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

本书虽称不上是对19世纪晚期至今上海娼妓生活的想象性重构，却又甚于想象性重构。说算不上想象性重构，是因为娼妓同其他所有的下层社会群体一样，并没有亲自记载自己的生活。娼妓直接言说或再现自身的事例极为罕见（当然，我也将会阐明，她们并非完全沉默无语）。事实上，只是当有人想对她们进行赞誉、谴责、统计其人数、进行监管、为她们治病、分析其病理、对世人发出警示、拯救她们、取缔娼妓业或者利用她们作为社会象征等等——只是在这种种情形下，娼妓才进入了历史记载。记录她们的生存状况的文献资料名目繁多，其中包括娱乐场所指南、奇闻轶事录、肖像画、高等妓女受赠或自己赋写的诗作、小报上专门散布名妓蜚短流长的闲话专栏、禁止街头拉客的市政法令条规、巡捕房对街头卖淫女和被控从事贩卖妇女活动者的审讯记录、见诸报端的涉及高等或下等妓女案例的庭审报道、中外改革者有关许可或取缔娼妓业之利弊的争论、中国学者评述世界娼妓业史以及分析本地娼妓业缘由的专论、医生和社会工作者就上海各类人口中性病发病率所做的调查报告、救援机构记载的绑架拐卖妇女进妓院的案例、用小说笔法记录的妓女的骗人伎俩和痛苦生活等等，不一而足；当然，资料来源还不只限于以上所述。这些资料各有各的用处，但总起来看，它们对于革命以前社会上层的动向很有认识价值，可以说明上层人士如何建构并把握被统治的“他者”的类型。简言之，这些材料告诉我们的大多是作者们的分类策略，而不是妓女本身的经历。1935年，改革家曾迭讥讽地评论说： 其实这都是作者脑子里的妓女，作者耳朵里的妓女，你问他她们吃的究竟是什么，穿的究竟是什么，她们过这生活究竟情愿或不情愿，他就答不出来了。 曾迭喟叹道，读下流小报的花丛艳遇、青楼韵事也好，读主改革派闭门造车的作品也好，读有关在沪东洋、罗宋妓女的猥亵文字也好，总之，读者不可能找到一句直接从妓女嘴里说出来的话。 因此，有关娼妓的极其丰富的史料并不是发自妓女的声音。然而，即使我们能听到大家竭力搜寻的“妓女本人的声音”，那也不可能是未受到任何中介影响的原声。她们的日常生活，她们的挣扎，乃至她们的自我观照，在一定程度上都已经被上述其他人的声音和机构所建构起来了。于是，再刻苦再勤勉的历史学者也不可能用“取回”的方法来书写出历史，好像只要在被忽略的文献中大力发掘，便能复原出以往听不到的声音。事实上，此举之不可能性也使人们对复原模式本身产生了疑问。这种不可能性将注意力引向产生历史记载的种种方式；其实所有的历史记载都是一系列纵横交错的关系的产物，有着此时此地关怀的历史学者不得不隔着无法逾越的时间跨度，对这些关系作出模糊的理解或猜测。 然而，如果说本书的研究对历史复原方法的局限性作出了思考，如果说这样的思考使人谦卑的话，那么，它所要做的却也绝不只是无中介的、不失真的重构。娼妓业不仅是妇女在其中讨生活的、不断变迁的场所，它也是一个隐喻，是表达思想情感的媒介；城市中变动不居的上层阶级和新兴的中产阶级借娼妓问题讨论他们面对的问题、他们的恐惧、他们应着手做的事情以及前瞻性设想。在上海，一个世纪以来，人们对娼妓业有着各种不同的理解。有的认为它提供了城市所特有的愉悦，有的说这是充满寡廉鲜耻、工于心计的贪婪之辈的行当，有的将它看成道德败坏、容易染病上身的场所，还有的认为这标志着国家的衰落。讨论中也有人认为这是妇女及其家人作出的痛苦的经济选择，因为卖淫有时成了在上海寻找就业机会的妇女所能得到的*好的或惟一能带来收益的活动。人们通过娼妓业的类别理解这个行业，但这些类别范畴并非固定不变的，要探索这些类型必须注意城市的历史，殖民和反殖民的立国行动，关注“性”，尤其是女性的“性”与初露头角的民族主义话语的交叉重叠。每一种社会阶级与社会性别的组合看待娼妓问题都有不同的参照点；由于各自处于不同的位置，娼妓问题对于不同的阶级和性别组合也呈现出不同的意义。 妓女被赋予了变动的多重性的意义，这就要求我们不能再用超历史的方法谈问题，例如称娼妓业为“世界上*古老的职业”；也不能局限于一个个朝代地列数有关高等妓女的书籍和文字记载。我们必须超越以上的做法，对性劳务进行因时因地的、历史化本地化的研究。娼妓业从来就是从事性服务、性买卖的行业，但我们可以从这样的交易中了解多得多的内容：例如性的意义、其他的社会关系，以及人们如何通过“性”这个媒介展开有关政治权力和文化转型、国民性和文化归依感等等问题的讨论。 