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影中的人

　　在父亲对我的残酷殴打中，落在我身上的也许还有他在营地中的那段过往。他了解被打的滋味，营地的监工有权责罚劳工，且乐此不疲。弗里茨·绍克尔鼓励公司管理层，缩短处理不听话的强制劳工的流程，将其立刻移交警察，绞死，枪毙。没人知道实际上有多少劳工被枪杀和殴打致死，所谓的扇耳光、鞭打、断粮、延长工作时间、关禁闭、夜里每小时叫醒一次等惩罚和刁难都是家常便饭。仅仅因为一点琐事，一个东方劳工就会被送去集中营，或者，更糟的，被送去很少有人活着离开的劳教营。 他对德语的拒绝自然是源于俄国人那种坚决抗拒一切外来事物的心态，但营地生活无疑也为此出了一份力。他**次听到德语也许是从马里乌波尔的德国占领者口中，后来又在ATG的营地再次听到，那里并不是适合向德语敞开心扉的地方，更别提学着爱上德语了。起初，他装作耳聋，好对监工对斯拉夫下等人的谩骂充耳不闻，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筑起了一道隔绝德语的墙，一堵再也无法拆除的防护墙。 一个像我这样的女儿，一有机会就争取去了德国人那边，对他来说难道不是叛徒，不是那些虐待、殴打、嘲弄他的人的盟友吗？因为不理解一个孩子对其所属环境的基本归属感需求，他是不是曾试图制服我，囚禁我，让我成为他的财产，就像他本人曾先后被当作苏维埃政权和弗利克公司的财产那样？一个从未体会过自由的人，一个生活在两大独裁政权束缚之下的人，又如何能将自由给予他人，以及他的孩子呢？于他而言，自由可能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他从未了解过自由的种种严苛之处，那是他生命中不曾拥有过的。 他知道我的母亲，那个不久前嫁给他的“真正意义上的纯洁女孩”，在这片广阔营地中身处何方吗？他知道她在哪里服劳役、她的营房在何处吗？那时他还爱着她吗，会担心她吗？他会不时在ATG 的场地上偶遇她吗？他们的轨迹有交汇吗？那里有可供男女秘密相会的小隔间吗？ 父亲知晓这些事情吗？他知道自己身处怎样的地狱之中吗，还是他根本不想知道，因为只有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去想、什么都感觉不到，只会像机器一样拼命干活的人才能生存下来？对他来说，德国劳改营是一种痛苦的觉醒，还是仅仅加剧了他早已习以为常的生活的残酷？我曾听说一个波兰女人从集中营救出了一名犹太儿童。有一天，一位邻居老人去世，那个孩子问道：“他是被毒死还是被枪杀的？”就像这个孩子不知道大多数人是自然离世一样，也许我的父亲也不知道，这世上还存在没有暴力和饥饿的生活。他从一个极权的恐怖落入另一个极权的更大恐怖之中，也许到了德国之后他才意识到，他在这里属于劣等种族，在人们眼中只是一台工作机器，仅此而已。这一定契合了他作为斯拉夫人早已有之的自卑情结，也许他内心甚至认同德国纳粹的种族主义。同时，内疚感可能也折磨着他，因为他参与制造了针对同胞的军事装备。还是他不容许自己有这样的想法，他眼下只有他已经逃脱、并且参与毁灭的，令人憎恨的苏维埃政权？是对那个制度的仇恨给了他坚持下去的力量吗？或者除了仇恨，还有希望，期盼有一天一切终将结束，他和年轻的妻子将开启自由的生活？ 恐惧压倒了一切。美国人在白天发动空袭，英国人则在夜里。莱比锡陷入火海，大火引发了火灾风暴。德国民众逃进防空洞，强制劳工则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能进入，晚上他们被锁在营房里。有些人祈祷，还有些人尖叫，其余人则呆滞地躺在木板床上，听着燃烧弹和爆破弹的爆炸声，看着窗户上反射的火光。无数强制劳工在同盟国的空袭下丧生，但是没有证据表明ATG 的营地曾遭炸弹袭击。