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为什么会生病?:精神如何影响身体

引?言 两个同龄男性都患有心脏病，心脏受损程度也相同，其中一个单身，时常抑郁，另一个是已婚人士，情绪正常。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前者比后者更可能死于心脏病，这是为什么？某女性患有类风湿关节炎，当她的生活风平浪静时，病情会相对稳定，但当她与成年子女起冲突时，病情会加重，这是为什么？在工作中，患上心脏病和胃肠道疾病的人，多是没太多决策权的人，而不是他们的上司，这是为什么？哮喘患者开始书写生活中的烦恼经历之后，其肺功能会有所改善，这是为什么？社会孤立就像吸烟、肥胖和缺乏运动一样会危害人的健康，这又是为什么呢？ 虽然看上去似乎有点奇怪，但事实上，这些问题出自美国心身协会的一本小册子。我们都很熟悉吸烟、不良饮食和久坐这些生活方式的危害，但那些可能影响我们生活的心理因素呢？当我们随口说到一种疾病是“心身”（psychosomatic）疾病时，通常是指不太严重的、短暂的不适，比如面试前胃痛、约会前头疼，或者考试前想上厕所。但在前面的例子中，却谈及了危及生命的疾病（如心脏病），还有慢性消耗性疾病（如类风湿关节炎和哮喘）。那么，我们的内心活动真的会影响到这些疾病吗？如果会，又是如何影响的呢？ 在英美两国，每个月都会有许多人（每四人中就有三人）出现躯体症状，并尝试采用某些方法来缓解症状，比如吃药、休息或去看全科医生。媒体的报道加剧了人们对健康的焦虑—报道里充斥着越来越多的疾病和不适症状，供读者们“对号入座”。据估计，全科医生面对的25%~50%的就诊问题在医学上都无法解释，因而当下全科医学对此所做出的*常见诊断就是—无病。我们该如何解释这种不断增多的“无病呻吟”呢？身体是否在为其他痛苦而扬声？ 这是个十分有趣的问题，但是我们还要考虑剩下的那50%~75%的病例—患者说不舒服，也确实被诊断患有某种疾病，比如心脏病、糖尿病和癌症。他们是什么情况？有没有可能，思想和感受也影响了那些有明确医学诊断的疾病？我们中的一些人是否会比另一些人更容易生病？如果是这样，这些人是对特定疾病更易感，还是他们本就更易生病呢？ 在本书中，我们将论证：不是忧心的事而是我们忧心的方式使我们生病。来自不同文化传统的研究都表明：对我们影响*大的是我们如何面对自身的体验。人类是会解读和记忆的物种：从史前洞壁上的狩猎记录，到监狱牢墙上的刻痕凹槽—我们需要用各种方式记录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语言文字是我们记录生活*常用的工具，但若是无法以读写表达呢？有没有可能，在某些情况下，生活经验以身体疾病的方式表现出来呢？ 在探讨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得出了一些结论。首先，不存在一种叫作“心身疾病”的特殊疾病。因为没有任何一种重大疾病是完全由心理因素引起的，也鲜有疾病完全不受心理因素影响。重要的是，身心之间存在潜在联系。即使研究表明，几百名患有类风湿关节炎的女性在与孩子争吵后，只有一人出现了病情波动，我们仍能从这一个例子中学到些东西—它可能提示，心理活动会影响关节炎的躯体表现。但是，在不同患者身上，这种影响的强弱不同；或是在同一个人生命中的不同时刻，症状显现与否也存在差异。但不管怎样，这说明心理体验和身体之间确实存在某种关联，身心相互作用的可能性永远存在。 有的人会在尴尬时脸红，有的人却没有类似的身体变化。对前者来说，尴尬是脸颊血管扩张的原因。后者可能也感到了尴尬，却没有表现为脸红。除尴尬之外，脸红也可能是由兴奋或愉悦等状态引起的。这个简单的例子警示我们，不要以偏概全、单一化地解释身心联系。某一身体症状可能有多种原因，心理因素有时有很大影响，有时却未必。类似地，同样的心理压力下，身体症状也不尽相同。每个病例都要结合其影响因素具体分析。 尽管如此，身体在某些时候更容易生病—尤其是经历分离和失去的时刻。当某段重要的关系破碎了，我们将身处一种困难、甚至是难以为继的状况。如果我们不能设法接受它，身体内部的一些系统可能就会受损，削弱我们对疾病的抵抗力，进而导致疾病（虽然并非百分百发生）。精神分析学派提出过一个有趣的观点，即，所谓的分离和失去涉及许多方面：不一定指的是失去什么重要之人，也可能是失去工作、活动机会，甚至爱好。