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笔(精)

??“汉居延笔”的发现、图像与踪迹 1.??发现者：贝格曼 马衡先生（1881—1955）的遗著《凡将斋金石丛稿》 （以下简称《丛稿》），1977 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其中有一篇《记 汉居延笔》，是运用“二重证据法”研究古代毛笔的经典之作。 他写作这篇文字的动因，是缘于 1931 年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在 发掘内蒙古额济纳土尔扈特旗破城子遗址时，发现的一支东汉初 期的毛笔。马衡将它定名为“汉居延笔”，并一直沿用至今。 “汉居延笔”在当时确实是一个重大的考古发现。此前所能见到的古代毛笔实物，*早仅是藏在日本正仓院中的唐笔，没想到这次竟发现了更早的汉代实物。为了向社会披露这一惊人的发现和研究成果，任务自然落在擅长考证的马衡先生的肩上，于是就有了《记汉居延笔》这篇经典之作。据《丛稿》所载《记汉居延笔》开篇文字叙述看，确实透露出马衡先生亟欲向社会披露这一发现的迫切之情： 我国古代之笔之保存于世者，曩推日本奈良正仓院所藏之唐笔为*早，此外无闻焉。不意今竟有更早于此者。爰就研究所得，尽先发表，以介绍于世之留心古代文化者。 在表达完这个愿望之后，紧接着就介绍起发现经过： 一九三一年一月，西北科学考查团于旧蒙古额济纳土尔扈特旗之穆兜倍而近（即破城子）地方……发现汉代木简，其中杂有一笔，完好如故。 这段文字把“汉居延笔”的发现经过，交代得应已很清楚了。本来事情到此可以结束，但笔者多留意了一下文后的编者按语： 编者案此文原载北京大学《国学季刊》三卷一号（一九三二年三月），是西北科学考查团短篇论文之一，又载《西北文物展览会特刊》（一九三六年，南京）。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笔者搜到了这期《国学季刊》（以下简称《季刊》），马衡此文排在第二篇。编者按语中还提到的《西北文物展览会特刊》，但其中并未载有此文，盖为编者误记。然以《季刊》所载和收录于《丛稿》中的《记汉居延笔》对读后，却发现了一段被隐没了的史实。 《丛稿》所收录者，乃是从《季刊》所刊原文转录而来，这应该不会有什么异议。可是，两者在开篇的叙述文字上却不十分一致，很明显，《丛稿》收录时是动了手脚的。《季刊》所刊原文在“不意今竟有更早于此者”句后，紧接着有“此诚惊人之发现矣”一句。难道这是作者或编者后来觉得“过甚其辞”，抑觉其“拖沓冗赘”而做的删除？我看未必。在《季刊》所刊原文第二段叙述发现经过的文字中，我们找到了较明确的答案。《季刊》原文是这样的： 二十年（一九三一）一月，西北科学考查团团员贝格曼君（F.Bergman）于蒙古额济纳旧土尔扈特旗之穆兜倍而近地方……发现汉代木简，其中杂有一笔，完好如故。 按：“二十年”即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丛稿》只取公元纪年。*主要的是，《丛稿》将原文中西北科学考查团“团员贝格曼君（F.Bergman）”彻底删除了。这样一来，历史昭示给后人的“史实”就变成：发现“汉居延笔”的功劳，是属于西北科学考查团的“集体功劳”，而不属于个人——贝格曼。在数十年后的今天，再来看这样的改动，确实有些匪夷所思，好好的一个贝格曼，他的功劳却硬生生地被剥夺了。 贝格曼这个名字对于今天的人们已有些陌生，但他确实是一个不容忘却的人物。贝格曼全名沃尔克·贝格曼（Folke Bergman，1902—1946），瑞典考古学家。1927年1月，贝格曼刚从大学考古专业毕业，毕业论文是研究十二三世纪北欧海盗铭文。但一个电话，竟改变了他的命运：瑞典国家文物局负责人柯曼博士询问他，愿不愿意到中国西部做至少一年半的考古探险？那时，斯文·赫定正与中国同行筹建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考查团设置了一中一外两个考古学家的位置，贝格曼没有放过这难得的机会，和中国学者黄文弼一同成了考查团的成员，这样竟然度过了八年的青春岁月。