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学文库:流动的边界·基于100个家庭的媒介社会学研究

绪论家庭作为社会的一个基本单元，在漫长的社会历史过程，曾经、依旧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尽管家庭常被看作是一个激起人们感情的社会单位，但是它却是一个为更大的社会结构服务的一种功能性结构，许多其他机构都取决于家庭所作的贡献。”（古德，1986：8-9）在全球化过程中，人口流动加速，技术带来的信息传播迅疾地改变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影响着家庭内外的传播模式，这些因素合力，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家庭观念、家庭的信息传播结构和形式。在这个过程中，家庭成员之间的传播关系也在不断调整：尽管每个家庭成员在社会上有了新的角色，他们依然希望通过相互交往为其他的家庭成员提供有形和无形的帮助，传播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Koerner & Fitzpatrick，2010）。一方面，家庭作为一个领域，是一个相对私密的空间；另一方面，家庭作为组织、家庭成员作为个体，从宏观和微观层面都自然而然地与家庭之外的领域发生关系。就中国的家庭而言，其变迁过程与中国社会历史的进程一样，也在不断调整中。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的社会变化几乎渗透在各个层面。这些变化的动因，部分来自外力的迫使，部分来自中国人自身的努力。1949年之后，随着新的社会制度的确立，家庭的变化在各个层面铺开了。1978年的改革开放，则以另一种新的变革形式，对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形成了较大的冲击。其中，农民工家庭应该是承受这种冲击力度较大的单位之一，对其进行关注和研究，可以为中国社会变迁趋势提供一个层面的社会明证。从劳动力角度而言，相比一个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公司和个人，一个家庭生产单位对劳动力的态度很不相同。首先，一个资本主义企业不会在边际劳动报酬低于市场工资的时候继续投入劳动，而一个家庭农场，如果没有其他就业机会，依然会继续投入劳动以满足其家庭的消费需求，在经济逻辑上一直到其边际报酬为零。其次，家庭农场中的辅助劳动力不能用机会成本的概念来理解，因为这样的劳动力在市场上不能出售，但在副业生产上却可以起到关键性的作用（黄宗智，2011：96）。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口压力与家庭经济组织结合，形成庞大的“非正规”底层社会和其家庭经济单位，认识到这一点才有可能认识并想象真正的中国。这是与现代西方不同的中国的过去和未来。不同不仅仅在于它的经济原理不同，也包括它的社会结构不同（黄宗智，2012）。因此，从家庭单位出发，而不仅仅是从西方现代“个人”的建构出发，才可以认识到中国社会变迁的深层历史动因。从变迁而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农民工群体可以说是改革开放的“直接产物”。首先，尽管改革开放的政策一开始是从农村到城市，但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实施需要的是多方位的配合，在农村集市基础上形成的地方市场、由城市改革所引发的乡镇企业的出现，以及这个过程本身对农民观念的触动所导致的行为变化，都使得人口的流动在市场的自发运作中、在城市社会的“边缘”职业需求中渐渐成为一种不得不面对的现象。其次，从城市管理的政策而言，2002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做好农业和农村的工作意见》中，首次涉及农村劳动力流动和进城务工的问题的议题，2003年出台了两个标志性的文件即《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03〕1号）和第381号国务院令《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2003年8月1日正式施行）。前者的出台所隐含的信息指向依然是以城市管理稳定为中心的行政导向，因此在执行层面上文字意义更大于现实运作。后者的出台导致1982年5月国务院颁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废止，其标志性意义在于外来者进入城市流动的行动自由权某种程度上得到了保证。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下发，**次从理论上提出“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首次将进城务工人员列为产业工人。2005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指出，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就业制度，依法保障进城务工人员的权益。