只要这些事物处在我们生活的中心，就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如果只关注丧亲之痛那种明显的“失去”，很可能就错过了这些更不易察觉的“失去”。 对失去的思考使我们得出了另一个结论。人们注意到：丧亲者经常会试图模仿逝去的亲人。他们可能会使用与逝去亲人同样的语气，以同样的方式走路，或开始穿与亲人有关的衣服，或用与亲人有关的香水。这些模仿经常是无意识的，并可能导致身体疾病。模仿他人的行为可能是一种与他人建立联系的方式，可能是为了表现一种共同的纽带，也可能只是没办法面对失去本身，或者无法解释自己与失去的人之间关系的意义。当下，强调遗传因素的风潮掩盖了这些无意识行为的价值。如果一种症状在一家两代人中被发现，它往往会被归结为遗传决定因素，而不是其人下意识地想要与逝者保持关联。这并不是说，此种无意识的举动不具有遗传学基础；而是说，比起当代医学界某些流派摒弃心理因素的做法，身心的相互作用更值得考虑。 开放地接受这种相互作用意味着，与其用“心身疾病”一词来形容某种特定的疾病，不如用它来指代一种看待疾病的方式。例如，与其说哮喘、甲状腺功能亢进或高血压是心身疾病，不如说任何疾病—从普通感冒到疟疾，再到心脏病和癌症—都可以从心身的视角来看待。心身医学不应像眼科学或心脏病学那样，成为一个专业，而应当作为一个术语，为不同领域的执业者指出合作之路。我们希望本书能激励这种合作。 在本书开篇，我们关注了有关疾病的一些常见误解。人们通常认为，每种疾病都是定义明确的实体，有单一的病因和治疗方法。这种模式似乎契合那些需要用抗生素治疗的细菌感染，但无法解释大多数已知疾病。事实上，即便是细菌感染，这种解释也并不精准，它忽视了其他一些影响因素。同样，就算在普通感冒这样简单的日常病毒感染中，心理压力也会引起一定影响。 试图边界清晰地划分疾病的各种原因，可能会导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越是将疾病放在患者的整体生活背景下研究，就越能发现传统的标准化解释存在局限。当今医学所强调的可计算和测量的指标，不足以探讨心理因素所起的作用。我们将一切心理因素都归结于“压力”这一名词，就抹杀了每个不同病例的特殊性。个人生活的独特细节被隐去，只剩下一个含糊的总称。然而我们会看到，在阐明心理因素如何产生作用方面，关于压力的个例病史，而非大规模统计研究才是*重要的。 不过，诸如压力和疾病的细菌学解释等模型的流行可以提供一条重要线索，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健康和疾病。我们与生活中的事件越是有距离，它们就越有可能表现为我们无法控制的外部因素。而这种距离的产生可能是由于我们无法接纳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当我们无法想通一些事时，身体可能会承担相应后果。因此，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不是遭遇了什么，而是自身是否有能力为生活中的重要变化赋予意义。 这些变化和过渡的时刻可以提示为什么人会在某些时刻生病，我们将在第四章重点讨论患病的时机。如果人有可能在某个意义重大或情绪激动的时刻生病甚至死亡，那就说明身心之间有非常真实的关联。例如，某些患者听到坏消息，就会出现心脏问题，或者自身免疫性疾病加重。如果这是真的，就意味着耳中所闻对我们影响至深，甚至深达身体组织。 从第五到第七章，我们探索了语言的力量。语言可以塑造我们对身体和医疗的体验，甚至可以催生某些躯体症状，而仔细倾听和解读则可能会消除这些症状。不过，有许多躯体疾病并不是由语言引发的，却似乎仍与心理过程有关。假如某人听说所爱之人刚刚死于心脏病，随后也突发心脏病身亡，我们是否能假设第二起死亡可能与**起有关？两人都死于心脏病发作，我们应该将之当成意外，还是应假设丧亲之痛削弱了第二个人的身体，使其*脆弱的部位—恰好是心脏—停止了运作？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语言可以通过不同方式影响症状。我们将看到，一些躯体症状实际上呈现了内心的疑问或尚待解决之事。这些症状可能是在质询我们的身份或性别：“我体内潜藏着什么？”