1927年至1935年，贝格曼三次往返于中国西北的内蒙古、新疆、甘肃，行程数万里，三分之二的旅途靠骑骆驼或步行，所到之处大部分地区当时无人定居。在此期间，他考察了三百一十处古迹、遗址，发现了举世闻名的“居延汉简”和“小河古墓”。1946年，贝格曼因病去世。 至于贝格曼“发现汉代木简，其中杂有一笔”的发现细节，杨镰先生为我们做了生动详尽的描述： 1930年，贝格曼在内蒙古额济纳旗——汉代居延边塞——发现了万枚以上的汉简，使学术界为之震惊。当时有人将这一成就与打开敦煌藏经洞，并列为中国20世纪两大考古发现。关于居延汉简，有这样一个细节：贝格曼在蒙古族牧民陪同下，考察烽燧。在破城子遗址，他注意到地面有许多老鼠洞。他们带的一只狗穷极无聊，开始追逐老鼠，老鼠钻进洞，狗一不留神也出溜进去，进去容易，出来就难了。为解救这只狗，挖开了老鼠洞穴，立时大家全惊呆了：延续使用了千年之久的老鼠洞就像迷宫，其中布满了完整与残缺的汉简，那是一代又一代勤快的老鼠拖到家中储存的粮食与磨牙的用具。贝格曼在笔记中管这里的老鼠洞叫“汉简陈列馆”。此后通过不懈努力，竟出土了成吨的木简与其它文物。其中包括可能是中华文明史*初的纸，以及一支汉代毛笔的实物。日本人即将占领北平之前，“华夏**笔”与北京猿人的头骨，一起神秘失踪，但汉简完好保存下来。 1931年至1933年期间，贝格曼在北京协助马衡、刘复等人对额济纳地区出土的文物进行整理编号。只因了他发现的“汉居延笔”，马衡才能写出《记汉居延笔》这篇经典之作。可为什么在后来却隐没原本应当属于贝格曼个人的功劳呢？事情到此还没结束。 马衡先生于1955年就去世了，这本《丛稿》并非他本人编定。因此，剥夺贝格曼功劳的“嫌疑人”应该是编者。中华书局编辑部在“编辑后记”中提到，始终整理编次《丛稿》的人是傅振伦。根据这个线索，笔者找到了傅先生的一篇总结马衡学术贡献的文章，完全印证了“后记”的说法： 一九六五年我整理了马先生的文集——《凡将斋金石丛稿》（197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傅振伦（1906－1999），河北新河人，是我们并不陌生的一位学者，曾参与额济纳河畔西汉烽燧出土的竹木简牍的登记、整理工作。他与马衡的关系是学生兼同事，可他删削马衡原文并非“无意”，但确实有着深层的原因。提请读者注意，傅振伦先生说他整理《丛稿》的时间起始于1965年。第二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丛稿》从此延宕至1977年方得出版，虽然这时“文革”已经结束，但人们的思想还没有完全扭转：马衡“复出”了，而贝格曼还定格在“资本主义学者”的框框内。我们完全相信傅振伦先生是一位正直的，有着强烈学术使命感的老学者，不然他也不会在“文革”刚结束，就迫不及待地将乃师马衡的遗著出版，贡献于学界。 “汉居延笔”是由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发现的，向社会披露发现经过、发现者和介绍这支毛笔的是马衡先生。我们从文献史料中探明了这段被隐没的史实及其原因，然而这支毛笔的“身影”和“真身”又如何呢？ 2.??图像与踪迹 在《记汉居延笔》中，马衡先生对“汉居延笔”的形制及制作工艺进行了详尽细致地描述和考证，但《丛稿》没有提供图像。这或许是受到当时印刷条件的限制，而产生的又一个无奈之举。前引杨镰先生的文章说，日本人即将占领北平之前，这支“华夏**笔”与北京猿人的头骨一起神秘失踪，但汉简完好保存下来。那么，“汉居延笔”果真如北京猿人头骨那样真的“神秘失踪”了吗？我们先从它的图像说起。 马衡先生发表于《季刊》上的《记汉居延笔》原本是有图版的，可是只有这支毛笔的半截图像，左边还附有比例尺。检看全文，发现编辑上的一个疏漏：这半截毛笔图像标为“图二”，而漏登的“图一”按理就应该是全图。杂志既已出刊，再重新刊上，势不可能，那么只有采取“一稿多投”的方式或许可以弥补。在1934年的《艺林月刊》上，我们再次读到了这篇文字，其中“贝格曼”写作“贝格满”，只是译音不同而已，重要的是“汉居延笔”的“全貌”被展示出来，然而旁边的一行图注却再次让人失望： 仿制汉居延笔（西北科学考查团理事会赠）。 