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小如文集:散文编

玉泉掇忆前年的事了，同庆琮在香山碰了钉子，归途无赖，顺便逛了一遭玉泉山。园里静得爱人。更惹人爱的，是那老柏浓阴，和回旋的山路。直造其巅，坐了好久。望着这是田，那是山，家在哪儿，心在哪儿，都漾在眼梢里。秋半的罡风，已带来了薄暮的衰飒，却还掩不住一颗犹有余曛的半竿斜阳，供我们挥汗。上衣搭在肘弯儿里，头发横在汗脸上；忘掉了胸际的尘氛，耳畔的嚣叫，只有一种特立独行的心情：“献一时之笑，起千古之悲！”未能免俗，坐在泉上品了半天茶，一面静听泉心的絮语。梦在我们心里萦回，我们在梦的心里赞美。匆匆地走了，又来了，整一年后的秋天。叶子不等红就有凋谢的了，天晴多风，不像宁谧的秋容，而有点早春的狼狈。妻到燕郊来，说不曾游过玉泉山，当然要陪她。于是在成府一家小饭铺，尽兴地吃了午餐，直扑向玉泉山去。路线同前一次故意相反，为了温习一下畴昔的行踪。妻泰然地跟了我走，天地于她若无挂碍。
我们也坐在泉上看泉，坐的时间真久，忘了我身边还有一个她。她却真实地感到熨帖，因为身边有我！泉比去年活泼而充沛，轻盈的水珠对着妻傻笑，妻便对了我笑，我也不由得笑了。然后我又领她跑到这土阜的巅顶，坐在迎风处望田，望山，望我们的家。终于爱不忍释地踏向归途。我们的心在我们的心里呢！今宵，月在澄如练静如渊的天宇，向我凝眸延伫。妻在家里咒诅着久客不归的良人。隔了官路，那积雪深处，不就是玉泉山么？天寒泉咽，大约她也早遏抑住她那可掬的笑靥，而偷偷祈祷着春的覆盖了吧！当时甜甜的滋味，怎么如今觉得带点酸辛了呢？1947年岁次丁亥立春前一夕燕园漫作附记：这是五十年前旧作，1947年2月17日发表在天津一家报纸的文艺副刊上。我早已忘掉曾经写过这样一篇文字，只是在不久前拜求京津两地的熟人为我搜求四十年代所写书评文章的过程中，无意间得到了它。这真正是“心影留痕”了。文章不长，更无足观，却使人回忆起不少旧事。1945年秋，我和高庆琮兄（他就是今天的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同时考入燕京大学文学院。利用余暇，各骑一辆破旧自行车漫游西郊名胜所在。我们到过圆明园和卧佛寺。彼时香山正驻扎着国民党军队，禁止游人入内，我和庆琮不仅碰了钉子，还险遭扣留盘问。但游兴不减，乃有玉泉山之行。后若干年，我有诗赠之，曰：“记访郊山兴未赊，圆明荆棘玉泉茶；未名湖畔当时月，几许沧桑浸素华。”1946年我和妻结婚不久，我又到京西读书。我们曾偕游玉泉山，至今记忆犹新。此文所写，就是当时“到此一游”所留下的一点文字痕迹。而岁月流逝，去年已是我们结婚五十周年，西俗所谓“金婚”是也。妻自“十年浩劫”以来，身体日益衰惫，众病缠身，已难根治。我则皓首而竟未穷经，只能唱一句京剧戏词，曰“一事无成两鬓斑”而已。重披旧作，自不免感慨系之。幸喜妻目力虽衰，犹能再读此文，然后相视莞尔一笑，则少年新婚往事又历历过眼，亦人生难得的回忆也。旧有句云：“蒿目时艰今老矣，安贫知命复奚求！”又有两句：“就老燕郊聊半隐，名山事业付书空。”姑以此旧文聊自娱悦耳。1997年3月小如记于京郊。
毕基初及其作品毕基初是威海卫人，有着颀长的身材，宽阔的肩膀，看上去与其说是作家，毋宁说是体魄雄健的斗士。我和基初并不熟，而相闻知却甚早。说也奇怪，中学同学三年，我们只谈过一次话。1941年毕业之后，我们也只见过一次面。我曾数度拜访过他的家，恰巧都不是他住在当地的时候。今年在北平，我曾去拜访他，在他居室中逗留将近一小时，但仅能见到他玻璃板下压着的照片，和几行不相干的攲斜的笔迹。基初读高中一年级时在乙组，我在丙组。到高三，我却归并到甲组，而他仍在乙组。三年中因之已少有打头碰脸耳鬓厮磨的机会。而下课以后尤其隔阂。他年纪较长（恐怕主要还是由于个子高），交的都是大朋友；我则应该归入“弱小民族”的行列。他喜欢运动，我则是工愁善病文弱的典型。*使我们感到疏远的（不，毋宁说是感到水火的），乃是他弄“新文艺”，我治“旧辞章”，他写他的新诗，我作我的“桐城派”。