中国现代有关娼妓业的争鸣在某些方面呼应了欧美的论辩。晚近的女性主义学术研究探索了娼妓业对于“一个社会的阶级和社会性别构造”的种种启示作用。娼妓业可说明有关男女之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权力安排；通行的性意识形态；……情欲性的和生育性的女性性行为被纳入特别的体制性安排的方法；改革者和妓女之间跨阶级的联合和对抗等。这方面的文献著作过于复杂，无法在此概要述之，然而其中有一些反复出现的主题则对上海问题研究不无意义。首先，文献资料大体上是管理者、改革派、记者、小说家等等生产出来的，想在梳理这些资料的同时分辨出“来自妓女本人从业经历的语言”是十分困难的。其次是对娼妓业之强大的象征作用的关注。阿兰·考尔班在讨论19世纪法国的情况时写道：“人们所写的、所议论的娼妓问题，实在是集体妄想的聚焦点，是各式各样焦虑的汇合处。”就法国而言，焦虑包括害怕“性病、社会革命，以及任何意义上的‘道德败坏’”，也包括惧怕男性统治受到威胁这样一种更笼统的意识。对于20世纪早期的美国而言，焦虑的内容还包括“不加限制的移民……不可名状的城市，酒的罪恶，工人阶级城市文化的生长，而*重要的，是妇女的社会角色的变化”。这类学术意见中共同的第三个主题是不再（如许多改革者那样）将娼妓活动视为堕落或道德缺陷，而是坚持将娼妓业当成一种劳动形式，哪怕它并非总是自愿选择的工种。有些学者争议说，妓女本人将她们的活动看成是在工作。妓女的劳动以及从中获得的收益既可让她们摆脱窘困的家境，做到经济自立（19世纪的纽约就是这样的），也可帮助维持其家庭的良性经济周转（如殖民地时期的内罗毕）。新近的学术见解中第四个主题是竭力摆脱将妓女刻画为牺牲品的做法，力求寻找从事性行业的妇女在历史上所起的能动作用，无论这种作用多么有限。这就需要关注老鸨的创业才能，而且应对妓女是“无辜的牺牲品或邪恶的伤风败俗者”这种两极化的认识展开评论。鲁思·罗森写道，尽管买卖妇女的现象在英国和美国的公众中引起了相当大的恐慌，但“从事娼妓业的绝大多数妇女并非被生拉硬拽、灌了蒙药或用棍棒打着进来，才不情愿地做起这份苦役”。相反，正如克里斯廷·斯坦塞尔所评论的，“娼妓业是充满艰辛的、道德上难以定论的许多选择中的一种。”在某些情形中，它为妇女提供了有限的控制权。朱迪斯·沃科维茨解释道： 从表面上说，娼妓业似乎是男性霸权驰骋的舞台，在这个行业中女人被当作交易的商品出售。实际情形中，往往是女人把持着行业，她们通常住在一起，形成了明确的妇女小团体。妓女仍然不可能不受到男人的役使，但她们也并非只是被动承受男性虐待的受害者。她们会以个体和集体的方式进行自卫。她们讨价还价，她们既可能受到男人的凌辱，却也可能搜刮嫖客。 新近对娼妓问题的学术研究中*后一个重要主题，是国家当局与主张改革的人士之间的激烈论辩；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许多国家都发生过这样的争论。粗略说来，得到医疗部门支持的政府官员辩称卖淫是必要的罪恶，应通过妓女登记和对她们进行医疗检查加以管理、节制，而包括基督教和妇女权益活动家在内的各类改革派则反驳说，娼妓业是社会罪恶，应予以废止、革除。各种不同的管理方法塑造了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法国、英格兰、苏格兰、意大利、俄国等国的卖淫组织的形态。管理的主张输出到殖民地后，还加上了种族主义的特色；管理者对当地妓女竭尽污蔑之能事，他们设法保护殖民者（尤其是士兵）不受疾病的威胁，免受所谓不洁的有色妇女的危害。 对于妓女来说，无论管理还是取缔都不是什么好事。在管理制度下，妇女必须履行繁复的登记手续，这使她们同本来所隶属的劳工阶级群体割裂开来，也使暗娼数量增加，致使警察可以用怀疑卖淫的理由随意滋扰全体劳工阶级妇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认为发放执照和体检有损妇女地位，因而反对进行管理的上层妇女改革家，对她们那些“失足姐妹们”也好不了多少。许多女性主义团体自以为是在打击对妇女的性剥削，同时也是在更广的层次上打击男权统治。然而，禁娼的法令往往使劳工阶级妇女的生活陷入更深的困境。禁娼令下，政府加大了打击卖淫的力度，许多妇女被迫地下卖淫；当她们受到警方骚扰时，就会向拉皮条人寻求保护，但这样做的代价更惨重，不但丢了收入，失去了控制权，甚至难保人身安全。 