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古丹山(武夷山)(精)/中国国家公园丛书

　　1175年，注定是不平静的一年。 这年五月，朱熹送吕祖谦至信州鹅湖寺，陆九龄、陆九渊、刘清之来会，现在看来也极有可能是吕祖谦想从中调和朱、陆之间的学派之分歧而有意组织的一次论辩，这场论辩达十日之久，对于朱、陆两人影响同样深远，史称“鹅湖之会”。在此次论辩中，陆讲心、理一体，而朱坚执心、理不同。两人各执一词，*终自然是谁也说服不了谁。“心学”与“理学”的“会归于一”的愿望终究落空，但上饶铅山鹅湖山麓下的这场会讲，当时却吸引了闽、浙、赣交界的诸多学者列席旁听，这里虽不属武夷山，但从大的概念上，应属泛武夷山的地理范畴，这场论道，于当是时是盛事，于学术史亦相当重要。两派分歧如陆九渊门人朱亨道所记，“论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足见两人的出发点不相同。而鹅湖之会的始作俑者吕祖谦的评论是“元晦英迈刚明，而工夫就实入细，殊未可量。子静亦坚实有力，但欠开阔。” 于这样的崇山峻岭之中，想一想当年鹅湖的各持己见，不禁神驰，那种求同存异的学术之辩，那种思想的交锋碰撞，不仅矫正着两人的各自观点，而且对于时代学术的精进也大有裨益。人心和善，和而不同的包容之心、开放之道，也不仅是朱、陆之辩教会我们的，在那些言语思想的背面，不也包藏着武夷山不一般的胸襟吗？生物多样化的武夷山，似乎是学术多元化的一个物理印证。贵和尚中，善而能容，中国文化不正是一直秉承着这至关重要的一点而走到了今天，走入了人心吗？“鹅湖之会”，成就了后来的鹅湖书院，同样成就的，还有立足于包容性的儒家思想的学术传统与使命担当。 朱熹的担当，当然不只是个人的担当，他把儒家思想发展到了一个在他那个时代的个人所能达到的*大范围，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会理解他为什么如此重视书院建设，对于教育的重视，向来是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孔子学说就是由七十二弟子予以传承的，孔子去鲁在中原行走14年，从来没有放弃的就是教育，14年后孔子回到的还是一方书桌上。教育的重要，对于时代而言，是不言自明的。1175年的“鹅湖之会”之后，一定是认识到了教育之于思想体系成型与传承的重要性，而在4年后的1179年，朱子知南康军时，重修白鹿洞书院，使得唐贞元年间李渤的白鹿洞，南唐达到兴盛，而至北宋末毁于兵火的书院得以重建，直至宋孝宗御赐“白鹿洞书院”门额。在此之前，白鹿洞书院虽然历史有名，但当重修之前已是“屋宇不存”“基地埋没”“莽为荆榛”“荒凉废坏”，如若不是朱熹考察书院现状后一再上本朝廷，书院的今天很可能是另外的样子。面对庐山境内以百十计的佛寺道观，朱熹更是忧心忡忡，所以他在上本朝廷的《白鹿洞牒》中，才可能那么切中要害而又恳切非常，他说：“至于儒生旧馆，只此一处，既是前朝名贤古迹，又蒙太宗皇帝给赐经书，所以教养一方之士，德意甚美，而一废累年，不复振起，吾道之衰既可悼悼惧，而太宗皇帝敦化育才之意，亦不著于此邦，以传于世。”足见其对书院教化功能的重振之意。 在白鹿洞书院，在重建院宇、筹措院田、延请名师、充实图书等事之外，仍有两件事值得在此铭记：一是制订学规，《白鹿洞书院揭示》直到今天仍为教育界所重视，其中“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为五教之目。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体现了儒家思想的精髓，也为当时书院所普遍遵行。二是南宋理学另一学派陆九渊来访，朱熹曾在“鹅湖之会”与他有过激烈的论辩，两人并未达成意见的一致，然而对这个意见与自己并不统一、甚至是各执一词、在学术上当仁不让的来访者，朱熹的表现是如此欢迎和高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