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河记

我一无所知
——2001年的序，2022年的跋 有一段时间，有句话在朋友中间流传：
我对世界一无所知。
这话是刘震云说的，是刘震云随口而出的诸多格言中的一句。像所有的格言一样，它有炫目的表面效果，也有经不起深究的混乱，它是一个把水搅浑的漂亮动作。
它很有效。有一天，有记者问：“能不能用一句话说出你对黄河的感觉？”
我愣了一下，我知道我必须说出一句格言，我灵机一动，万分诚恳地说：
“我对黄河一无所知。”
那位记者很满意。 沿着黄河，我从甘肃、宁夏、内蒙古走到陕西，从六月走到九月，我当然不是一无所知，我的问题是难以确切地说出自己所知的是什么。我不仅在旅行，我*终还要写作，面对电脑时我审视我的经历和感觉，努力逼近，看清它。
史蒂文斯曾把这样的工作比作“擦玻璃窗”，这真是一件不容易的活儿。 关于黄河，人们说得太多了，玻璃窗上有厚厚的尘埃落定。它几乎不是一条被看到的河，而是被说出的河。
我曾经设想，我可以把自己擦得干干净净，似乎我从未见过这条河、从未听说这条河，这条河似乎**次被人，也就是被我看到和描述。但我发现这很难做到，黄河不是异域，黄河就流在我的血管里，流过一个中国人的前生今世，你得拿出绝顶的矫情才能假装自己从不认识它。
我认识它，就像认识我家楼下的那条街道。但我真的认识那条街道吗？冷清的店铺里神色恍惚的店员、无休无止拉着胡琴的乞丐、擦车的孩子、站在深夜寒风中的女人、兜售盗版光盘的瘸子、遛狗的老人，还有街上匆匆走过的所有人，我认识他们吗？
同样，行于河边，我感到熟悉、亲切，我也感到巨大的陌生。我见到了很多的人和事，但见得越多，我越觉得在这一切下面肯定有更广阔更深邃的事物是我没有见到、难以接近的，我时时意识到它们的存在——就像一个人行于黑夜的荒原，你的火把或手电照亮你眼前的路，这时你敢说你对世界不是一无所知吗？
所以，行走黄河的结果就是我不敢轻易地谈论黄河。在此之前，我可以滔滔不绝地谈论它，谈论黄河两岸的土地、人民、历史和文化，但现在，我不敢了。我回到北京，回到书斋生活，我看到报纸、杂志和一本本的书中，我的同行们在高谈阔论，黄河哺育了一个古老民族的文明和文化，关于这种文明和文化，这个民族的知识分子可以像解剖一具尸体一样超然自信地做出分析和判断，似乎我们已经完全掌握了它的本质，就像牢牢地抓住了一块石头。
但黄河不是石头，文化也不是，它们是水。行于河边时，我为它浩大的、流动不居的多样性而惊叹。地质、气候、血缘、语言、饮食、服饰、房屋、作物……还有人的表情、人的信仰、人的记忆，人们感受、思想和表达的方式，等等等等，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这千里万里的河流和大地是如此纷繁多彩。没有这种无限的多样性就没有这个民族，没有这个被人谈论的中华文明和文化。
那么，反过来看，我们究竟是凭借什么论定和说出它的“本质”的呢？不是凭着对这种多样性的认识，而是凭着对这种多样性的麻木不仁，凭着一种遮蔽和抹去民族生活丰厚、复杂质地的强大冲动。我们从未站在河边，过去一百年来人们实际上是站在塞纳河边或泰晤士河边看黄河，以为一目了然。
我们的话如同尘埃泥沙，黄河如果干了，也是被人说干的。 我为什么还要说？
原因有二：
**，我答应了人家，从黄河回来，我要说点什么；
第二，我要说的在很大程度上不是黄河，而是我在河边的日子。黄河使我有了几十个富饶丰满的日子：喧闹、沉静、鲜艳、晦暗、快乐、沮丧、放浪、庄重。它们在此前此后的日子里闪闪发光，我乐于回忆它们，从中选出十几个日子在电脑上重新过一遍。 我尽量避免对着黄河夸夸其谈，我只对着我自己：这个人行于河边，他看到了什么？他如何理解他所看到的事物？他做出理解的背景是什么？他真的理清他的印象和思想了吗？
对这一切，我毫无把握，写的时候我感到比行走更为困难，我常常觉得很多话是说不清的，我还不能把“玻璃窗”擦得锃亮，达到一种坚硬透彻的确切和明晰。
但事情的有趣之处也在这里，我在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里写完了这本书，这是一次激越的写作经验，如同飞翔，御风而飞，飞在广大、混沌、难以测度的地方。
每到一个地方，我都得告诉那里的人们我是谁，我来干什么。我看他们，他们也用陌生的目光看我，我这辈子不曾那样没完没了不厌其烦地自我介绍。
“我是谁？”——这渐渐成了一个重大问题，在河边的日子里，它成了面对黄河时必须解答的问题。
那么，至少，我确认，我是黄河的后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