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文化史4:启蒙时代货币泡沫与价值反思

启蒙运动乐曲的几个主题 早在启蒙运动之前，货币就已经是政治辩论的对象了，这种辩论甚至到了争论不休的程度。在中世纪的欧洲，对货币的控制权是一种被君主牢牢掌控的*高权力。民法和普通法官员都同意铸币权“是君主们与生俱来的权利”，而相比君主，政治精英们则通过谈判获得对铸币厂的控制权。这些设计制造出来的商品货币在过去几个世纪里发挥了作用，其复杂程度往往是它们的继任者难以企及的。商品货币需要持续的关注，它曾是一种脆弱的媒介，因为货币失去商品含量时容易出现经常性的价值波动，而且随着金银供应量的起伏不定，货币的价值也会发生不稳定的变化。 到了 17 世纪，货币已经成为英国早期重商主义者关注的焦点。同样，他们的方法比后来评论者所述的更精明。有贸易平衡论者认为，英国必须*大限度地从出口商品中获取贵金属，同时*大限度地减少由于购买进口货物而损失金属货币的情况。其目的是确保贵金属流向国内铸币厂。重商主义者认为，像白银或黄金这样的商品代表的是财富而不是生产力，而后来的学者指责说这是一种无知的看法。事实上，早期的理论家正在努力挽救商品货币体系。假如他们能够使制造货币的原材料流向铸币厂，他们就能通过一种交换媒介来滋养本地的经济。爱德华·米塞尔登（Edward Misselden）在关于英格兰货币体系的文章中写道：“货币是贸易的精神，如果精神涣散，身体必然虚弱无力。” 某种程度上，到了 17 世纪，货币讨论的基调发生了变化。尽管中世纪的重商主义者几乎投入了他们全部的注意力和学识，但他们的努力仍然限于延续历史的传统货币体系范围内。中世纪之后的政治评论家们开始背离传统体系，与启蒙运动乐观主义相呼应，在这样的认识变化中重新审视货币及其作用。*显著的变化是，他们认为政府可以重新设计货币并制造硬币的替代品，从而更好地支持社会的经济发展。因此，布劳顿的寓言以其简洁的构思和充满希望的目标闪耀着光辉。只要参与者之间能达成一个协议，他们就可以构建他们自己的类似于货币的工具，这种媒介会使“地产没有债务， 促进贸易，并为租户创造大量财富”。同样地，英格兰银行发行的银行券或“发放的信贷”也是通过公私合作来设计的，可以有效地扩大货币供应量。银行为获得的每一“便士”而发放的每一“英镑” 贷款同样会使公众和私人受益。于是，启蒙运动对货币的态度开始有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转变，即在理论上将货币视为一种能够设计和重新设计的制度。 这种新的讨论方向有几个来源。在广泛的层面上，它遵循了政治哲学关于社会秩序有其契约根源的集体辩论。依照这一观点，人类有能力实际上也有责任去塑造他们的环境。他们应该采取行动去支持生产性企业、缓解贫困或改善政治秩序，而不是假设存在一种神圣的秩序或翘首期盼神意的干预。另一群与塞缪尔·哈特利布（Samuel Hartlib）有关的改革者、学者和自然哲学家，他们断言“通过不断追求知识、创新和工业”，人类有可能取得内在发展的进步。他们特别关注货币实现生产性交换的能力，认为货币可以开发出原本无法获得的资源。炼金术提供了一种扩大货币供应量的方法，他们以对科学技术的培根（Francis Bacon）b 式投入来进行这项努力。当这一切失败后，他们将试验性的努力转向信贷，致力于将信贷重新设计成一种货币形式。 社会改革家的努力与政治官员的举措相结合，他们不顾一切地想在17 世纪后期反复出现的财政危机中构想出金融方面的权宜之计。在军事成本不断上升的时代，负责筹集资金的政府承认有限而脆弱的货币储备是一个核心问题。面对这个问题，他们探索了各种各样的想法，包括从符木 赊销（一种自 14 世纪以来在英国以类似货币的性质流通的公共信用工具）等本土方法到荷兰人或其他人开创的外国创新方式。在 17 世纪末的*后 10 年里，辉格党的政治领袖们提倡企业应具备一种主动的感知力，即企业可以在制造业、贸易和劳动实践等领域中使英格兰走出原来的萧条局面。有了适当的媒介， 贸易可以成为互利的源泉，而不是资源的零和博弈。之后，政治战略家们与社会改革家们不谋而合，他们集思广益，想出了新的方法， 即将货币构建为人类生产力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