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交易

婴到付现
阿肯夏不孕诊所的宿舍，位于印度阿南德。这些代孕者在九个月怀孕期间，一直受到严密的看守，生产时往往采取剖腹产。代孕者的家人被允许偶尔前来探视，屋子里唯一的娱乐就是一台播放着古吉拉特语肥皂剧的电视机。国外的求子夫妻支付诊所约一万四千美元，代孕者可赚得六千美元左右。当中有报道指责阿肯夏不孕诊所几乎无异于婴儿工厂。我问派特尔，她对那些批评有何看法，她回应道：“全世界的人都会指责我。女人会指责我，男人也会指责我，我才不要因为这样就一直回应这些人。”
她好像是为了证明自己的立场似的，接下来二十分钟都礼貌地回避我的问题。当我再度问她宿舍的事情时，她就直接把我送出了门。不过，像阿南德这样的小地方，即使不用她的帮忙，要查到那些妇女的下落也不是难事。
离诊所约一英里远的僻静街道上，有一间政府的食品配给店负责发放补贴大米给无数的贫困户，店铺对面是一间外观矮宽的水泥平房，被混凝土墙壁、带刺铁丝网和铁门包围着，警方曾将这栋平房当成仓库，用来存放警方突袭时缴获的私酒。之所以采取这些安全措施，是为了防止那些贩卖私酒的人妄图取回证物。
现在，这栋平房是阿肯夏不孕诊所两栋代孕者宿舍的其中一栋。在这里，孕母虽非囚犯，但也不能自由离开。这些妇女全都已婚，至少生过一个孩子，她们牺牲自己的自由和身体的舒适，进入印度迅速发展的医疗与生育旅游业，成为孕母劳工，整个怀孕期间都要被关在这里。一位看守的穿着看似官方制服，携带竹杖，在前门那里监视每一个妇女的行动。家人很少会过来看她们，但在多数的情况下，是因为穷得没办法过来。
在这里，户外活动是禁止的，就算只在附近街上走走也不行。要通过警卫那关，她们必须先在诊所预约，或经过看守特别许可才行。她们用自由交换得来的是一笔相当可观的金钱（就其可怜巴巴的生活水准而言），不过诊所的国外顾客都很明白，那样的金额简直就是剥削。诊所的主要顾客都是来自印度境外，阿南德市的其中三家膳宿公寓，经常会被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日本、以色列的求子旅客预订。
我在翻译的陪同下穿越街道，走到那间平房前。接着，我露出友善的微笑，以坚毅自信的走路方式顺利经过守门人。在膳宿公寓的主要住房里，约有二十名穿睡衣的妇女正闲着没事做，她们各处于不同的妊娠阶段，同时在用古吉拉特语、印地语和一点英语仓促地交谈着。慢吞吞的吊扇搅动着死气沉沉的空气，一台电视放在角落里，这是我能看见的唯一娱乐方式，电视上正播放着古吉拉特语肥皂剧。一堆小铁床摆放得有如迷宫阵，占据了这个大小如教室的房间，还有一些铁床散放在走廊上，以及楼上的几个房间。鉴于这里住了这么多人，倒也不算凌乱。每位代孕者都只有几件私人物品，也许少得刚好可以塞进儿童背包里。走廊另一端是一间食品储备充足的厨房，一名兼作居家护士的服务员正在准备午餐，是咖喱蔬菜佐烤饼。
这些妇女看到有访客来，又惊又喜。其中一位告诉我，很少有白人会出现在这里。诊所不鼓励客户与代孕者有私人关系，因为据一些消息来源称，这样等到交出婴儿时，事情会容易些。
我在翻译的帮助下，跟那些妇女说，我来这里是要深入了解她们的生活状况。个性聪明热心、处于怀孕初期的狄可莎，自愿充当发言人，并自我介绍说她其实以前是该诊所的护士。她离开家乡尼泊尔，抛下了两个学龄孩子，来到阿南德找工作。她解释说，她当代孕者赚到的钱，就跟全职照顾代孕者的钱一样多。她要把赚来的钱用在孩子的教育开支上。狄可莎说：“我们很想家人，但是我们也知道，待在这里，可以让想拥有家庭的女人能够拥有一个家。”她说，她和同住在宿舍的妇女每个月可收到五十美元，每三个月可收到五百美元，剩下的生产时结算。
