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散文

回忆我的父亲 我自从家里迁居苏州，就在当地的振华女中上学，寄宿在校，周末回家，见过那一大片住满了人的破房子。全宅二三十家，有平房，也有楼房。有的人家住得较宽敞，房子也较好。*糟的是“一文厅”，又漏雨，又黑暗，全厅分隔成三排，每排有一个小小的过道和三间房，每间还有楼上楼下。总共就是十八间小房，真是一个地道的贫民窟，挑担的小贩常说：“我们挑担子的进了这个宅子，可以转上好半天呢。” 我父亲不精明，买下了这宅没人要的破房子，修葺了一部分，拆掉许多小破房子，扩大了后园，添种了花树，一面直说：“从此多事矣!”据他告诉我，买房子花掉了他的一笔人寿保险费，修建是靠他做律师的收入。因为买房以后，祖母去世，大伯母一家基本上能自立，无锡老家的负担已逐渐减轻。房子费了两年左右才修建完毕。 我常挂念原先的二三十户人家到了哪里去。*近，有个亲戚偶来看我，说他去看了我们苏州的房子(我们已献给公家)，现在里面住了五十来户。我大为惊诧，因为许多小破房子全都拆了，哪来那么多房间呢？不过小房子既能拆掉，也能一间间再搭上。一条宽走廊就能隔成几间房呢。许多小户合成一个大宅，一个大宅又分成许多小户，也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天下大势”。 我父亲反对置买家产不仅是图省事，他还有一套原则。对本人来说，经营家产耗费精力，甚至把自己降为家产的奴隶；对子女来说，家产是个大害。他常说，某家少爷假如没有家产，可以有所作为，现成可“吃家当”，使他成了废物，也使他不图上进。所以我父亲明明白白地说过：“我的子女没有遗产，我只教育他们能够自立。”我现在常想：靠了家产不图上进的大少爷即使还有，也不多了，可是捧着铁饭碗吃大锅饭而不求上进的却又那么多；“吃家当”是不行了，可是吃国家的财产却有多种方式。我父亲知道了又将如何感慨。 我在中学的时候，听父亲讲到同乡一位姓陆的朋友有两个在交通大学读书的儿子，“那两个孩子倒是有志气的，逃出去做了共产党。”指陆定一同志兄弟。我弟弟在上海同济读书的时候，带了一个同学到我家来。我听弟弟转述那人的议论，很像共产主义的进步思想。我父亲说那孩子是“有志气的”。但妙的是弟弟忽然私下对我说：“你觉得吗，咱们爸爸很腐朽。”我断定这是他那位朋友的话，因为他称我弟弟为“安徐堂”的“少爷”。在他眼里，我父亲是一个大律师，住一宅宽廊大院的大宅子，当然是“腐朽的资产阶级”。我没有搬嘴，只觉得很滑稽，因为“腐朽的爸爸”有一套言论，和共产主义的口号很相近，我常怀疑是否偶合。例如我父亲主张自食其力，不能不劳而食。这和“不劳动者不得食”不是很相近吗？ 我们搬入新居——只是房主自己住的一套较好的房子略加修葺，前前后后的破房子还没拆尽，到处都是鼻涕虫和蜘蛛；阴湿的院子里，只要扳起一块砖，砖下密密麻麻的爬满了鼻涕虫。父亲要孩子干活儿，悬下赏格，鼻涕虫一个铜板一个，小蜘蛛一个铜板三个，大蜘蛛三个铜板一个。这种“劳动教育”其实是美国式的鼓励孩子赚钱，不是教育“劳动光荣”。我周末回家，发现弟弟妹妹连因病休学在家的三姐都在“赚钱”。小弟弟捉得*多，一百条鼻涕虫硬要一块钱(那时的一元银币值270—290铜板)。我听见母亲对父亲说：“不好了，你把‘老小’教育得惟利是图了。”可是物质刺激很有效，不多久，弟弟妹妹把鼻涕虫和蜘蛛都捉尽。母亲对“惟利是图”的孩子也有办法。钱都存在她手里，十几元也罢，几十元也罢，过些时候，存户忘了讨账，“银行”也忘了付款，糊涂账渐渐化为乌有。就像我们历年的压岁钱一样。因为我们不必有私产，需钱的时候可以问母亲要。 假如我们对某一件东西非常艳羡，父亲常常也只说一句话：“世界上的好东西多着呢……”意思是：得你自己去争取。也许这又是一项“劳动教育”，可是我觉得更像鼓吹“个人奋斗”。我私下的反应是，“天下的好东西多着呢，你能样样都有吗?”