不独情不能亲，连意见也相当对立。何况“文人（我那时是自命为文人的）相轻”，自古而然。记得闹大水的第二年（按：指1940年），我渐渐学起时髦来，写了一篇小说，题曰《观礼记》，下面署名“莎生”。其实这篇所谓小说本是我十五岁时“未完成的杰作”，那一年我忽然心血来潮，增首益尾一番，钞出来想送到报上去发表。而基初的文章，彼时已颇受人们欢迎，俨然是一时宗匠了。记得我曾把那篇“杰作”呈献给一位老师，而他竟把这篇小说转交给基初处理。于是它竟成为我们之间那一次——是**次，也可以说*后一次——谈话的桥梁。下午放学，太阳还很高，我虔诚地到宿舍中拜访基初，那篇小说稿子文雅地放在桌子上。基初延我坐定，谈话就开始。**句话，他好像是说，“你这篇东西写得太差了。”跟着，他问我看过当代什么人的作品。我回答：“我看老舍的小说*多。”“难怪！所以你笔底下才有这么多的油腔滑调！”像训育主任申斥小学生一样，基初对我足足布了半点多钟的“道”。怎样用功，怎样学习，怎样这，怎样那，一番热诚，却以傲岸口吻说了出来，使我一想起来至今还不禁昏眩无状。记得比较清楚的一句，是他说的：“我投稿从来没有给编辑老爷写过信，登就登，不登拉倒。”然后我默然把那篇“杰作”收起，脸上懒懒的露出一丝强笑，心里不免悻悻然地辞了出来。从此，我不但写小说的勇气已被完全打消，甚至连基初的脸都不敢正视，怕触及他那炯炯有神的眼光。我怕，我恨，我羡慕，我也嫉妒，无可奈何中我又以阿Ｑ精神瞧他不起。又是一年春草绿，毕业就在眼前。等考完之后，各自东西，阒无消息。成绩发表，我和基初并列第二十七名，也算一件巧事。然后各人只顾考大学，又复“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了。就在这一年（1941）挥汗如雨的盛暑中，有一天我顶着当午烈日，乘一辆人力车去看一个同学（这位同学和基初原是同乡，且有亲戚关系，住处也与基初相毗邻，毕业后就立即成为一家什么企业公司的经理），沿了腥臭狼藉的小河边向南行，迎面也来了一辆人力车，乘客恰好是基初。我们好像都受了“世故老人”的洗礼，为人世的洪炉所锤炼，彼此竟谦逊而礼貌地笑着点头招呼，一句话也没有说就匆匆而过。从那时到今天，我一直没有见过基初。那时我心里很舒服。多少积累于心底的不愉快，都已随着这和蔼而饱满的一笑而消失。一种茫然的离绪纷杂在心间，觉得自己未免太意气用事，竟交臂失去这么一位好朋友。对基初的那点歉疚之怀，至今也没有消融尽净。后来我夤缘认识基初的两位介弟（午初、平初），都很谈得来。遇到同基初相熟的人，我就打听“老毕”的消息（基初一向是为人呼作“老毕”的）。一想到当年宿舍里那幕喜剧，不由得便生出一层朦胧的内疚，至少那种悻悻然的心理，实在是太不应该了。尽管都是年轻人，而往事的萦绕胸臆，已使我体察到人生的惶恐和短暂，像已失去十年来所自负的那一点“英姿飒爽”“睥睨不群”的习性。基初不久考入了北平辅仁大学，不知为什么，竟惹得日本宪兵队的狗子狂吠起来，他竟被捕入狱；出狱后又几乎失了学。抗战胜利后，并不像那些发了财的同学们春风得意，基初只在一个中学里教书。他家境虽不贫寒，但他却断绝了与家庭的关系，只靠自己努力挣扎。这些年他饱受折磨，迄今仍在过着羁旅生涯，尝着苜蓿滋味。我想，他大约也不似当年有着“迈往不屑”的气韵了吧？基初的作品，**次崭露头角而脍炙人口的，要算1939年发表的那篇《青龙剑》。曾有一位同学（大约姓赵，曾到内地去，现在已不知生死存亡了）还为它写过一篇评介文章，揄扬为一篇“不可多得”的作品。而我却由于那一点点悻悻然的缘故，竟向人指摘过那篇小说：“他说我的小说作得太差，他这篇也不怎么样。简直是学张天翼而只学会了撒村！”又说基初的散文是中了何其芳《画梦录》的毒，其实我自己也是《画梦录》的崇拜者。平心而论，《青龙剑》诚然不是他的杰构，而我到今天也还是写不出来，根本就不配谴责基初。那种不负责的鲁莽真使我赧然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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