她们都说，一个成功的阿肯夏代孕者可赚得五千至六千美元，如果怀的是双胞胎或三胞胎的话，还会再多一些。（另外两家以外国夫妻为服务对象的印度代孕诊所告诉我，他们会付六千至七千美元。）但若是流产的话，代孕者也可保留流产前收到的钱款。不过，要是她选择堕胎的话（合同允许堕胎），那么就必须赔偿诊所与客户的所有费用。在我拜访的所有诊所当中，没有一位代孕者选择堕胎。
狄可莎是我见过的阿肯夏代孕者当中，唯一一个算得上受过教育的代孕者。代孕者大多来自农村地区，对于部分妇女而言，派特尔每周数次派去宿舍的英语家教，就是她们首次接触到的学校教育，不过，她们到这里不是来学英语的。大多数妇女是看了当地报纸上的广告，才知道这家诊所会付现金给愿意代孕的妇女。
阿肯夏不孕诊所并不是唯一一家把代孕者关起来的诊所，其给出的理由是有助于医疗监测，而且也可以为妇女提供比其家里更好的条件。二十六岁的加州主妇克莉丝汀??乔丹便是因为得知有些诊所会雇用“基本上极为贫穷且完全是为了钱才代孕的妇女”，所以选择了一家德里的诊所，据说该诊所招募的是受过教育的代孕者，而且不会把孕母关起来。阿肯夏不孕诊所的代孕者跟我说，若是她们大着肚子回到家乡肯定会招来不少闲言闲语。但即使如此，宿舍里那些比狄可莎待得要久的孕母，对于这整个安排似乎没有感到很愉快。
我坐在巴娜旁边，她已是大腹便便，粉红色睡衣被撑得鼓鼓的，脖子上戴了一个金的带盒式坠的项链。她的年龄看起来比别人大，神情也更疲累。她跟我说，多年来，这是她第二次在这里代孕。除了偶尔去做产检外，她将近三个月都没离开这栋建筑了，也没人来看她。不过，代孕可拿到五千美元，她做十年的普通体力劳动也赚不到这么多钱。
我问她对整个代孕经历有什么看法，她说：“如果流产的话，就没办法拿到全额报酬，我不喜欢那样。”不过，她说能住在这里，不是住在诊所的另一间宿舍，就谢天谢地了。她说的那间宿舍就位于几个城镇外的纳迪亚德，环境没那么好。我问她，交出婴儿后会发生什么事，她回答，剖腹产会让她元气大伤。巴娜说：“我会在这里再待一个月休养，等身体好了再回家。”我采访过的代孕者当中也没一个是选择阴道分娩的。虽然在一般情况下，剖腹产对婴儿造成伤害的风险较高，孕妇在生产时的死亡风险也会增加两至四倍，但是医生还是极为依赖剖腹产。毕竟，剖腹产比阴道分娩要快得多，而且可安排时间。
另一位孕妇加入了我们的交谈，她有着深棕色的眼睛，穿着绣了粉红色花卉的穆穆袍。我问她们，会不会觉得交出新生儿是很难的事情。这位孕妇说：“或许放弃婴儿还比较容易，毕竟新生儿长得不像我。”
二○○二年时，印度让代孕合法化，这是印度政府促进医疗旅游的其中一步。自一九九一年起，印度向资本主义靠拢的新政策生效，私人资金开始流入印度，推动了服务外国人的世界级医院的兴起。在印度可低价孕育胎儿，不会受到政府官僚作风的阻碍，这个消息传开，促使印度代孕旅游业稳定成长。从体外受精到生产的整个过程，派特尔的诊所收取一万五千至两万美元的费用；虽然美国有少数几个州允许有偿代孕，但足月生出孩子的代价却是五万至十万美元不等，而且很少有保险会出这笔费用。德里的代孕顾客乔丹说：“印度的优点在于妇女不会抽烟喝酒。”即使美国代孕合同也大多禁止代孕者抽烟喝酒，但乔丹说：“我比较相信印度人说的话，美国人比较不可信。”
虽然难以取得较准确的数据，但是现在印度代孕服务每年起码会吸引数百名西方客户。自二○○四年起，光是阿肯夏这一间不孕诊所就已经通过代孕者，让至少两百三十二名婴儿诞生在这世界上。截至二○○八年，阿肯夏不孕诊所已雇用了四十五名代孕者。派特尔表示，每天至少有三名妇女来她的诊所，希望能成为代孕者。同时，印度的生育诊所起码还有三百五十家，可是自从政府不追踪代孕产业的情况后，已经很难查出实际上有多少家提供代孕服务。
