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工业革命到AI时代,技术创新下的资本、劳动与权力 智慧宫系列丛书:技术陷阱(精装))

如果没有那600位灯夫，1900年时夜晚的纽约城就只能由月光照亮。他们拿着火把爬上梯子，确保行人离开家以后走在街上不至于只能看到不远处燃着的雪茄。但1907年4月24日晚上，曼哈顿街头2.5万盏煤气灯中绝大部分都没有被点亮。灯夫们通常会在下午6点50分左右点亮文明的火光，但这一晚他们并没有点灯——他们罢工了。虽然没有听说发生暴力事件，但黑暗降临后纽约市民纷纷向煤气公司和警察投诉。警察们来了以后尝试点亮周边的灯，却发现没有梯子很难办到。很多警察太胖了，爬不上灯柱，群众也几乎帮不上忙。在哈林区，男孩们发明了一项新运动：每当警察成功点燃一盏灯，他们就爬上柱子把灯灭了，然后跑掉。在公园大道，一位年轻人因为灭掉了警察点亮的灯而被捕。很少有灯长时间亮着。甚至到了晚上9点，只有中央公园里少数东西走向的马路有亮光，因为那儿是由电灯照亮的。
那一年以点灯为业的人是不幸的。油灯和煤气灯总需要有人照看，但神秘的电力出现后，灯夫的技能不再有任何价值。电街灯带来了光亮，也带来了怀旧情绪。许多市民仍觉得一定有个年轻人在黄昏点亮街灯，在黎明将其熄灭。在纽约，灯夫已经与警察、邮递员一同成为邻里间的团体。自1414年伦敦的**批街灯亮起，这一职业就存在了，但现在它即将成为遥远的记忆。1924年《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报道：“大都市中的灯夫成了过多的技术进步的受害者。”事实上，在19世纪后期纽约就安装了**批用电的路灯，但它们并没有让灯夫变得多余。每一盏灯都有一个开关，必须手动开启和关闭。早期的电气化只是让灯夫的工作更加轻松了，灯夫不再需要带着长长的火把点亮街灯。但灯夫并不是技术进步的受益者。点灯这一技能曾经能让一个工人养家糊口，而现在开灯变得非常简单，小孩子们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就能随手完成。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屡见不鲜：简化只是迈向自动化的一步。变电站的出现逐步规范了电街灯，职业灯夫大规模减少。到了1927年，电已经垄断了纽约市的照明，随着*后两名灯夫放弃这一工作，灯夫这一职业和灯夫联盟（the Lamplighters Union）就此终结。
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Edison）改进的电灯泡无疑让世界变得更好也更明亮了。他取得巨大进展的那天，他的实验室所在的门罗公园里，油灯和蜡烛仍在污染着空气。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指出，随着电力普及至芝加哥的音乐学院、伦敦的下议院、米兰的斯卡拉大剧院以及纽约股票交易所的交易大厅，照明价格大幅下降。从街灯照明的情况来看，即使是纽约灯夫们（他们中的一些人被迫提前退休）也承认，新照明系统更为便捷。一位灯夫每晚*多能处理50盏灯，而如今一位变电站员工能在数秒内开启几千盏灯。然而如果一件事会威胁一个人的生计，抵制它就再自然不过了。对多数城市居民来说，技能就是他们的资本，他们正因这些人力资本而得以养家糊口。因此，尽管新系统有许多优点，但它并不在所有地方受到所有人的欢迎，这并不令人意外。比如当比利时韦尔维耶市政府宣布要启用电力照明时，灯夫们因担心失去工作上街抗议。为了驱走黑暗，当地政府招募了另一群灯夫，但他们很快遭到了罢工者的袭击——后者威胁道，他们将一直破坏街灯，直到末日来临。虽然当地警方介入了，但愤怒的灯夫袭击了警察总部。比利时政府只得召集军队来平息事态。
确实有些人为技术进步付出了代价。但在整个20世纪，西方世界绝大部分城市居民已经接受了技术能驱动财富积累这一事实。他们意识到，消灭那些*危险*卑微的工作能改善工作环境，自己的工资取决于机械力量的运用。此外，他们也受益于不断涌现的新产品和新服务。汽车、电冰箱、收音机和电话（随便列举几样），这些革命性技术在1950年的西方社会很普遍，但在文艺复兴时期，即使是欧洲贵族也无法享有。1900年，普通家庭主妇依然只能在梦里体验上层阶级的生活，梦想着有仆人替她们做*烦琐的家务。接下来的几十年里，突然间每个家庭都能平等地拥有电子仆人了。洗衣机、电熨斗和其他一系列家电包揽了数小时的辛苦家务活。总而言之，正如伟大的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观察，资本主义的成就不是“给女王们提供更多的丝绸长筒袜，而是通过不断减少生产一只丝袜所需的工作量来回馈工厂女工，让她们也买得起长筒袜”。
