缀珍录:18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

置妇女于盛清时代 将妇女作为中心来研究盛清这个时代究竟会有什么不同呢？关于中国家庭的历史，将妇女置于分析的中心需要我们对18世纪经济和历史人口的变化建立新的理解。虽然缺乏直接的历史人口数据，但我们可以推断，在18世纪，妇女劳动力市场的扩大，官方将其纳入计划以及对它的支持，使女婴生存的机会大为增加，也提高了婚姻市场上女性的供给量。对劳动力的需要提升了女孩子的价值，女儿作为劳动力和新娘都在增值导致了溺女婴现象的减少。城镇市场和城市的娱乐场所对女劳力（包括对高级妓女和一般娼妇）的需求都大为活跃，居住在外的地主靠着从种植经济作物的土地收租变得日益富裕，加上城镇中一个商人精英阶层的崛起，开辟了一个雇佣妇女作为家庭务工人员和买卖妾媵的新市场。这样一个需求引起供给的循环过程，发生于劳动者之内同样也发生于精英阶层之内，因此我们可以设想，盛清时期的人口爆炸使性别比例趋向于更加平衡，至少在经济转型发展到顶点的长江下游地区是如此。 如果这些设想都是确实的话，那么在盛清时期，由于妇女地位的变化及其在婚姻市场上的影响，父系家长制的家族制度也随之得到了壮大。同样的现象也反映在中国的汉族人成功取得的境外霸权之中。历史学家已经说明，中国的儒家文明在它征服朝鲜和越南后已经打破了那里原有的结构，建立起类似的父权体制。儒家霸权的胜利告诉我们精英的女性作家不仅仅是体制的一部分，她们被日益扩张的国家赋予了意识形态的力量并从中受益。恽珠对于她的文化价值观向边疆广为传播的心满意足的评论，使她成为中国沙文主义*雄辩的声音之一。于是她无论在盛清的军事征服和镇压反叛的战争中，还是在家内事务中，都处在了话语的中心。作为妻子、母亲和作家，她是一个文明进程的标志： 儒家的家庭制度和它的礼仪已经传播到中国边境之外，父系家长制家族体系的影响已经成功地遍及整个东亚。 *后，将妇女置于盛清时代的中心，还阐明了一个有着明确而充足的历史证据却一直被忽略的现象：作为时代标志的“关于女性的论战”（Querelle des femmes）。这场论战源自与历史人口的转型相关的矛盾，特别是随着经济机会的扩展和晋身欲望的膨胀所引起的资源和地位之间竞争的尖锐化。这些矛盾激化了关于妇女教育问题的争论，使人回想起从16世纪开始直到17世纪这一争论浮出水面的过程。然而，这一矛盾在18世纪的重新浮现已使讨论提升到一个新的阶段。在盛清时期，劳动力、性与婚姻的市场都唤起了对妇女价值的重视，这种价值靠着与有钱有势人家攀亲的诱惑，靠着富人控制住寡妇与妓女不让她们再次进入婚姻市场，而得到大大提高。即使是日益富足的有钱人家，为女儿嫁妆的花费越来越大，美貌媵妾的价格也日益攀升。培养一个待嫁的女儿，为她的前途考虑，越来越需要进行适当的“教育”，不仅仅在烹饪食品、祭祖礼仪乃至基本的礼貌举止方面，甚至也要学习传统典籍，那是一个出色的女儿应该掌握并用来扩大家庭影响的，也是一个聪慧的妻子必须了解并用来培养一个有学问的儿子以光耀门楣的。 另一个可作为18世纪争论标志的矛盾，表现在有关拐骗、强奸和卖妻的诉讼案件中。盛清时期的妇女买卖导致人们更加固执地幽闭女性和隔离男女，这让饱学的女性很不自在，她们其实迫切希望通过出版或与男女同行的交流来展示自己的才华和丰富自己的知识。与此同时，受过教育的精英妇女——即闺秀——作为受过传统文化训练、日后要扮演母亲角色的女性，她们不希望自己被与歌妓混为一谈。她们力图将有才学的歌妓在文学领域内边缘化，力图增加自己作为有教养的已婚妇女——妻子与母亲的影响力。