这个建议可以说将城乡之间的就业市场直接纳入了社会发展的整体规划中，与200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相呼应，就业和服务管理成为农民工进城需要关注的核心问题。2005年12月29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其中专门提到了农民工问题：“农民工已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如何对待农民工，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全局和长远的大事。”2006年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撰写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对“农民工”的概念做了明确的界定：“‘农民工’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概念，是指户籍身份还是农民、有承包土地，但主要从事非农产业、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人员。狭义的农民工，一般指跨地区外出进城务工人员。广义的农民工，既包括跨地区外出进城务工人员，也包括在县域内二、三产业就业的农村劳动者。”（魏礼群，2006：4）此外，2013年6月14日国务院宣布，成立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概括而言，1949年以来的流动人口管理模式可以分为四个过程：“自由宽松型”（1949―1957年）、“严格限制型”（1958―1978年）、“防范控制型”（1978―2000年）、“多元目标整合型”（2000年至今）（徐伟明，2009）。就地方而言，深圳流动人口管理模式可以分为三个发展历程：“以治安防范为政策目标的防范型管理模式”（1984―1999年）、“多元政策目标的综合型管理模式”（2000―2005年）、“以居住证为载体，弱化户籍概念，具有广泛社会整合力的福利型管理模式”（2006年至今）（傅崇辉，2008）。北京流动人口管理工作可以分成五个阶段：“户籍管理阶段”（1958―1984年）、“暂住管理阶段”（1985―1994年）、“条例管理阶段”（1995―2002年）、“调整转型阶段”（2003―2005年）、“主动创新阶段”（2005年至今）。无论如何划分，总体而言，对于农民工进城的管理，都是从限制、防范继而到多元化管理手段的实施这几个阶段。而就媒介报道而言，以《人民日报》和央视《新闻联播》为例，对这一群体的称谓从1998年到2012年“两会”期间，呈现出多样化的情形，农民工这个称谓直到2008年才获得了主导性地位。就时间序列和空间维度而言，农民工群体的出现，与改革开放这一宏大背景的发端，并无“直接”的对应关系。20世纪70年代末期发端的改革，从路径而言，是自农村到城市；从政策制定而言，也是从对农村社会的变革开始的，而针对城乡之间人口流动的规定，直到1986年的第五个一号文件才被纳入政策视野中。自1982年开始到1986年改革初期的五个一号文件，其主题依次如下：确立包产到户合法化；放活农村工商业；疏通流通渠道，以竞争促发展；调整产业结构，取消统购统销；增加农业投入，调整工农城乡关系。直到1986年，城乡人口流动才正式被纳入改革政策合法性文本表述中。大约从这个时间点开始，部分农民离开乡村，进入了流动的生活空间中。这个流动的生活空间，或者是附近的小城镇，或者是遥远的大城市。尽管允许城乡流动，基于20世纪上半叶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现实，进入城市的农民，在城市社会的空间中并没有获得合法性的城市身份，同时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他们始终是被限制在“城市之外”的。仅仅从称谓上而言，“农民工”这三个字是从1986年的一号文件提及城乡流动才开始进入官方视野的。概括而言，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政策导向是对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采取严格控制的。80年代初期，农村劳动力主要在农村内部从事非农业劳动，亦即“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80年代后期，乡镇企业发展受挫，使更多的农民离开乡村进入城市谋生。同时，东部沿海地区的出口加工企业的发展也为离土离乡的农村劳动力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于是，大批农村劳动力流向东部，出现了空前的“民工潮”。为了控制“民工潮”，国务院在1989年初发出了《关于严格控制民工盲目外出的紧急通知》，国务院办公厅在1991年初又发出了《关于劝阻民工盲目去广东的通知》。1994年，劳动部颁发了《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就业管理暂行规定》，试图以行政手段来调控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李红艳，2016：1819）。 