尝蒙陛下宣谕：朕不合管钱谷细务，然所忧者，盖为天下生民耳。方今国家经费甚繁，赋入渐少，虽陛下勤俭之德，冠于古先，其如冗食尚多，耗蠹犹广，更宜庶事减节。不然，则用度不足，复重扰于民矣。’上曰：‘朕所忧者，正此耳。’嗣宗曰：‘河北、关西，边事未息，兴师十万，日费千金。国家兵革非不精，士卒非不众，在乎择将帅，严号令，用之得其宜，则何往不利。臣等会议，事有可减省者，愿条列以闻。’从之。”梁鼎投身三司，所需要的专业知识，或已超过梁镡两氏的家学；要处理财政中的军事，恐怕更需要额外的财经知识。除了母训家教之外，如何获得这些知识，朝廷如何栽培专业人才，值得进一步研究。无论如何，降臣的第二代已经晋身中央要职，足以证明科举确以笔杆代替枪杆，逐渐和平地将政权由北人交到南人和北人的手里，从以北统南过渡至南北人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