18世纪这种有才学女性在等级上的转换，标志着晚明社会传统的断裂，正如高彦颐指出的，晚明的艺妓在士大夫阶级的文学和道德伦理的话语中，甚至在政治生活中扮演过中心角色。 我们有理由相信，清朝政府在乡村普及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的计划，其实施的效率在18世纪达到顶点。新婚家庭接受精英阶层为公众树立的行为规范，其间包括要尊敬老人、重视祭祖敬宗的礼仪，以及对妇女的适当封闭以维护清白，等等。这些观念与对于轮回、死后报应以及观音菩萨救苦救难的信仰一起，无疑加重了千万个在贞节观念中养育成人的青年女子精神上的骚动，无论她们是作为寡妇、被拐骗者，还是作为穷困的佣工而被迫置身于婚姻市场和劳动市场。的确，矛盾冲突存在于18世纪每一社会性别问题的核心。无怪乎盛清时期的男性不知道应该如何谈论女人。女人天性堕落，“水性杨花”，需要训诫和适当的教育。女人任性放纵，爱慕虚荣。女人工作勤苦，娴于纺织针线。女人熟知传统的嘉言懿行，这些古礼可以回溯到周天子的黄金时代。女人美丽、知书达礼、精致、优雅、有才、多情、自我牺牲、无所不能。角色这样矛盾的女性却往往成为一个地区为之骄傲的标志，她们浮现在方志编纂者书写的传记和冗长的殉节“烈女”的名单里，浮现在旅人们追忆南京和苏州柳巷风情的怀旧文字中，浮现在地方大员力图让外省妇女效法江南女性工作榜样而推行的奖掖纺织桑蚕的计划之内，也浮现在袁枚赞美学养深厚的浙西女作家和章学诚称颂浙东贤德妻子的文章里面。 形形色色的妇女买卖，涉及范围从刑事犯罪直至奴隶交易和性虐待的肮脏领域，它引发了有关18世纪经济和人口变迁等其他问题。如果更多的女婴能活到成年，但等待她们的未来却是成为一个靠出卖色相为生者或者性奴隶，这对她究竟是好是坏呢?被苏州文学圈所津津乐道的13岁歌妓是该被羡慕还是该被同情?这些妇女中的许多人是不是生还不如死?那些自尽的、早夭的、那些伴着自怨自恨把隽妙诗稿付之一炬的、那些诗词中发出的绝望声音，还有那些悲惨的婚配，对此我们又能说些什么?面对这些问题，可以使我们更接近那些父亲和兄弟、母亲和姐妹在他们生活的那个充满希望也充满绝望的年代所遭遇的巨大痛苦。这些问题我们不能回答，他们自己也不能够。 如果为盛清描绘的新景象使我们对中国历史上的社会性别关系以及妇女在其中的地位有了更为复杂的理解，我们要问一个进一步的问题： 接下来的那个世纪又如何呢?传统的中国妇女史以19世纪晚期反对缠足团体的兴起和普及妇女教育作为“妇女运动”的开端，偶尔也会追溯到袁枚和俞正燮对缠足的批评以及讽刺性小说《镜花缘》，将其作为到20世纪才开始席卷中国的大潮中一个*早的浪花。但是19世纪究竟发生了什么呢?在一个普遍的妇女解放的过程中，我们难道真的能够假设存在一种带有目的论的连续性，其间女性的自我意识和她们转变中的角色会推动历史向着妇女解放的世界潮流前进么？ 高彦颐的研究表明在明末清初，性别关系因那个时代的城市印刷文化而具有了一种独一无二的特性。而我却认为，随着清军入关和满洲统治导致的文化环境的转变，盛清时代的社会性别关系再次发生了变化。古典的复兴再定义了正妻在伦理关系中的地位，并使歌妓边缘化。清朝的政治家又通过他们对家庭经济中妇女工作的关怀扩大了这种效应。更值得注意的是，妇女在写作和宗教活动方面的力量意味着她们本身已经参与了社会性别关系的重建。这些转变是我们仅仅站在男性的立场无法理解的。 但是各种理由也使我们认为，盛清晚期的情况与本书描述的历史进程已经有些偏离，性别的社会关系再次发生了转变。