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文化史(Ⅰ希腊罗马时期钱币的诞生与权力象征)(精)

维持古代世界运转的货币 本卷所涵盖的时间跨度为公元前7世纪铸币出现到公元5世纪西罗马帝国衰亡。此外，一些篇章还谈到了铸币发明之前的其他类型的货币—它们*早可追溯至公元前12世纪，而其他章节则对下至欧洲中世纪早期的具体问题做了研究。从地理上说，本卷讨论的焦点是古代世界，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作者的专长和研究兴趣集中在希腊罗马世界，部分原因也在于古地中海地区铸币本身的重要性。从概念、使用和社会文化融合的角度来看，现代西方货币观念的起源可追溯至公元前7世纪在小亚细亚出现得*早的金银合金币，即琥珀金（electrum）（Scheidel, 2008）。 今天，大多数人无法想象一个没有货币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在我们生活的现代世界里，我们与货币的有形媒介（铸币、纸币、电子交易等）之间的联系存在多种形式，这与古代世界的情况非常不同。在古代，一个基本原则是，铸币只是货币的一种特定形式， 如果它在这个用途上发展得尤其好（参见第六章《货币及其阐释： 考古学和人类学视角》）。而在没有文字记录的族群中，要确定铸币出现以前，哪些物品可能被当作原始货币使用，始终是一个挑战（参见Hensler, 2014）。我们只有通过考古调查，才可以论述在新石器时代或者青铜时代与处于铁器时代晚期的安纳托利亚（Anatolia） 西部地区，钱币诞生这个阶段内的货币使用和价值估计情况。在新石器时代，贝壳或石器等物品除了其基本用途外，*适合在各种情况下作为交换媒介使用。当时，价值和质量之间的联系尚未确立。直到青铜时代，随着砝码和天平的发明，价值才似乎有了一定的依据标准。也是从那时起，金属成为共同的价值尺度和履行社会义务的新手段（Rahmstorf, 2016）。公元前 3000 年，度量衡的发明为引入印章铺平了道路，而印章是个人或组织对金属重量和纯度的保证（Thompson, 2003）。此时距离形成货币对货币的交换体系以及受权威控制的铸币体系，仅有一步之遥。希腊早期和近东世界 a 出现铸币之前，银是人们日常经济生活中的主要金属。对所谓的“碎银”〔hacksilver，由银条、银首饰、银丝、银制器皿、银箔碎片、银盘、银锭等切割而成，在铸币出现之前或缺乏铸币的社会经济体内被当作货币使用，人们在每次交易时都要称重，必要时还要切割以达到所需的重量（Kroll, 2013）〕的发掘表明，在铸币问世之前，预先称重的金属在社会上扮演着成熟的货币角色（Kim, 2001）。约翰·克罗尔（John Kroll）认为：“铸币并没有做任何其他货币形式过去不曾做的事情，而只是将它们做过的事情做得更好。”（Kroll, 2012: 40） 从长远来看，克罗尔的观点有很多可取之处。下面将概述古代铸币*主要的一些成就。 值得注意的是，在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5世纪的地中海（希腊和近东）文明中，钱币形式的货币观念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许多方面与今天都非常相似。比如，钱币的生产已经拥有高度复杂和精密的铸造工艺，工匠可以将钱币的重量精确到克，可以一次性生产上千枚的钱币（de Callataÿ, 2011a），还能系列重制这些钱币（Grüner, 2014）； 用于远距离贸易、开展银行业务、以信贷活动创造财富和社会分化的必要条件也已完备（Andreau, 1999）；货币使用者还对货币产生了哲学思考（Seaford, 2004），并在宗教实践中使用它们（Mauéand and Veit, 1982）。近现代社会中出现的一些经济问题，如通货膨胀、货币动荡和货币联盟的形成与解体等，以及这些问题的产生原因和应对方式，在古代社会中已经引发严肃关注（Meadows and Shipton, 2001; Scheidel et al., 2007）。 在古代货币的演变中，货币和权力之间的关系始终是一个突出且一直存在的问题（参见Conzett, 2005）。当铸币这种媒介产生并被某一特定精英阶层（如王室、城市精英）所采用时，这种关系开始显露出来。