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是件好玩的事(增订版)

谈起读书，我欣赏清初文人张潮《幽梦影》中的说法：“有工夫读书，谓之福。有力量济人，谓之福。有学问著述，谓之福。”在校学生一般感觉不到这一点，还埋怨老师布置那么多“必读书”，实在“不人道”；走出校门后，为谋生终日忙碌，那时你才意识到，有时间、有精力、有心境“自由自在”地读书，确实是很幸福的事。 本想说“人生得意须读书”，怕同学们误解，说我好了伤疤忘了疼，故意隐瞒青灯苦读的辛酸，也不谈考试前夜不能看足球赛的痛苦，更不关心“掉粉”或“出局”的尴尬。好吧，那就换一个角度，探讨读书的感觉，到底是美好、痛苦、严肃、快乐，还是酸甜苦辣咸五味杂陈？读书很快乐，但读书也很艰难，凡只说一面的，都是骗人。正因为读书“苦乐相生”，既有挑战性，又不是高不可攀——不像造航天飞机或飞往火星那么难，普通人只要愿意，都能实现，所以，我才说读书“真好玩”。 自古艰难“劝学文” 八年前我讲“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读书”，称古今中外的“劝学文”大都不可信。不是说别人不行我行，我的也不行。问题在于，明知“劝学”效果很有限，为何还有那么多往圣先贤乐此不疲？ 劝人读书，拿“黄金屋”“颜如玉”来引诱，这很俗气，可又很实在，也很有效。“文革”期间，我在粤东山区当民办教师，农村的孩子不爱读书，经常辍学，因而得去家访。家长是这样教训孩子的：你要好好读书。读好书，将来就像你老师这样，不用下田干活。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重回山村，早年的同事告诉我，现在的家长改口了：你要好好读书。要不，就得像你老师这样，走不出山村。那些教育自家孩子“好好读书”的家长，不见得知道《劝学诗》，可思路是一样的。 问题来了，有人读书多，很成功；有人读书少，也很成功；有人基本不读书，同样赚大钱，甚至还当了皇帝。当老师的，你怎么给学生解释：当下中国不少“成功人士”学历很低，手下却有无数博士、教授、院士围着他们团团转。那些“头悬梁锥刺股”者，始终“怀才不遇”，或连“才”都没得“怀”，难怪一想起来就很窝火。其实，古今传诵的各种读书名言，因其针对特定时代的特定人群（学者、文人、权相、帝王），即便有一定道理，也不可全信。“开卷有益”作为各种读书节的口号，需要仔细推敲——为什么开卷，开什么卷，如何开卷，以及开卷的效果怎样？谈读书，我更愿意先问这“读书郎”的年龄、职业、心境、目标等，然后才“给个说法”。比如，王国维的“三境界说”，就只适合于专家学者，拿到广场上去对着大众宣讲，什么“独上高楼”，还有“灯火阑珊”，听不懂。 有些道理，不是每个人都能领悟的。说绝对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读书体会，很少能“版权转让”。若“众所周知”，不用你来唠叨；若“独得之秘”，那我听了也没有用。 在当代中国，还有一个很棘手的问题：读好书，不见得就会有好出路。面对此新时期的“读书无用论”，当老师的你不能不回应。我多次批评实行了十多年的“大学扩招”。真正让人感到棘手的，还不是教授们耿耿于怀的“教学质量下降”，而是大学生就业日渐艰难，而这将影响整个国家的“安定团结”。 现在情况如何？据《中国统计年鉴2012》（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1978年普通高校在校生人数是85.6 万，20年后的1998 年，增长到340.9万。第二年开始扩招，10年后的2008年，变成了2021.0万。截止到2012年底，普通高校在校学生数为2536.5647万人。我们只说更多人上大学是好事，可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的痛苦，并没有被真正关注。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都不可能保证所有大学生就业——除非回到计划经济时代，但如果一个社会存在着大量无法就业的大学毕业生，这个社会是很不稳定的，或者说是很危险的。 “劝学文”之所以难写，因为大道理谁都懂，难处在细节——而那精微之处，确实是“纸上得来终觉浅”。