1820年的衰退腐蚀了18世纪大多数时期都在持续发展的妇女劳动力市场。鸦片战争的爆发，为卖淫开辟了军人和外国人两个大市场，持久地改变着传统的青楼文化，把它们的经营中心转移到通商口岸，西方人眼中的歌妓在历史上获得了新的位置。太平天国运动对性别关系的影响值得专门提出来进行研究，太平军洗劫了盛清时代妇女才学*兴盛的地区。小野和子（Ono Kazuko)曾经详细描述了魂飞胆丧的江南妇女被太平军强迫解开裹脚布，而且更过分的是，走出家门到田间劳动。我们可以设想，在太平军占领结束后的反弹时期，在被芮玛丽（Mary Wright)如此恰当地称之为“中国保守主义的*后抵抗”时期，上层社会的男人和女人重新界定了不容置疑地代表汉族传统特质的妇女形象：缠足，退回深闺，做贤妻良母，以及易受侵害的脆弱性质。所以当我们了解到，当儒家的教育体系崩解，旧式的藏书楼随之在樟脑气味中尘封的时候，那个我们一直在探索的时代——那个中国社会中两性关系的转捩点，它塑造了中国身居高位的士大夫们的思想观念——也随之被人们从记忆中抹去时，我们就不应该惊讶了。 凭借着把妇女置于盛清历史的中心，我们可以对于长达一个半世纪（1843—1993年）的学术论断提出挑战。中国激进主义者和西方传教士将中国妇女看成被“传统文化”压迫的牺牲品，直到西方教育和价值观被引进之后才得到解放。这样的设想一直将对中国妇女的研究锁定在“对西方回应”（response-to-the-West）的范式之内，大多数研究中国领域的学者长期以来都未消除这种想法。更糟的是，学习中国历史的学生一直被灌输一种有关社会性别的东方主义观点，西方学术界的研究应该对此负责。简单地说，对于盛清时期中国妇女的研究表明，在中国史的研究中我们迟迟未能摆脱种族中心论残留的桎梏。中国现代妇女史仍旧是一个她们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怎么因受西方式教育和受西方改革运动影响而被解放的故事。 如果我们在社会性别关系的理解方面删掉了18世纪，便会导致对中国历史的第二个误读。这种误读在*近关于中国在以往与未来是否存在一个“市民社会”兴起问题的争论中就可以发现。这些争论带有太多东方主义的色彩，也就是说，他们用一种很成问题的西方标准来衡量中国文明的历史进程。“市民社会”，这是一个西方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的发明，它将“公共”范围与家庭和家族的“私人”范围加以严格的区分。正如西方女性主义学者曾经注意到的，市民社会的整个概念都是漏洞百出的，因为它有系统地将妇女排除在外。对于盛清时代社会性别的研究也戏剧性地戳穿了市民社会这一范式的漏洞。清朝作家从来没有过一个与家庭空间分离的“市民社会”的概念。相反，盛清时期性别关系的历史清楚地显示出，在当时的中国文化背景下，在精英阶层的公共话语中是承认妇女的家庭地位的，当时影响*著的知识分子对此也有清晰的表达，如思想家章学诚便承认，处于公共领域的男人对于退守闺阁的女人话语的倚赖，可能是每个人所共有的（“共”）。基于中国的道德哲学将妇女和家庭置于政治秩序中心的漫长历史，章学诚对于妇女的“公共”声音的理解便消解了西方政治哲学所宣扬的“市民社会”公私截然分开的论断。简而言之，对于中国妇女的历史记录——包括了她们在其间的地位以及她们作为被记录者的意识——都显示出一种对家庭生活和公共政治之间具有紧密联系的普遍深入的意识。 一旦将妇女置于历史分析的中心，中国士大夫生活的特点就被突出出来。这对于把市民社会范式强加于对帝国晚期中国历史研究之上的努力提出了挑战。