孟买的希拉南达尼医院夸口自家有一个规模可观的代孕项目，并训练外部的不孕科医生识别及招募有可能代孕的妇女。医院网站上的其中一个网页宣传着授予经销权的机会，宣称印度各地想创业的生育专家如欲设立有孟买背书的代孕机构，都可以跟院方联络。印度的医学研究委员会角色类似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只是权力小多了，实际上没什么执法能力。据它预测，到了二○一二年，包括代孕服务在内的医疗旅游产业将可创造二十三亿美元的年收益。德里的不孕科医生阿努普??古普塔更表示：“代孕就是新型的领养方式。”
尽管预测这是一个会大幅增长的产业，但是印度官方并未监管代孕产业。印度政府对于代孕者的诊疗事宜，并未制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标准，邦政府或国家当局也没有权力管制代孕产业。虽然诊所基于经济诱因，会确保胚胎的健康；然而，诊所若想缩减代孕者费用与产后照护以降低成本的话，是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他们的，而且出事的话，也没有法规确保他们会负责。 血牛
印度色彩节的前几天，在闷热的印度边境城镇戈勒克布尔，一个瘦削虚弱的男人跌跌撞撞走向一群农夫。他的皮肤苍白，眼睛下垂，两只手臂上有好几排紫色的针孔。其实尼泊尔的赤贫情况要比印度更严重，从尼泊尔涌入印度的难民成千上万，而戈勒克布尔正是他们的**站。多年来，无穷无尽的难民苦难故事已经麻木了农夫的同情本能，在农夫的施舍清单上，吸毒者的排名更低。因此当这个男人求农夫给他钱坐公车时，起初农夫并不予理会，但那男人不死心，还说自己不是难民，是从临时监狱里逃出来的，把他关起来的人抽他的血卖钱。农夫这才放下了原先麻木的情绪，打电话报了警。
过去三年以来，这个男人一直被囚禁在一间用砖块和铁皮搭建的小棚子里，距离农夫喝茶的地方，走路只需要几分钟而已。他手臂上的针孔并不是海洛因上瘾造成的，而是劫持者反复用中空注射器扎他的皮肤所致。劫持者是个残酷无情的现代吸血鬼，但同时也是当地奶农及受人敬重的地主——帕普??亚德哈。亚德哈之所以监禁那男人，是为了抽取他的血液卖给血库。某次，亚德哈离开时忘了把门锁上，这个男人才得以趁机脱逃。
这个瘦削虚弱的男人带警察前往他被关了三年的地方，那是一栋仓促建起的简陋小屋，夹在亚德哈的水泥房子和牛舍之间。铁门上的坚固门闩，挂着一只铜制的挂锁。警方透过厚度四分之一英寸的铁门，听见
在戈勒克布尔的席拉医院地下室里，实验室工作人员展示着一整袋血液，这是他们前一阵子向当地五家血库之一收得的。拍摄这张照片的一个月前，附近村庄的一位农夫向警方报案，说这里的医院员工绑架他，强行抽取他的血液。里头有人发出含糊不清的声音。
警方打开门锁，发现了一个简直像是恐怖片里才会出现的病房。静脉点滴挂在临时的点滴架上，患者呻吟着，好像正要从谵妄中恢复过来。五个瘦弱的男人躺在木板床上，几乎抬不起头来，无法向访客招呼示意。屋里的空气很闷热，跟所谓的消毒环境简直是天差地别。太阳照射在他们脑袋上方的铁皮屋顶上，让屋里的热度加倍，有如置身于烤炉里。其中一个男人以呆滞的目光凝视着天花板，他的血液蜿蜒着通过管子，缓缓流到地板上的塑料血袋里。他已经虚弱得无法反抗。
他身旁有一个皱巴巴的尼龙袋，已装了五品脱的量，里头还有十九个空的血袋有待装满。每个血袋上都有看似官方认证的当地血库贴纸，另外还贴有中央监管机构的条码和印章。
而这栋小屋并非唯一的监牢。接下来的数小时，警察突袭了这位奶农的土地上的另外五栋小屋。屋内情景一个比一个糟糕，受害者几乎都是濒临死亡边缘。*后警方总共救出十七人，受害者大多瘦弱不堪，被困在医院核发的血液引流设备旁边。这些遭受囚禁的受害者说，有一位实验室技术人员每周至少替他们抽两次血。还有人说，自己已经被囚禁了两年半。媒体很快就报道了这家血液工厂，其提供的血液占了戈勒克布尔血液供应量的极大百分比，戈勒克布尔的医院之所以能坐拥充裕的血库，全有赖于这家血液工厂。
