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方法论(新版)

　　爱德华·迈尔就这两种有逻辑区别的“历史重要性”范畴之间的关系表述了两种相互之间不协调的观点。一方面如我们所见，他混淆了对产生历史作用的东西，即历史因果联系中的现实环节（拒绝王冠）的“历史兴趣”和那种作为认识手段而对历史学家具有重要性的事实（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服装、碑刻铭文等等）。但在另一方面——从现在起我们将谈论这一点——他加剧了“产生历史作用的东西”与我们实际或可能了解的所有其他对象之间的对立，以致主张限制历史学家的科学“兴趣”。对于这个主张可能会在他自己那部伟大著作中得到实现，他所有的同道必定会表示深深的遗憾。他还说道（第48页下面）：“我长期以来认为，对于历史学家无可避免的选择来说，特性（亦即特定的单一性质，它将一种制度或一种个性与所有类似的东西区别开来）是决定性的。这也是不可否认的情况。但是只有在我们仅仅凭借分明的特性而能够把握……文化特征的范围内，它才受到历史学的青睐。这样，它在历史学中始终只是一种手段，而这种手段才使历史的作用力性质为我们……所理解。”我们上面所有的论述表明，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从中推出的如下结论也是同样正确的：关于个别事物和个别人物在历史上“意义”的问题的流行说法失之偏颇；“个别人物”决不是以他的整体，而只是以他在因果关系中意义重大的表现“进入”由历史学构造起来的历史联系之中；一个作为因果关系因素的具体个别人物的历史意义与他依照他的“自我价值”而具有的一般“人”的意义之间毫无关系：甚至恰恰一个身处要位的个别人物的“缺陷”可能具有因果关系方面的意义。所有这些命题都是完全正确的。尽管如此，依然需要回答下面这个问题：断言分析文化内容的目的——从历史学的立场出发——只是使相关的文化事件在它们的作用力中得以理解，是否正确，或我们现在更乐意说，在什么意义上是正确的。这个问题有何种逻辑影响，在我们研究了爱·迈尔从自己论据中推演出来的结论之后立刻就会一清二楚。他首先（第48页）从中得出结论说：“存在状况本身决不是历史学的对象，只有在它们产生历史作用的范围内才成为这种对象。”在历史的（同样包括文学史和艺术史的）描述中“全面地”分析一件艺术作品，一部文学著作、国家法的制定、社会道德等等是完全不可能的和不适宜的，因为如果这样做的话，那些“没有产生历史结果”的因素也必定要接纳进来。——而另一方面，历史学家必须在他的著作中包括“一个体系”（例如国家法）中的许多“极其次要的细节”，这是因为它们具有因果意义。因此他特别地从上述的历史选择原则中推出这样的结论（第55页）：传记是一门“语文”学科而非历史学科。原因何在？“它的对象是处于自身全体之中的个别人物，而不是作为在历史上起作用的因素的个别人物，——他是历史上起作用的因素这一情况在这里仅仅是为他作传的前提条件和根据。”（第56页）只要传记还是传记而不是其主人公那个时代的历史，它就不能完成描述历史事件这个历史学的任务。人们对此问道：为什么那些个别人物有这种特殊的地位？诸如马拉松战役或波斯战争一类的“事件”在历史叙述中一般是一个“整体”，亦即它是按照荷马吟咏的形式而与所有英勇的典型一起描写出来的吗？然而很显然，即使在这里那也仅限于历史因果联系中决定性的事件和条件。自从英雄神话和历史学分道扬镳以来，这至少在逻辑原则上是如此。那么现在“传记”的情况怎么样呢？无论如何，直接地断定“主人公的外在和内在生活……所有细节”就是传记，却犯了明显的错误（或者是语言上的夸张）。爱·迈尔或许记得的歌德的“语文学”大概颇能唤起这样的印象。这里仅仅涉及收集材料的问题，它旨在于搜集一切对于歌德的历史可能具有某种意义的东西，无论它是作为因果系列的直接组成因素——也就是说作为历史上有关的事实——还是作为认识有关历史“事实”的工具，亦即作为“源泉”。但是在一部科学的歌德传记中显然只有这些具有“意义的”事实才属于描述的成分。　　当然，我们在这里遇到了这个词的逻辑意义的两重性，这需要分析，而分析如将要看到的那样适宜于弄清爱·迈尔一些观点的“正确内核”，但同时也适宜弄清他关于“历史上起作用的东西”乃为历史学对象的理论阐述中的不足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