我的父亲母亲一次又一次逃脱了死亡，继德国和苏联之后，他们又在美国人和英国人的轰炸中幸免于难。尽管有重重看守，他们一定还是找到了可以秘密相拥的地方，因为当美国人1945 年5 月解放莱比锡时，我的母亲已怀孕三个月了。如果我早半年出生，那么作为他们的**个孩子，我可能也会被送去“杂种饲养场”，*后被装进一个人造黄油的大盒子里，埋在营地某处。也许这样对父母来说会更好。也许这个他们并不想要的孩子，就是让木桶溢出的*后一滴水，是压死骆驼的*后一根稻草。 解放后，全德数以百万计的强制劳工一夜之间失去了栖身之所。他们与集中营的幸存者以及来自东部的被驱逐者和难民一起，构成了有史以来*大规模的民族大迁徙之一。雅尔塔会议通过了强制遣返所有苏联公民的决定。据说营地中经常出现可怕的场面：来自苏联的强制劳工扑倒在西方同盟军脚边，乞求同盟军要么让他们留在德国，要么干脆枪毙了他们。有些人已经在营房里悬梁自尽，因为害怕斯大林的报复。还有些人一心只想重返家园，他们长途跋涉，这些身形憔悴、衣衫褴褛的人们集合起来，用手推车拉着自己*后那点破烂家当行进。对西方同盟国而言，将数百万被驱逐者全部运送回国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涉嫌战时主动与敌人勾结的被遣返者在抵达苏联后立刻被枪毙，许多人从德国劳改营被无缝转运到苏联劳改营，大多数人被排挤至社会边缘——除了在多年后提出赔偿申请的少数人，那些被绝口不提的人们自己也沉默不语。他们害怕自己不符合英勇的苏联人形象，因为苏联人宁可自杀也不愿为敌人服务。通常他们既找不到工作也没有住处，多数人生活在极度贫困中， 直到去世。 只有少数人设法逃脱了强制遣返，留在了德国。我的父母是如何做到的？在这个问题上我几乎一无所获。当局知道他们是从乌克兰来到德国的，但是在一份美国人的调查表中，父母在他们的出生地那栏写的是克拉科夫。这样做只可能因为一个事实：在被遣送出境时期生活在波兰国土上的苏联公民，如果不愿意，可以不必被遣返。没有人会相信我父母的谎言，尤其是同一份调查表的另一处显示他们的遣送出境地是敖德萨。这是父母生平中的又一个谜团，如果我知道真相，可能会得知个版本完全不同的故事。 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美国人留在萨克森，那么我也许会出生在莱比锡，但是解放后仅两个月，他们便撤离了，将德国东部转让给苏联红军。我的父母又一次落入苏维埃政权手中，在德国也依旧没能逃脱它的控制。父亲和他怀孕的妻子以及一对乌克兰夫妇一起向西逃亡。他们不知通过什么途径抵达了纽伦堡。在城市的废墟中，他们找到了一个没有上锁的铁器厂简易仓库，在那里秘密栖身了一夜，他们不曾预料到，这个偶然发现的藏身之处将是他们在德国的**个家，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将继续留在这里。 如今无数营地中解放出来的外国人被称作流离失所者，他们不能自己决定居住地点，而必须被安置进众多新的集合营地之一。尽管如此，我的父母还是在一位德国工厂主的帮助下打破了这项规定。这位善良的工厂主可能自己曾雇用过强制劳工，如今想做出弥补，便把仓库留给了这两对乌克兰夫妇。尽管这会让自己面临惩罚，他仍准许他们在他的私人领地上避难长达五年。 仓库中存放着一捆捆生锈的废铁，我们便生活在它们剩下的空间里。仓库位于与菲尔特接壤的交界地带，我仍然记得地址：菲尔特十字路口1a 号。一个未铺砌路面的院子，堆满废铁；一座铁路路堤，客运和货运列车昼夜不停地驶过；一间铁路巡道工的小屋，是我们取水的地方；工厂中机器隆隆作响，我们的仓库也随之整日震个不停；另一边，工厂主的私人住宅掩映在树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