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的问题

◎《社会学家的问题》 话虽如此，人们使用“决定论”这个术语，指的往往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东西，一种是客观的必然性，它隐含在现实本身中；另一种是“经验的”、明显的、主观的必然性，即必然或自由的感觉。在我们看来，社会世界在多大程度上是被决定的，取决于我们对它的认识。另一方面，世界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被决定的，这不是一个意见问题。作为一名社会学家，我的任务不是要“支持决定论”或“支持自由”，而是要在有必然性之处发现必然性（如果它存在的话）。因为在认识社会世界的规律这件事情上的所有进步，都会提高人们对必然性的认识程度，所以社会科学越往前发展，自然会越来越多地被指责为“决定论”。 但是，与表象相反，社会科学正是通过提高人们对必然性的认识程度，通过让人们更好地认识社会世界的规律，从而给予人们更多的自由。所有在对必然性的认识上的进步，都是潜在的自由的进步。对必然性的误识包含着一种对必然性的认知的形式——而且可能是*绝对、*彻底的那一种，因为它没有认知到自己是一种必然性，然而对必然性的认识则一点儿也不意味着那种对必然性的认知的必然性。相反，它使人们看清了选择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隐含在“如果X，那么Y”一类的关系中。只要人们没有意识到这种把“如果”与“那么……”联系在一起的关系，那么选择接受或拒绝这个“如果”的自由就没有任何意义。通过把预设不干预（即无意识地接受预期效果的实现条件）的规律揭示出来，人们扩大了自由的范围。未知的法则是一种本性、一种命运（例如，继承的文化资本与教育成就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此）；已知的法则以一种自由的可能性的面貌出现。 ◎《“青年”只是一个词》 工人阶级的孩子*终会不适应工作世界吗？ 在学校系统中，人可以足够自在地与工作世界隔绝，但还不足以凭借文凭成功地找到工作（在1880年代的保守主义文学中这已经是一个主题了，那时的保守主义文学已经在谈论失业的业士，表达对机会、愿望以及与之相关的不证自明之事的圈子被打破的担忧）。在教育体系中，人可能会十分不开心，觉得自己完全不适应，但仍然参与到学生亚文化中，加入那帮在舞厅里晃荡的中学生。这帮人发展出了一种学生的风格，并且为了远离家庭而充分地融入了这种生活方式（他们不再理解家人，家人也不再理解孩子——“他们有这么多优势，为什么还要这样！”），同时他们对工作有一种混乱、绝望的感觉。事实上，在这种打破圈子的效果之外，无论如何，他们还有一种对这一问题的混乱的认识，即教育系统为某些人提供了什么，有一种——甚至是通过失败而获取的——对这一事实的混乱的认识，即这种系统有助于特权的再生产。 我认为——而且我在十年前就写过——工人阶级必须通过教育系统，才能发现教育系统是作为社会再生产的工具而发挥作用的。只要他们——除了读小学的时候——与这个系统毫无关系，他们就很可能会接受旧的共和主义意识形态，即“学校教育是一种解放力量”，或者实际上，不管发言人说什么，他们都没有意见。现在，在工人阶级中，无论是成年人还是青少年都发现教育制度是特权的工具（即使他们还没有找到表达这一发现的语言）。 ◎《但是，谁创造了“创造者”？》 为了让事情更清楚，我将以高级时装为例，它为绘画世界中所发生的事情提供了一个放大的意象。我们知道设计师标签的魔力，它们被贴在了任何物品上——香水、鞋子，甚至一个坐浴盆（这是一个真实的例子），能以一种非凡的方式使其增值。这的确是一种神奇的、炼金术般的行为，因为物的社会性质和价值被改变了，而它的物理性质或（考虑到香水）化学性质却没有任何改变。自杜尚以来，绘画已经提供了无数的例子，你们都有所了解，这些神奇的行为就像时装设计师的行为一样，它们的价值明显源于生产者的社会价值，所以要问的问题不是艺术家创造了什么，而是谁创造了艺术家，也就是艺术家所行使的转化力量。这是马塞尔·莫斯绝望地寻找巫师力量的所有可能基础后，终于问到的问题，即谁创造了巫师。你可能会提出反对意见，认为杜尚的小便器和自行车（从那时起，我们已经看到了更好的作品）是特殊的极端案例。但只要分析一下“真正的”原作和赝品、仿品或复制品之间的关系，或者再分析一下归属（传统艺术史的主要目的，如果不是唯一目的的话，它延续了鉴赏家和专家的传统）对作品的社会和经济价值的影响，我们就会发现作品的价值不是来自产品的稀有性（独特性），而是来自生产者的稀有性，它体现在签名上，签名相当于设计者的标签，也就是对生产者及其产品价值的集体信仰。我想到了沃霍尔，他从贾斯培·琼斯（Jasper Jones）及其百龄坛（Ballantine）青铜啤酒瓶的例子出发，在15美分的金宝汤罐头上签名，以6美元的价格出售。 ◎《“智力”种族主义》 在我看来，对种族主义的形式进行分析非常重要，因为这些形式*微妙、*容易被误识，因此也*不容易受到谴责。这也许是因为那些谴责种族主义的人通常具有一些利于该形式的种族主义的特性。我想到的是智商种族主义，即智力种族主义。智商种族主义是支配阶级的种族主义，它在许多方面不同于通常所说的种族主义，即小资产阶级的种族主义，后者是大多数经典的种族主义批判——包括萨特提出的*有力的批判——的中心目标。 这种种族主义是支配阶级的特征，他们的再生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资本——一种具身的，因而显然是自然的、先天的资本——的传播。智力种族主义是支配阶级成员的手段，他们旨在通过这种手段来创造一种“自身特权的神义论”，换言之，正如韦伯所说的那样，为他们所统治的社会秩序辩护。这使得支配阶级觉得自己的支配是合理的：他们觉得自己本质上是优越的。每一种种族主义都是一种本质主义，而智力种族主义是占支配地位的阶级所特有的社会正义论（sociodicée）形式。占支配地位的阶级的权力部分建立在拥有“头衔”的基础上，这些头衔（如学历）被认作智力的保证，在许多社会中，这些头衔甚至是获得经济权力的地位的保证，这些头衔已经取代了早期的头衔（如财产头衔和贵族头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