铸币在军事和政治势力筹措资金时起到主要作用，因此成为社会变革的推动力。比如在公元前 4 世纪，希腊世界雇佣兵数量的增长与货币的存在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Trundle, 2013；参见第二章《货币及其理念：国家控制和军费开支》）。当希腊城邦能够筹到必要财资时，通过征募雇佣兵发动军事行动就会成为首选。雇佣兵的出现引发了古代战争和军事战略的深刻变革。理想中的希腊军队主要由拥有土地的公民组成。他们自备武器，非战争时通常也会作为后备军保护自己所属的城邦和土地免受攻击。这些军事职责与希腊公民的理念及其享有的政治权利相一致。但是，雇佣兵的出现对这一制度提出了挑战。因为军人的主要驱动力不再是基于对某一特定城邦的归属和忠诚，而是期待在一个受人尊敬的职业生涯中获取丰厚的报酬。因此，雇佣兵的活动也成为以铸币为媒介，连接地中海世界与阿尔卑斯山以北的铁器时代的凯尔特世界之间*重要的桥梁之一（Creighton, 2000）。 在罗马共和时期，我们可以从宏观历史学的角度很好地概括货币对一个新兴区域强国的影响。罗马城邦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对罗马内部凝聚力影响深远，延续了数代之久，但罗马向货币经济的过渡， 是在公元前3世纪罗马向意大利南部进行军事扩张的背景下才发生的。军事扩张带来的货币经济是一个必要的步骤，此时的罗马城无须向私人筹集资金便能建造船只、生产战争物资和满足其他军费开支，这也为其发动意大利境外的战争创造了条件（Bringmann, 2011:183–4）。在公元前 3 世纪，罗马国家的货币结构脱胎于各种不同的传统货币的组合，其类型看起来相当多样化（Burnett, 2012）。由铅、锡、铜合金浇铸的标准重量的铸币条发展自意大利传统的金属货币条，并在罗马流行起来。这种合金铸币条由于其正面和背面都铸有象征性的图案而被称为“印记铜”（aes signatum）（见图 0.1）。印记铜图案（雷电和飞马、雷电和三叉戟、大象和野猪等）的变化大多与军事事件有关，如皮洛士战争（公元前 280—前 275 年）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 264—前 241 年）。铸造的青铜币，即所谓的“重铜”（aes grave），也在流通。用不同的面值记号表示阿斯（as）的细分面值，也来自这种意大利传统。罗马钱币的铸造深受希腊影响，罗马人在希腊德拉克马（drachma）体系的基础上铸造了罗马铜币和银币。罗马铜币还曾在罗马以外的科萨（ Cosa）和那波利〔Neapolis，今那不勒斯（Naples）〕铸造。第二次布匿战争期 间，地中海地区的权力中心发生了转移，罗马货币制度的改革导致了其货币结构的根本性变化：新推出的银质第纳里乌斯（denarius）取代了旧的贬值的罗马银质德拉克马，新面值的铜币也取代了各种旧的铜币。公元前 211 年，罗马征服了默干提纳（Morgantina）地区， 在废墟层中的考古发现证明了罗马第纳里乌斯银币的发行不晚于这个时间（Buttrey et al., 1989）。罗马新银币的流通范围如此之广，可能还与罗马征服叙拉古城（Syracuse）和卡普亚城（Capua）后获得了那里的矿源有关。这种货币的演变沿袭了早期钱币发行与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相关的惯例，即获取矿源和发行新钱币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例如雅典与开采劳利昂（Laurion）银矿之间的联系，或者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Philipp II of Macedonia）与接管潘盖翁（Pangaion）矿之间的联系，还有亚历山大大帝战胜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Darius Ⅲ）后夺取传说中的阿契美尼德（Achaemenids）王室宝藏之间的联系（de Callataÿ, 2012: 17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