这些特点让我们注意到，按照西方习惯的方式思考，会阻碍我们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理解。它们也迫使我们反思在我们自己的分析范畴中因性别偏见造成的影响。 社会性别关系在历史上的转变是不容易充分记载的。但史料已经清楚地显示出，盛清时期是一个社会性别关系被讨论和受到新的详细审视的时代。这些争论所引起的认识上的改变很难以实证方法衡量。但是从诗词中还是可以看出，对于组成帝国精英的那个很小的集团来说，这种争论是多么重要。作为史料的诗词大多数来自长江下游地区，在那里历史学家已经仔细地标绘出了盛清时代多种多样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的转型轨迹。那么又为什么在所有这些学术研究当中，有关社会性别的争论会如此经常地被忽略呢，特别是那个时代的人们已经发现它是如此显而易见的时候?孙康宜（Kang-i Sun chang）在她讨论妇女写作的诗选的出色文章中思考了一个类似的问题，她将中国文学研究中对社会性别的忽略归结为各种因素的综合。她认为主要的问题，是帝国晚期利用文本的机会有限，能否得到这种机会，首先就取决于文集的编纂方式。所谓的“标准”文集总是男性的，妇女的作品极少被收入，而且总是放在*后，甚至将其与和尚的作品归为一类，她们便因此而被边缘化。与此同时，大多数女性的文集实际上是被专门编撰的，因为如此大量的著作，按照常规文集的存在形式，是无法将其包括进去的。因此她认为，这样大量的珍贵史料被忽略，应归咎于20世纪的文学史家和文学批评家，因为他们未能将这些作品纳入自己的著作中，也没能认可这些作品在帝国晚期文学中的位置。 不幸的是，治中国史的学者们却不太容易拿上述理由当作忽视女性的借口。本书中引用的所有史料都来自已出版的中国文献——而不是档案，其中一些是**手资料，它们是被精心编撰的，出版的工本高昂，而且在盛清时期曾被男人和女人广为传阅。伊沛霞关于宋代婚姻的历史研究以及高彦颐关于17世纪妇女文化的分析已经向我们展示了在有关社会性别关系问题上中国历史文献的宏富，说明了中国妇女有自己的一部历史。换句话说，尽管我们总是需要更多和更完备的史料，但我们也不能忽略对已有的丰富史料以新的方式进行解读。 那么，我们的史料和解读的新方式究竟告诉了我们什么呢?妇女的确“拥有一个盛清时代”吗?问题本身当然就是有漏洞的。“中国妇女”是一个多样化的人群，在地域、社会地位和族群等各方面都存在显著区别。当精英阶层的妇女作家在盛清时代已经找到自我的时候，劳动妇女——她们被束缚于日益增长的家庭工业中，作为妻子和母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紧密地与家庭经济联系在一起——却有可能作为经济增长的结果而在男性面前退却。出于同样原因，当在盛清的江南地区给予女性的经济机会相对于男人可能减少的时候，这些机会却似乎一直在向那些养蚕种桑被首次推广的边境地区扩展。*后我们还应该注意，完颜恽珠作为清帝国女性代言人之引人注目，有可能与她和满族的婚姻联系有关。汉族的女作家对于这种帝国的教化工程未必会有如此浓厚的兴趣。 大多数学者对清朝妇女作用的评价都是将妇女作为一个单一类型来归纳的。由于清代朝廷特别热衷于提倡妇女贞节，许多人便得出结论说满族统治者对妇女的压迫特别沉重。举例来说，魏斐德就曾认为在清朝统治之下妇女的地位有所降低，他认为这是满族统治者对于晚明城市文化和它所孕育的“新的女读者”如此激烈抵制的结果。