因此，连带今天晚上的演讲，只能是“姑妄言之，姑妄听之”。 “专业化”与“业余性” 晚清西学东渐以后，我们整个教育制度变了，世人对于“学问”的想象，也跟以前大不一样。过去说，读书人应博学深思，所谓“一物不知，儒者之耻”。现在呢，专业化成为主流。而与此相联系的，便是国人对高学历的盲目崇拜。过去找工作，大学毕业就行了，现在水涨船高，非硕士、博士、博士后不可。这种选人的眼光是有点势利，但并非毫无道理，因为当今世界，专业化乃大趋势。 德国著名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1919年在慕尼黑大学为青年学生做题为《以学术为业》的演讲，此演讲影响了好几代学者，至今仍被强烈关注。演讲中，韦伯有这么一段话：“学术已达到了空前专业化的阶段，而且这种局面会一直继续下去。无论就表面还是本质而言，个人只有通过*彻底的专业化，才有可能具备信心在知识领域取得一些真正完美的成就”；“只有严格的专业化能使学者在某一时刻，大概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时刻，相信自己取得了一项真正能够传之久远的成就。今天，任何真正明确而有价值的成就，肯定也是一项专业成就”。 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了，韦伯的断言依然有效。直到今天，“空前专业化”仍是学术界的主流思想。当然，这种专业化强调到了极端，会有很大的弊病。尤其对于人文学者来说，可能限制其学术视野，也可能影响其综合判断，更可能消解其本该承担的社会关怀。因而，必须引入萨义德的说法。 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 Said，1935—2003）在《知识分子论》一书中称，“挑战着知识分子的诚信和意志的四种压力”中，**个就是“专业化”：“今天在教育体系中爬得愈高，愈受限于相当狭隘的知识领域。”作者希望“用我所谓的业余性（amateurism）来对抗”这一压力，也就是说，“不为利益或奖赏所动，只是为了喜爱和不可抹杀的兴趣”而从事学术研究。 关于学者如何超越具体专业的限制，中国人有个绝妙的说法，叫“博雅”，与“专精”相对应。不同于“文人”，不同于“专家”，也并非汗漫无所归依，而是“有专业但不为专业所限”。如果你受过高等教育，那么，不管是今天在校念书，还是毕业后走上工作岗位，*大的困境，很可能便是如何在“专业化”与“业余性”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面对这个困境，有三种选择：**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专业书”，直奔院士或诺贝尔奖而去；第二种，自由阅读，不求闻达，追求生活的舒坦与适意，无意或无力成为专业人士；第三种，既想成为杰出的专家，又希望保留阅读的乐趣——这第三条道路*艰难，也*值得期许。在“专业化”与“业余性”之间徘徊，那是一辈子的事情；至于在学期间，可以有轻重缓急，但我不主张过早地舍弃某些“题中应有之义”。 当老师的，说话必须负责任，切忌“语不惊人死不休”。比如，你到中学演讲，学生问你，要不要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好不好偏科发展？还有，我不喜欢数学，能不能翘课？你怎么回答？如果告诉他：没关系的，钱锺书当年考清华，国文特优，数学也才得了15 分；或者说，上不上大学其实无所谓，比尔??盖茨不也中途退学了吗？这样的回答，学生肯定很高兴，但我说不出口，因为这会害了他。教书多年，深知可以给大学生讲的，不见得适合给中小学生讲；甚至给博士生指的路，也不一定适合于本科生。我的观察是，到了大学三年级，心智基本成熟，可以深入地探讨做人以及读书的困境，还有突围的方法等。 关于“专业化”与“业余性”的纠葛，没有统一的答案；作为读书人，这个困境你必须认真面对。所有关于读书的论述，其实都该有的放矢：相对于独尊自然科学的潮流，我们强调人文学的意义；相对于过分看重考试分数，我们突出人文修养；相对于专家之炫耀专业性，我们标榜阅读兴趣；相对于道德教育的居高临下，我们强调人文教育的体贴入微；相对于高歌猛进的功利性阅读，我们主张“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为什么这么做？