这个时期，农民进城就业政策的特点是半开放、有计划、有限制、有歧视，并有进入行业和工种管制（杨黎源，2013）。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的政策导向侧重于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采取以就业证卡管理为主的强化管理，并在政府官方文件中将农民工称为“盲流人员”或“民工”。这种防范式的管理体制，不仅限制了农民工在城镇的就业机会，也严格区分了农民工和城镇居民的身份，将农民工搁置在城市居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之外（李红艳，2016：19）。20世纪70年代末期发端的改革开放，与农民工的出现并无“直接对应关系”。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农民工群体是在改革开放的市场化空间中，与城乡对立的二元格局的社会背景下，依靠自发的力量，在逐步市场化的机遇中，“不顾一切地”冲到了城市社会中。“市场的力量给被政府、大众媒介及社会其他阶层边缘化的农民工群体，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正是在这种机遇中，他们延续了农村经济改革中未完成的‘人的改造’过程，以个体化的姿态延续了乡村社会中的变迁缺失，并且以既不同于乡村社会也不同于城市社会的方式，缓慢地‘进行着’仅仅属于他们自身群体的个体化过程。”（李红艳，2016：187）从**批农民离开家乡开始外出打工开始，农民工群体便展开了他们在中国当代社会史发展中的生命历程，这些鲜活的个体以群体的姿态，在市场逐渐拓展的过程中，顽强不屈地寻找着自身在社会中的位置，他们隐忍而沉默，沉默而隐忍，在日常生活的庸常琐碎中，坚定地将脚步落在了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与市场化不断交叉的社会发展的节奏上，这些脚步或许是凌乱的，或许是散漫的，甚至是断裂的、无序的，但却是毫不犹豫的、坚定不移的，也是游移不定的、满怀踌躇的，他们以自身的生命谱写着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社会的变迁之曲。E.P.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指出，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就历史而言，他们虽然貌似失败了，但却不是永恒的失败者，“他们的50年历程以无比的坚韧性哺育了自由之树，我们可以因为这些英雄的文化而感激他们”（汤普森，2001：981）。笔者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陆续进城的农民群体，在逐渐从盲流等称谓转变为农民工这个众所周知甚至是被泛化的概念过程中、在逐渐从非法流动到合法定居并在身份上一步步获得合法城市社会身份的过程中，他们的生活状态、工作状态、家庭生活、娱乐消费等话题在成为当代社会发展趋势重要构成部分的同时，自身也获取了一定的话语地位和经济地位。在改革开放40余年中，他们以无比坚韧的意志力、艰辛勤劳的行动力，奔波在乡村与城市之间，以身体和行动谱写了一部富有社会意义的改革开放发展史，而他们的家庭在这一段社会和经济变迁史中，随着他们身体的流动、行动的变化、职业的选择、居住的迁徙成为观察这种变迁史的一个重要视角。农民工在迁移与流动中，随着身体的流动、行为的选择，必然会带来价值观以及道德观的改变，这些因素集中体现在他们的家庭变迁中，正如潘光旦先生所言：“家庭之所以为社会重心者，因其自由文化以后人类情感之维系物与归宿地也。初民生活无定局，其情感之推施亦甚散漫。及后，文化渐进，其情感始集中于妻孥，集中于父母，而家庭得以成立，社会乃有秩序可言。近世家庭组织之日趋涣散与社会问题之日益复杂似不无重要之连带关系，其间变迁之迹似适与初民社会相反。初民社会之推情，由散漫而集中，今则由集中而复归于散漫。”（潘光旦，1993：217）虽然农民工并非来自初民社会，然而进入的城市社会对他们而言则相当于一个“初民社会”。作为陌生的闯入者，他们以及在遥远之地的家庭在经历了过去40余年的漫长变迁中演变成了什么样子？这不仅是中国改革开放中值得深入探究的一个学术命题，也是一个我们无法回避的生命命题，其家庭变化过程在一定意义上，不仅代表着中国乡土社会根基变化的过程，也是建构和寻觅新的社会秩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本研究将农民工家庭这一概念放置在研究中心，而农民工与改革开放则是围绕家庭而构成的两个研究背景：改革开放为宏观的社会背景和历史变迁背景，农民工群体则为中观的社会现实前景和历史现场，家庭是这两个大的背景下投射的一个微观视角。透过家庭这个微观与中观兼顾的视角，既可以折射出社会的中观层面，即一个群体的生命流动历程，也可以反映出宏观的层面，即一个宏观社会变革的演变过程及其对社会大众带来的广泛影响力，目的是透过家庭这个漂浮在社会层面的现象来探究社会秩序的变化是如何发生的。鉴于此，本研究对家庭的关注并非完全从社会认知的视角进行细致的研究，也并非从爱情观、婚姻观、家庭观以及子女观等视角进行研究，而是侧重于两个焦点：一个是流动，另一个是阶层。这是由农民工家庭的特征以及家庭在改革开放40年的变化趋势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