我们很容易过度简化历史。但如果说有一个潜藏的主要因素主导着过去两个世纪的经济和社会变革，那么这个因素当然是技术进步。用埃夫西·多玛（Evsey Domar）的话来说，如果没有技术进步，“资本积累就等同于在木犁上累加木犁”。经济学家们估计，超过80%的富有国家和贫困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可以用技术采用率的差异来解释。而且只考虑收入会极大低估已经发生的改变。很难想象在我曾祖母生活的那个年代，人们赶路的速度顶多只有马车或火车那么快。在晚上人们只能靠蜡烛和油灯驱走黑暗。工作对体力的要求极高。很少有女性从事有报酬的工作——家就是她们的工作场所。她们在露天的炉子上准备饭菜，砍树劈柴，为做饭和取暖提供燃料。她们不得不用桶从小溪或井中打水，然后提到室内。当时的人们对技术进步充满热情，甚至可以说十分欣喜，这并不让人意外。1915年，发表在《文学摘要》（Literary Digest）上的一篇文章大胆预言，随着电气化发展，“病菌将变得几乎不可能在城市中传播，人们也不会受伤，农村的人会来城市休息或疗养”。爱迪生本人相信电力会帮助我们克服人类进一步发展的*大障碍——对睡眠的依赖。技术是人们的新宗教，人们有一种感觉：不存在技术不能解决的问题。
事后，如果考虑到技术带给人们的好处，我们就会惊讶地发现，像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和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这些19世纪早期的经济学家都不相信技术会给人类带来很大的进步。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技术带来的好处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被经济学领域认识到。但于1987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在20世纪50年代就发现，20世纪经济学领域的所有进展几乎都要归功于技术。还有一些人则证明，那些好处得到了广泛的分享。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发现，美国变得更平等了。他还提出并推进了他的资本主义发展理论，即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不平等会自动减少。尼古拉斯·卡尔多（Nicholas Kaldor）观察到，一直以来劳动力获得了增长收益的三分之二。索洛发展出的理论框架认为，技术进步给当时的每一个社会群体带来了同等的好处。从今天来看，这样的乐观主义似乎十分荒谬，但对这位20世纪50年代的经济学家来说，有太多可以让人持乐观态度的理由。
如果任由技术创新蓬勃发展，整个社会就能变得更富有、更平等，那么少数灯夫丢失工作又有什么关系呢？许多被取代了的灯夫也许会找到危险系数更低、收入却更高的工作。纵然有一些人败给了技术，但整个社会愿意牺牲少数人而为多数人接受进步，这似乎也没错。但如果牺牲者数量更多，我们还会这样想吗？如果大部分被取代的工人都只能找到工资更低的工作呢？毕竟“特殊世纪”（“special century”，由罗伯特·戈登提出，指1870—1970年。见本书尾注。—编者注）的特殊之处不仅仅在于极快的经济增长，它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所有人都从进步中获益了。技术进步中当然有取代劳动力的部分，但更多的是使能技术。总体而言，技术提高了工人们的生产力，让他们的技能更有价值，也让他们赚得更多。即使对于那些在和机械化的角逐中失去工作的人来说，也有大量体力要求更低、工资更高的工作可以选择。本书的观点是，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不能再理所当然地对技术持以上乐观态度。这也不会是一种历史常态。黄金时代的经济学家们在当时保持乐观并没有错，但他们的错误在于认为他们见证的历史会永远持续下去。没有一条铁律假定技术一定能在牺牲少数人利益的情况下造福多数人。当大部分人被技术变革甩下时，他们就可能会抵制它。这是自然而然的。
纵观历史，进步的代价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像图1那样简化人类进步会错过所有具体的事件（图1通常被用来说明人类社会跳跃式的进步），但这并不表明图1是错的。它准确显示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数千年中的停滞，并在约1800年时以极不寻常的方式迅速攀升。因此，仅从平均收入来追溯进步，往往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大约10万年前，现代人类开始出现，在接下来的约99,800年里什么也没发生……然后在几百年前，人们开始变得富有，而且越来越富有。至少在西方世界，人均收入开始以大约每年0.75%这个史无前例的比率增长。几十年后，全世界都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再后来，情况变得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