当晚，警方紧急将受害者送往当地的市民医院治疗。医生说，他们从来没看过这种情形。血红蛋白负责提供氧气给身体各部位，如果血红蛋白浓度过低有可能会造成脑损伤、器官衰竭及死亡。健康的成人每一百毫升的血液有十四至十八克的血红蛋白；然而，这些受害者平均却只有四克的血红蛋白。他们失去了重要的生命液体，濒临死亡，全都皮肤苍白且因脱水而发皱。值班医生苏曼是当时*先接收这批警方戒护下的患者的，他说：“你捏他们的皮肤，被捏的皮肤会一直停留在那里，像是成形的黏土。”
受害者的血红蛋白浓度太低了，但医生同时也担心，要是让受害者的血红蛋白浓度上升太快，可能会出问题。其中一位医生告诉我，受害者的身体已经习惯失血状态，为了让受害者存活下来，必须给他们补充铁元素，并辅以放血疗程，不然的话，受害者有可能会因为循环系统含氧量过高而死亡。
这些受害者在遭到囚禁数周后，就因失血而变得虚弱不堪，连逃跑的念头也没了。几位幸存者在警方面前回忆道，原本这里有更多的人，不过，亚德哈一发现捐血者病重到濒临死亡，就会把他们放到公车上载出城外，这样他们的死亡就会是别人的责任了。
亚德哈保留了一丝不苟的分类账本，记录了他卖给当地的血库、医院及个别的医生多少血量，还记录了对方支付的巨额款项。这些记录也让警方容易了解到整个勾当的运作状况。负责该案的戈勒克布尔副警长维希瓦吉??司里瓦司塔表示，根据记录，亚德哈*初只是小商家，只经营乳品生意。刚开始，他会在戈勒克布尔的公车站和火车站寻找毒品成瘾者以及有可能捐血的穷人，那时至少是纯粹的交易行为。
他开出一品脱血液三美元的价码，这笔钱可让捐血人购买数天的食物。卖血虽是违法行为，却也是轻松赚钱的方法。亚德哈轻松就能卖掉血液，迅速获利，一般血型是一品脱二十美元，罕见血型*多可卖一百五十美元。不过不久之后，情况恶化了。随着业务的发展，亚德哈厌倦了在城市的交通站点找人，所以开始为捐血人提供临时宿舍。由于捐血人就住在他的屋檐下，因此他利用胁迫的手段、虚假的承诺和上锁的门来控制捐血人的命运，也就是迟早会发生的事情了。
随着血液生意变大，亚德哈需要帮手，便雇用了前实验室技术人员杰扬??萨卡。萨卡曾在加尔各答经营一家地下血液农场，但到了一九九○年代晚期，他被逐出城外。不过当亚德哈和萨卡两人联手经营时，理所当然地成了该区的一大血液供应商。血液农场的概念跟亚德哈的牧场很类似，正因为两者密切相关，因此他也让牛舍和人舍相邻，以节省空间。
在警方初次突袭行动两个月后，共围捕了九人，包括负责监督采血的实验室技术人员、想赚取额外利润的当地血库秘书、运送血液至戈勒克布尔各处的中间人，以及负责照顾那些血牛的护士。而萨卡一嗅出有麻烦，就成功逃出城外，亚德哈则在住处附近被捕，入狱服刑九个月。受害者在市民医院住院一个月后，才终于返回自己在印度或尼泊尔的家乡。
我们很容易就把惨绝人寰的戈勒克布尔血液农场视为单独事件，认为这种反常现象只会发生在文明世界的边缘，跟其他地方的血液供应并无关联。然而，血液农场的存在，其实恰巧表明了市场里的人体组织流通状况，存在着更为深层的问题。只要有热切的、不关心供应方式或者不在乎人体组织来源的买家，那么血液农场就一定会存在。一旦医疗人员什么也不问就愿意付钱买血，肯定就会有人利用这种情况来将利润*大化。其实，全球的志愿捐血体制十分脆弱，供应量只要稍微受到打击，就可能立即引发像戈勒克布尔那样猖獗的商业化盗血行径。 （书摘有删节，完整内容以正式出版物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