《艺林月刊》是民国时期北平中国画学研究会主办，艺林月刊发行所发行的美术类刊物，相较于学术性很强的《季刊》，这个刊物则较为普及，读者自然面广量大。通过它把《记汉居延笔》再刊登一次，可能对“汉居延笔”及其发现的信息传播，效果或许更好。那为什么它只刊登仿制品，而不用原件图像呢？我们发现，马衡的这篇文章并非其本人提供，而是和他一起整理居延汉简的同事、语言学家刘复（1891—1934，字半农）誊写后交给《艺林月刊》的，文末还有刘复的识语：“中华民国二十一年西北科学考查团理事会印行刘复写。”关于“汉居延笔”的仿制品，傅振伦先生有所回忆：“考查团理事会还把‘居延笔’由北平琉璃厂复兴斋小器作铺制作樟木笔杆的模型，盛以楠木匣，并由刘复仿唐人写经体写成古色古香的黄纸卷子，同时出售。”《艺林月刊》所刊出的图像，正如图注所标明的是西北科学考查团理事会的仿制赠品。或许可以这么认为，仅刊登仿制品并无妨于读者对“汉居延笔”的认知，同时隐隐地提示读者仿制品是可以“出售”的——反正不是“纯学术”读物，无形间起到了广告的作用。 当年“汉居延笔”的仿制品，现今在市面上偶尔还能见到，正如傅振伦所回忆的那样。但我们还是希望见到它完整的真实“身影”。 正因为有马衡先生《记汉居延笔》，我们对这支充满传奇色彩的汉笔似已十分了解，尤其是在研究或介绍古代毛笔时，都不会将它遗漏。但它的图像资料却很少见到研究者引用，描述也多是转述于马衡的文字。在1949年后，中国大陆地区出版的专业图录中，“汉居延笔”的图像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笔墨纸砚图录》中有较明晰的展示，但以今天的眼光看，这张图版效果已非常不能令人满意了，而且没有标明来源，因而可以认为有可能的是从民国时期的出版物上翻拍而来。有些奇怪的是，这张聊胜于无的图版似又从不为研究者所注意，大概还是缘于图版效果本身的原因吧！ 在文物考古研究中，线描图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许多研究者为说明器物的细节问题，宁可采用线描图，也不用原物照片，何况图版本身或印刷制作上可能还会出现的种种问题。作为一件器物，“汉居延笔”自然也拥有描绘它的线描图。绘制线图是考古学家必须掌握的一项技能，*早为“汉居延笔”绘图的自然是贝格曼，他在《考古探险笔记》中就附有一张较为传神的图片，应该为其本人所绘。另外，钱存训先生的名著《书于竹帛：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图版二八（丙），也附有线图，但相较贝格曼所绘，则显得有些含混。总之，贝格曼所绘，更值得研究者重视。 “汉居延笔”的图像，或说是它的“身影”，总算或明或晦地保存了下来。但原件，或说是它的“真身”，是否就如北京猿人头骨那样谜一般地消失了呢？ 贝格曼发现的居延汉简现藏于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该所研究员邢义田先生曾细致考证过这批简牍的“迁徙史”：自从贝格曼发现居延汉简以后，1931年5月底即运往了北平，藏于北平图书馆。*初由北京大学教授刘复、马衡代表中方参加整理和释读工作。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7月28日，日军占领北平。在日军的威胁下，考查团理事会干事沈仲章，在理事徐鸿宝的协助下，秘密将简牍和相关资料自北平运到香港；其后，再从香港地区运到美国；1965年又自美国运回台湾地区。“汉居延笔”与简牍是一起发现的，也是一同运往北平的，之后是否也是经香港地区、美国，*后落脚于台湾地区了呢？邢义田先生的另一篇考证给了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此笔原件现藏史语所，并在文物陈列馆长期展出”。他还毫不吝惜地提供了一张图版，使我们看到了这支“华夏**笔”至今*为清晰的图像，并寻到了它的踪迹。 写书笔 六朝隋唐佣书业之兴盛，时贤论之已详 ，唯于相应之抄写工具似未究心。王羲之虽古今“书圣”，然其平时所读书，亦必谋诸写书之人，不能亲为也。