“我是男是女？”或“我是不是有可能失去自己的一部分？”但有时，停止质询某个问题也可能引发症状。症状就像是身体上的印记或图章，在话语和心智无法表达之时，它们就会显现。例如，在某个充满象征意义的时刻，某人会被无法言喻的痛苦压垮。 研究某些疾病的发生时间和过程，也会看到我们与他人是多么密切地关联在一起。人际关系中的摩擦、动荡和失望会对身体产生非常确切的影响。我们应对它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幼年时与照护者的关系。第九章和第十章将探讨这些关系的某些层面，以及它们对疾病和健康的影响。我们将看到，人们的反应大部分是无意识的。 如果说，与他人的关系可以影响我们的身体，那么这是如何发生的呢？心理体验怎样改变我们的生理状况？对免疫系统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不久以前，人们还认为免疫系统自主运转，不受大脑和神经系统调控。但新的研究表明，免疫系统实际上持续不断地与大脑互联。心理问题会直接影响免疫系统对威胁的应对。这也是心理体验容易导致身体患病的机制之一。 第十二章分析了前述过程的一个例子—癌症。癌症一直是心身医学领域热烈讨论的主题：心灵是否能影响癌症的进程，乃至使其发生？我们审视了一些证据，提出了关于身心联系的新思路。有些人会由于心理特质的原因比其他人更容易患癌症吗？我们质疑了易患癌症性格这一概念，也质疑了情感表达能力欠佳与癌症存在关联这一老生常谈。 第十三章讨论的观点是：我们在表达自己时遇到的问题越多，就越有可能生病。这一章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我们如何处理自身体验。我们需要怎样理解这个世界？而理解方式的缺失是否会使我们生病？数个国家的研究者提出，保守地疏离于自己的情感生活会为身体疾病埋下隐患，*冷酷、适应性*好的人风险*高。这个理论是否坚实？如果确实如此，这又会对人的生理产生什么影响？ 我们认为，尽管这些观点可能有益且有启发性，但它们往往过于强调情绪表达。也许，不是急性的情绪体验，而是缺乏处理这些情绪的心理架构才导致了疾病。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常常会在应对一个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新处境时生病。例如，死亡、出生、结婚、退休都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重要的变化，会改变我们在世界中所处的位置。我们需要理解、接受自己的新位置，如果做不到，在某些情况下就可能生病。 第十四章得出了一些结论。知道人们为什么会生病，并不等于有了治疗计划。我们认为，精神分析的理念可能有助于了解一个人为何生病，但它本身并不能治愈疾病。无意识的精神力量可能对身体有强大影响，但我们很少认为，谈话疗法会是治疗身体疾病的唯一良方。我们更多是将其与那些承认交流与认可之重要性的、“感性的”医疗方法协同使用。在这里，精神分析理论也有助于揭示，为什么一些非精神分析的治疗方法实际上是有效的。 *后一章提出了一个微妙的问题：医生的心理。医生的心理过程会对其理解和应对患者的疾病产生什么影响？这问题可以对任何职业提出：船长的心理状况如何影响他驾驭船只和管理船员？律师的心理生活如何影响其与客户沟通，以及为之辩护的方式？这一问题具有广泛性，但在医学上也有其特殊性。我们也会探讨它引发的一些问题。 在本书中，我们始终希望重新唤起人们对心身医学的兴趣：不是将其作为标签，贴于某些疾病之上，并将其与其他疾病区隔开；而是将其作为研究所有疾病的视角。鉴于人们对主流的生物医学日渐不满，心身医学在当下更显重要。越来越多的患者正寻求补充或替代疗法。主流医学有时攻击这些疗法，有时接纳它们，但不管怎样，如今的主流医学都认识到它们将持续存在。虽然关于顺势疗法和针灸等做法的医疗效果仍存争议，但它们显然提供了比一般的全科医生咨询更具整体观的视角。与生物医学中将身体拆解为各个部分的做法不同，它们让患者感到被认可、被倾听。与其让不同医疗方式之间的裂痕扩大，生物医学更有必要重新审视现有的理论假设，开阔眼界与心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