上述各主题在上海娼妓业的发展进程中也都具有重要性。但在中国，人们就什么样的两性关系和社会性别关系有助于在半殖民地的不利环境中形成现代国家的问题，进行了热切的公开讨论，在这种场合娼妓问题也会被提出来。中国从来没有成为某一大国的完全的殖民地。相反，从19世纪中叶起，欧洲列强、美国和日本纷纷立足通商口岸，并占据了包括城乡区域在内的更大的势力范围。毛泽东发明了“半封建半殖民地”一语来形容这样一幅情景：软弱的国家政府对农村的上层实施有限的权力，外国人则控制了现代经济部门，介入地区政治和全国政治。口岸城市中的租界是外国直接的政治统治、经济活动和思想影响*为密集的地区。 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上海一直是条约确定的通商口岸，城市中有一部分归西方人治理。西方和日本的商人、水手、工业家和冒险家在上海安家，有的还在上海发了财。上海也是中国*大的工商城市，它吸引了全国的商贾，吸引了农村男女前来讨生活。上海还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上海包容了来自各国、各地区、各阶级的形形色色的人群；它也是庇护所，从基督教道德自新派到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等，各路政治鼓动家均厕身上海。所有这些人群分别归属三个不同的市政机构（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由缴纳地产税的外国人选出的委员会管治。洋投资者活跃在商业和轻工业界；洋教育家则控制了上海许多新的教育机构。 在动荡不定的、事实上已经殖民化了的上海，上层人士本身经历了深刻的经济政治变化，痛切地感受到中国半殖民地状况之不稳定，国家主权之脆弱。正是中国的这种不完全的殖民化状态引发了特殊的、与真正的殖民地不同的焦虑。一方面，形势随时有可能恶化（也确实经常面临恶化的境地）；但从另一方面看，目标明确的果断行动有可能避免更大的政治灾难。上海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民族主义主张。大多数民族主义者以建立强盛的现代国家为目标，这个现代强国应能采纳殖民者的方法并作这样那样的变通，以此来挫败殖民扩张，防止“半殖民主义”深化，并*终击退殖民主义势力。 形形色色的改革者和革命者所要争取的现代性并没有得到清晰的界定。现代性是个闪烁不定、不断退移远去的目标。它包括经济和军事实力，但很多人感到也必须对文化习惯进行彻底的检讨修正。现代性能使半殖民状况成为一去不复返的历史； 在娼妓问题、性、婚姻和公共卫生等方面的大辩论，与界定中国现代性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然而，虽说引起这些讨论是因为上海存在着显著的外国势力，而且讨论处处受到这种存在的影响，可讨论本身却很少直接提到外国人。中国的文人作家说到洋人时，通常是为了拿欧美、日本的娼妓或婚姻状况来作比较。在上海从业的洋妓女、她们的洋嫖客、嫖华妓的洋人，以及更广义地说，对塑造上海的形态和历史起了重要作用的半殖民主义势力的活动等等——凡此种种，在大多有关娼妓问题的文献资料中只是一笔带过。这是在半殖民化的城市的缝隙之中、决意要在内部进行的一场有关现代性的对话。 一位上海妇女向男人出售性服务（对参与者和观察者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是因娼门层次的高下和时段的不同而有所变化的。这是因为上海娼妓业有多方参与其中，所有的参与者——妓女、老鸨、嫖客、妓女的相好和丈夫、娘家人、夫家人、警察、法庭、医生、市政府、传教士、社会改革者、学生和革命者等等——都在无形之中影响了对娼妓问题的认识理解，并对所形成的认识提出质疑、反复商讨和吸纳利用。于是，研究娼妓业及其变迁对理解上海社会多个阶层的思想和社会习惯具有启示作用。又因为关于娼妓问题的辩论往往在地区或全国性书刊上进行，故这一研究也能勾勒出20世纪中国社会有关社会性别与现代性的争论的概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