魏斐德与许许多多对晚清政府作严厉批评的人一样，他将满洲的政策归入“新儒家清教主义”一类，它是一种“被强化的父权”，并且“抑制了家族中每个成员尤其是妇女的独立”。从那些沦为奴婢、陷入包办婚姻、从事经济生产和在风月场所谋生的女性生活中得来的证据，的确给予魏斐德的观点以肯定的支持。但是从妇女的文学作品中却显示了，即使“新儒家清教主义”也有可能成为女性力量的源泉，佛教和道教的精神生活也为女性提供了一个完全避开父权统治的自治空间。满洲统治者、满洲官员和普通男性可能确实有这样的意图，即将清教徒式的枷锁强加在妇女身上以加强父权的统治。但是妇女无论作为作家还是作为劳动者，都是社会生产和文化生产进程的一部分，而这些进程重塑了盛清的社会性别关系。精英阶层的妇女用自己的方式去接纳时代的精神，也用她们的才华强化自己的权力，尤其是在家庭之内。 罗浦洛对于盛清时代持更为乐观的看法，他将重点放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异军突起的讽刺与批判话语对于儒家旧道德的质疑之上，他通过对盛清时代讽刺小说进行分析而作出论断，认为18世纪的特殊状况培育起一种对于社会性别角色的全新的锋利评判。他认为这些评判是中国“早期现代性”的标志，是“近代中国文化浮现的萌芽”的一部分，后者昭示了20世纪兴起的妇女解放运动。 我这本书提出的证据同样也使罗浦洛的乐观主义解读变得复杂起来。我们没有证据显示，精英阶层的女性曾经留心到讽刺作品、话本小说或学术批评中对社会变革的呼唤。回答是否定的，我相信，这至少部分地是由于精英女性作为作家，在盛清时代享受着非同寻常的自我满足和喜悦感。写作赋予妇女以手段，使她们能够存己之珍重、颂己之爱赏、伤己之永失。就感情而言，226在一个不太可能指望会有其他慰藉的世界中，写作提供了某种安慰。就社会而言，作品的被发表使作者得到了重视和声誉，而且打开了一个闺房远不能及的友谊和文友之间交往情谊的广阔的社会网络。以她们作为书写活动主体的角色而言，她们需要而且理所当然地应该受到教育，这使盛清时代的女作家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先驱。从这个方面就可以预见到，正是这些表达清晰的、受过教育的独立妇女，曾经如此热切地接受了20世纪初的革命运动。 在晚清的改革期间受过教育的妇女怎么样了?在中国近代的“家庭革命”期间对于母亲的权威又发生了什么?而且为什么在20世纪为性别平等而进行的全球性的斗争中，中国妇女一直没有站在前沿?答案或许就在于受教育的女性与广大妇女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的中国文化都是如此。正如高彦颐曾明智地指出的那样，将中国妇女区分开来的差异要超过任何一种可能使她们联合起来的性别认同。虽然知识女性的数量从17世纪以来便在持续增长，但她们的权威还是来自传统文化和写作的力量。这种力量能够使受过教育的妇女在“文”（即儒家的上层文化）的语境内形成某种道义上的和人情上的身份认同，而权力使其在儒家“文”的方面具备了人文和道德权威的身份。但同是这种力量，在20世纪剧烈的变革中，在“文”的基础被革命领袖们——有男人也有女人——丢掉时，也随之消失了。因而，要想理解中国现代的社会性别关系，我们必须要问，受过教育的妇女是怎么样、又是在哪里重新定位自己，从而在新的政治制度下或保持、或挽回、或重新创造自己在道德和文化上的权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