其一帖云：“下近欲麻纸，适成，今付三百，写书竟访得不？得其人，示之。”“写书”指抄书之人，即佣书者也。而佣书者所用之笔，当与羲之平素所用之笔当有别，即所谓之“写书笔”也。唐段公路《北户录》卷二“米饼”条：“且前朝短书杂说即有呼……笔为双、为床、为枚。墨为螺、为量、为丸、为枚。”崔龟图注：“《梁令》云：写书笔一枚一万字。”按《梁令》，南朝蔡法度等撰，三十卷，大抵因《晋令》而增损之。原书已佚，崔注乃其佚文。周一良先生考古人写字速度及写书人用笔之规定尝引及之。曰： 古人写字速度，据《魏书》五五刘芳传，“芳尝为诸僧佣写经论，笔迹称善，卷直以一缣，岁中能入百余匹”，是则约三日写一卷也。《周书》四二周大圜传，“梁武帝集四十卷，简文集九十卷，各止一本……大圜……乃手写二集，一年并毕”。所述与三日一卷之进度亦相近。写书人用笔之规定，《侯鲭录》载梁令云，“写书笔一枚一万字”，盖魏晋南北朝时一般如此。 周氏据《侯鲭录》乃北宋赵令畤所作，赵氏所引《梁令》疑亦据《北户录》崔注，然崔注先见，考镜源流，自宜引崔注。本文所关注者乃“写书笔一枚一万字”也，缘此条资料可贵之处有二： 一、 古人于笔罕有记载其耐书写之字数，而多载其易耗。如《非草书》“十日一笔，月数丸墨”、郑灼家贫“抄义疏，以日继夜，笔毫尽，每削用之”等。至于字数，北宋章子厚（惇）《论书》云：“张侍禁笔甚佳。一管小字笔，写二十万字，尚写得如此，是少比也。”此似过甚之例，然《北户录》卷二“米饼”条崔注引郑虔云：“麝毛笔一管，写书直行四十张。狸毛笔一管，界行写书八百张。”于字数亦不明确。试以*标准之写经纸一纸二十八行，行十七字记，则狸毛笔一管写书八百张，可写三十八万余字。东瀛士流一循唐制，其《造东大寺解案·写经所物资提供文类》中有“菟（兔）毛笔六十二管，以一管写纸百五十张”“堺（界）料鹿毛笔六管，以一管堺纸一千六百张”及“题料狸笔七管，管别题百卷”之记载，亦以*标准之写经纸字数推之，则其兔毛笔一管可写七万一千四百字。是知章子厚谓“张侍禁笔甚佳”，盖非夸饰也。而《梁令》“写书笔一枚一万字”，似*为实际，故周氏谓“盖魏晋南北朝时一般如此”，是其有普遍之价值，非极端之例证。第不知南北朝时期之制笔技术及材料之选择上，尚不如唐宋耶？是亦有待深考者也。 二、昔人每喜言笔，名品佳制时见载录，而“写书笔”者似仅见于此。顾名思义，“写书笔”即专用于抄写书籍之笔，当与其他笔有所不同。据此，知六朝时期笔墨尚有专制，非泛泛施用也。另按：日僧空海于弘仁三年（812）上《奉献笔表》，其中提及狸毛笔四管，三种为真、行、草三种字体而作，一种则专用于“写书”。可见“写书笔”自是固有之名称，其与一般之笔当有所不同，应较他笔更利于抄写。他若虞龢《论书表》所记张永所造之“草书笔悉使长毫，以利纵舍之便”，则与写书笔显有别矣。除此，崔龟图注又云：“宋元嘉中，格写书墨一丸，限二十万字。”唯不知此是否亦采自《梁令》？然有“写书墨”，知此种墨亦专用于抄写书籍也。顷读王元军氏《六朝书法与文化》，其参考周文，而将《梁令》以意读作“写书，笔一枚一万字”，如此则隐没世有“写书笔”此种毛笔之事实，而崔注“格写书墨一丸”又将如何句读耶？故于此揭出，供商榷焉。 本文揭出“写书笔”，非惟就事论事，实有感于古今论笔者多着眼于笔与书法艺术之关系，而笔之用于抄写之本质越来越受忽视，此种趋势已无可避免，亦势之使然耳。由此，或可瞻前曰：盖汉末六朝以前，书法尚未大兴，尤以纸张未普遍用于书写之时，于狭长之简牍上写字，笔头不宜过大。在非特殊情况之下，笔之形制较为单一，所书字体亦较单一，且足于用，即无所谓此是“写书笔”，彼是“书法笔”也；而顾后则曰：汉末六朝书法大兴，尤以纸张开始普遍用于书写，而字体样式繁多，表现形式亦意态纷呈，如空海《奉献笔表》即举出真、行、草三种字体。于是，笔之形制开始相应地繁多起来，所谓之“写书笔”便凸显出来，渐与“书法笔”犁然有别矣。而后世科举考试所用之“摺笔”，盖即写书笔之类，与书家写真、草、篆、隶所用之笔，亦犁然有别矣。或可谓，写书者与书法家之不同，由各自所用之笔即可体现；中国文字之实用性与艺术性的区别，亦因笔之形制不同而得到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