因为在我看来，当下中国要讲“阅读的敌人”，首推过分“功利化”。 听名人谈读书，一定要保持警惕，他们的发言都有特定语境，不能无条件接受。比如鲁迅，关于读书便说了许多精彩的话，但每回立说的姿态都不一样。在《名人和名言》中，鲁迅针对专业化时代公众对“专家”的盲目崇拜，称“专门家除了他的专长之外, 许多见识往往不及博识家或常识者的”。在《随便翻翻》中，鲁迅称随意翻阅杂书，可以消闲，也可以增长知识，应该对照比较，甚至不妨读读“明知道和自己意见相反的书，已经过时的书”。在《读书杂谈》中，鲁迅主张和社会接触，要“自己思索，自己观察”，让所读的书活起来，“倘只看书，便变成书橱，即使自己觉得有趣，而那趣味其实是已在逐渐僵化，逐渐死去了”。而在《不是信》中，鲁迅提及自己撰写《中国小说史略》，称“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这里说的是治学态度及方法。每句话都有道理，但每句话也都有局限性，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鲁迅“读书观”。也就是说，挂在口头的轻松与压在纸背的沉重，二者合而观之，才是真正的读书生活。 “有问题”且“讲趣味” 同样是读书，有两种不同的姿态与目标：一是在大学里修习相关课程，准备拿学士、硕士、博士学位；二是课外学习，自学成才，或走出校门后自由阅读。*大差别在于，后者不必要“循序渐进”，也没有“进度”或“成效”方面的考核指标。 肯不肯读书是一回事，会不会读书又是一回事。有的人读了一辈子书，勤勤恳恳，但收获不大，连一点“书卷气”都显示不出来。为什么？原因很多，*大的可能性是方法不对。以我的观察，会读书的人，大多有明显的“问题意识”。知道自己为什么读书，从何入手，怎样展开，以及如何穿越千山万水。作为“文革”后**届大学生，我们77级入学时年纪普遍较大，学习很自觉。80级基本上都是应届毕业生，因此学校安排我们这些大哥大姐去介绍学习经验。那时我真勇敢，竟然跑去跟学弟学妹们谈怎么读书。 记得我当时的发言，主要是质疑金字塔读书法。胡适的“为学要如金字塔，要能广大要能高”，常被老师们用来教育学生，要求好好打基础。我说，这方法对我们不适用，因为没有具体的工作目标及衡量标准。学海无涯，一味追求既“广”且“大”，到我们退休了，还没到长“高”的时候，岂不可惜？我自己的体会是，读书当如“挖树兜”。选择特定的树桩，顺着树根的走向往四面八方挖，挖着挖着，就连成了一个网络，你大学阶段的学习任务就算完成了。当时博得一片喝彩，后来我自己反省，这思路似乎有林彪“三十字方针”的影子——“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下功夫”。不管是“异曲同工”，还是潜移默化中受其影响，如此“挖树兜”的读书法，明显比较功利。 对于那些已经完成基本训练或走出校门的人来说，我的“挖树兜”读书法不无可取处。只有“带着问题学”，才能选准目标，集中精力，*大限度地调动你阅读的积极性，而且容易见成效，鼓励你不断往前走。 对于“非专业”人士来说，选择与自己本职工作相关或自家特别感兴趣的课题，然后上下求索，这样读书比较有效，也有趣。1922 年8 月，梁启超应邀到南京东南大学的暑期学校讲学，有一讲题为《学问之趣味》。其中提及“必须常常生活在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而*能引发趣味的，包括劳作、游戏、艺术、学问等。我相信，人生百态，“读书”是比较容易“以趣味始，以趣味终”的。*近这些年，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很多退休人士，因信仰、因投资、因旅游、因收藏等缘故，拼命读书，且很有心得。没有考试的压力，也不想成为专家，就是喜欢，甚至成痴成疵成癖。用晚明张岱的话来说，有痴有疵有癖才可爱，因其“真性情”。读书也一样，不管你喜欢读哪方面的书，只要能读出乐趣来，就是好事。在我看来，读书讲趣味，比讲方法、讲宗旨，要重要得多。 “有问题”，迫使你深入钻研；“讲趣味”，故“可持续发展”。这两者相辅相成，读书就变得好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