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项原来不读书

大块假我以文章

——我与《文艺研究》的学术交往

学人治学，是离不开学术刊物的提携与支持的。一个学者无论今天混成了多么大的“咖”或“腕”，在他成长的过程得与学术刊物打交道。如果双方情投意合，你来我往的次数多了，这交道就不再是一锤子买卖，而是会打出感情，也打出体育员所谓的“风格”和“”。笔者为文三十多年，打过交道的刊物可谓不少，但能写成交往故事的并不是很多。此前因为种种原因，我与《批评家》《当代文坛》《粤海风》《博览群书》的交往已写成文章，此后可写的刊物至少还有《文艺争鸣》《文艺理论研究》《南方文坛》等。但这些都是后话，姑且按下不表，这次我打算先说说《文艺研究》。何以如此?因为这个刊物即将举办创刊四十典活动，我写此文一方面是表示祝贺，另一方面也是自我盘点，以便述往事，思来者，与往事干杯，为来者鼓劲。

好了，闲话道过，言归正传。

2019年6月29日下午两点五十分，我坐在北师大文学院C5049报告厅里。三点整，这里将有一场学术讲座，演讲人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夏中义先生。慕名而来的各路听众已经入座，我与夏老师也各就各位，他在提神，我在运气，马上我就要主持这一讲座了。这时候，忽然手机震动，打开瞧，是张颖编辑的一条，她说：“赵老师好！首先向您说声抱歉，由于我们不同编辑室工作衔接的问题（彼此都以为对方已邀请您写纪念文章），竟然将您给遗漏了[囧]。事情是这样的：我们打算十月份出一套纪念文选，邀请好的老作者围绕‘《文艺研究》与我的学术写作’主题撰写文章。文集会在四十周年纪念活动中发布。您曾在《文艺研究》发表九篇文章，当仁不让是重要的优秀作者。眼下时间有点紧，不知可否在十天内完成？”随之而来的是一张截图，上面罗列着我的九文题目和发表时间。我赶快回复：“马上主持讲座，一会儿汇报[抱拳]。”

待我介绍过夏老师，他入到抑扬顿挫的演讲节奏中之后，我才又发：“想写，又忙——突然多了好几件事情[抓狂]，但我想试试[呲牙]。”张颖道：“期待，同时抱歉[可怜]。或许这就是传说中的‘灯下黑’[委屈]。”

夏老师正把“王国维的学思人生”徐徐打开。他的演讲就像写文章，从来都是很讲究谋篇布局的。加上他很懂得张弛有度，尺水兴波，我的思绪就无法不被他牵着鼻子，一路紧追慢赶。然而，张颖这一杠子来，其力道也不可小觑。于是，在夏老师起承转合的缝隙之间，我又抓紧时间开小差。结果，我一心二用，初战告捷，待夏老师讲座完毕，我这篇文章的思路也大体清晰了。

实际上，一见张颖那张“九宫图”，我就意识到这个抓取出了问题：到目前为止，我只在《文艺研究》上发文八篇。但为什么那张图却成了九篇？因为有一个也叫赵勇的家伙比我厉害。早在1988年，他就在《文艺研究》（第4期）上发表过文章，名为《从〈悲剧的诞生〉看尼采的悲剧观》。于是，张颖就张冠李戴（地说，是赵冠赵戴），把彼赵勇之大作归入此赵勇名下。现在，我要借此机会，郑重声明：此文非我所写，我不敢掠美。

这种情况已不是次了。记得以前也有朋友说起：八十年代你就在《文艺研究》发文章了，厉害！我疑窦丛生：没有啊，从何谈起？朋友说：写尼采的，千真万确。那时候我才知道彼赵勇在为我站台，扬我美名。这也难怪，从1985年发表处女作往后，我在八十年共发文八篇，其中还有《论中国当代悲剧观》（1986）和《悲剧不快感初探》（1989）这类文章。此赵勇写悲剧观，彼赵勇也写悲剧观，中学西学，心理攸同，家族相似，长相。加上一笔写不出两个赵，勇也都是勇于承认错误的勇，朋友就把二勇弄混了。

彼赵勇何许人也？说来惭愧，直到现在我也没整明白。记得有一次聊天，有朋友似对彼赵勇略知一二。他说：1989年之后，尼采赵去了东欧，有人见过他。到那里后不久，他就人间蒸发了。而去国之前，他在何所高校求学，又在哪家单位供职，一概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